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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夏，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一座花木繁茂的四合院里，住着一位神清气朗的老人。这位老者就是曾经名震海外华侨界、历经坎坷的洪门领袖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 闯“金山”飘洋过海赴美洲司徒美堂原名羡意,字基赞,1868年4月3日在广东开平县滘堤洲一个破产农民家庭中降生。他4岁时,含辛茹苦的父亲不幸去世,只好由守寡的母亲艰难地抚养他成人。童孩时代在家乡只读了4年私塾,就到广东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去当学徒了。因为家贫年少经常受人欺侮,便暗自学武习艺,企图报复,并从小养成了爱打抱不平的侠义性格。 1880年,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寻找出路的冀望,毅然随同乡亲到香港,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船票是当时的“龙洋”52元,还是他母亲东凑西借弄来的。经过1个多月的漂泊,他踏上了美国旧金山码头,但被美国流氓抛了一身马粪。到了旧金山,先要解决生计问题,到处找工作。不久,他在一家中国餐馆“会仙楼”当了帮厨。12岁的小童工每天工作不下16小时,而每月工资仅得12美元。 1883年,他阅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启示。他基于义愤,加入了“洪门致公堂”。 “洪门”是明末抗清群众性秘密组织,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革命分子逃亡海外,美国华侨的洪门组织开始发展起来,习称为“洪门致公堂”。司徒入洪门后,开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无赖欺侮华侨,常到中国餐馆吃“霸王饭”,吃饭不仅不给钱,还要摔碗扔碟,甚至动手打人。华侨深受其害,但因身在异国他乡,清政府又软弱无能,也无可奈何。司徒年轻气盛,富有正义感,又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加上从小又学得一身格斗武术,手持一刀一棍,10数人莫能近身。每每遇上此类流氓,他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三拳两脚,把对方打翻在地,抛到街上。20岁时,血气方刚的司徒有一回因把流氓打伤致死,被捉去坐牢,差点被判死刑。幸亏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相救,囚禁了10个月才获释出狱。从此,司徒其人其事就在华侨中传开了。 司徒出狱后失了业。为了谋生,他给洋人管家、看孩子、当男保姆。1894年春,他来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夫,随军舰四处漂泊,到过南北美洲及欧洲各地,广开了眼界,也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1889年春,该军舰要开到菲律宾去和西班牙军队作战,争夺那块殖民地。舰长扬言:“凯旋归来,加薪升级。”司徒对此不感兴趣,便和中国海员相率退职,回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瓜菜走街串巷。 建帮会“安良堂”里当“大佬”早在1894年冬,司徒就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指挥欠灵,作用不大。若要为华侨做点事还得在致公堂的系统内另立“山头”。于是,便与洪门人士阮本万、李圣策等人一起商量,集合堂内一些富有正义感、少年气盛、敢作敢为的青年,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隶属于致公堂系统之内。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拥司徒为“大佬”(即洪门大哥)。从此,他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达44年之久,直到1938年他70岁时才退休。在近半个世纪中,由于他的努力活动,安良堂由小到大,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安良大厦遍布美国东部各城市,成员达2万人之多,安良堂在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到美洲进行革命活动。到达波士顿时,司徒发动当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后来孙中山还在司徒家中住过一段时间。司徒自告奋勇,充当保镖兼厨师之职。这期间,他亲自聆听了孙中山讲的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认识。孙中山对他的组织能力也深为赞许,给予指导,并着意整顿,使洪门组织带上了革命色彩。1905年,司徒从波士顿到纽约,成立了安良总堂,继续扩大华侨的爱国团结工作,并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当地华侨众多,华侨的堂口也很多。保皇党和清朝钦差馆都有相当的反动力量。安良堂能在这里立足并成立总堂,标志着这个独树一帜的新山头有了飞跃的发展。其影响所及,除了波士顿和纽约两堂以外,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等31个城市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入堂人数骤增。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国内同盟会人电告孙中山,急需革命经费15万美元。孙中山一时难以筹措,司徒便向致公堂提议,毅然决然地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3地的4所致公堂大厦典押出去,这才及时筹足所需款项。同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所需的旅费,也全是由司徒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提供的。 孙中山回国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向国内发回300多封通电，积极拥护孙中山当大总统。对此，孙中山非常感动，在就任大总统后，曾给司徒美堂发去一封电报，邀请他回国做总统府的“监印官”，司徒美堂以“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谢绝。 保护蔡廷锴，结交杨虎城司徒美堂虽然身在美国，但心却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忧心如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对十九路军的奋起抗战极为兴奋，积极组织华侨捐款支援。但得知蒋介石把大部分捐款扣下后，司徒美堂非常生气，后来再寄款时就注明由蔡廷锴将军“亲收”。 1933年，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失败后，蔡廷锴被迫流亡美国。司徒美堂得知后，亲率3000多名华侨、300多辆汽车前往纽约码头迎接。蔡廷锴因其抗日壮举，成为“有史以来”在美国最受华侨欢迎的中国官员。但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却收买了杀手，准备于蔡廷锴游历各地时伺机行刺。对此，司徒美堂特向美国各大城市的致公堂组织布置了保卫任务，并在《纽约五洲公报》上发表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当场把凶手捣成肉酱。”蔡廷锴在美国游历了24个城市，其中司徒美堂亲自陪同其游历了10多个城市。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逼出国，来到美国纽约，司徒美堂发动侨胞热烈欢迎，盛情款待。杨虎城向司徒美堂讲述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经过，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司徒美堂对国内政治“洞见大势”，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杨虎城对司徒美堂说：“西安事变时我同意共产党的提议放了蒋介石，他那种怕死的可怜相使人喷饭。但忘恩负义的老蒋却派出大批杀人特务跟在我背后想下毒手。美蒋特务勾结一起，我在美国似乎不很安全！”司徒美堂听后极为愤慨，立即嘱咐安良堂的兄弟加意照顾杨将军，直到送他上船去伦敦，才珍重道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华侨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继续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抗战。为了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司徒美堂毅然辞去所有公私职务，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他每天上午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结束，每天工作长达十三四个小时，风雨无阻，五年如一日。 据统计，司徒美堂主持的“筹饷总会”募捐总额达1400万美元，其中纽约华侨捐款额约为330万美元。司徒美堂本人成为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也成为纽约华侨社团中为祖国捐款最多的一个。与此同时，司徒美堂还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秘密联系，将美洲华侨的部分捐款资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 目睹国民党暴行拒绝蒋介石“好意”1941年冬，司徒美堂第四次回国。不久前，他在海外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曾向蒋介石发出通电:“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坚持抗战。”这次抵达香港不几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日本特务逼司徒美堂当“维持会长”，美堂坚持爱国立场，在洪门兄弟帮助下，化装逃出香港，于1942年辗转抵达重庆。途中他看到了国民党一幕幕腐败的图景。此外，司徒美堂到重庆后还得知，1936年蒋介石所搞的“献机祝寿”活动不过是一场骗局，美洲华侨捐献的巨款并没有购买飞机用于抗日，而是进了私人腰包。抗战期间，美国华侨将血汗换来的美金交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侨眷作生活费，但经国民党官员层层炒卖，侨眷收到侨汇要到半年乃至一年之后，害得许多侨眷全家饿死。 蒋介石在得知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消息后，为了拉拢司徒美堂为其所用，特派出吴铁城、陈立夫等大批国民党要员到机场迎接，随即安排入住中央饭店。在重庆期间，蒋介石夫妇曾先后三次会见司徒美堂，并给他以到访必迎、出则搀扶、送到“第三道门”的“殊荣”。蒋介石还提出要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并准备在中央政府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但由于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使司徒美堂对国民党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好意”。 司徒美堂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失望之极的同时，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的接触，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在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到中央饭店来看望他，并特意带来了《新华日报》，让他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五天后，周恩来又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司徒美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并向他发出了访问延安的邀请。当时，尽管司徒美堂“对此犹豫不决”，但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 1943年2月，司徒美堂返回美国时，周恩来又亲自前往送行，并嘱咐他将祖国抗战的重要性及抗日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侨胞。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游历了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广大侨胞报告了祖国抗战的真相。 舌战司徒雷登，呵斥杜月笙1945年3月，为了更好地集中华侨力量，支援祖国的抗战，并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发展，司徒美堂在纽约主持召开了“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决定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的致公党与以后国内成立的致公党为两个不同的组织)，司徒美堂当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于1946年4月率领美洲洪门致公党10位代表回到上海，准备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参与祖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回国之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国共两党和民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因不愿有其他政党存在而未予答复。 1946年6月21日，司徒美堂在吴铁城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但正忙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只是寒暄一番，应付了事。这使司徒美堂大为不满，决定要向蒋介石讨还抗战期间受其委托在美洲宣慰华侨时花掉的3万美元旅费，这次蒋介石却避而不见，让吴铁城来应付。吴铁城不但当面拒绝，而且蛮横地表示：“政府的钱不能给异党去用，你们组党，可到美洲去搞，为什么要回来！”司徒美堂听后勃然大怒，当即用手杖去打吴铁城，幸被众人拦住。 不久，在上海召开的“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司徒美堂呼吁国民党“还政于民”，但美洲洪门人士赵昱却倒向国民党中统一边，并在其支持下另立山头，于1946年9月1日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虽然被选为有名无实的主席，但由于他看清了成立“民治党”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因此闭门不出以示拒绝。 蒋介石见用民治党“绑架”司徒美堂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又提名他为“国大”代表，并拨给3000美元的特别费，但仍遭到拒绝。蒋介石急了，忙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中斡旋。司徒雷登领命后，请司徒美堂吃饭，表示要用“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司徒美堂这位“半个美国人”。司徒雷登声称自己虽是美国人，但在中国住了五六十年，父母的坟山也在杭州，他爱恋中国，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生活，与其说他是美国人，不如说他是半个中国人，因此他一定要协助把中国搞好。 司徒美堂听后很不以为然，表示：“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可是并不怎样爱现今美国，所以不是半个美国人，我还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我只愿这把老骨头埋在中国。”“美国人民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美国兵，美国飞机，美国军舰几乎开入中国每一个角落；美国货充斥了中国市场；美国的银纸在中国流通；美国人那样地关心中国政治；美国政府那样热烈地搞起中国内战。很明白，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不亡于日本就亡于美国。”两位“司徒”的谈话最后不欢而散。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请出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杜月笙连劝带威胁道：“司徒老啊，国大代表是蒋委员长提名的，他让你当就当吧，蒋介石可不是好惹的。”司徒美堂当场挥杖拍案而起，大吼道：“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司徒美堂一气之下离沪赴港，从此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响应中共号召转道香港回国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司徒美堂于8月12日在香港建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是主张”。这是他沉默一年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言，表示：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 10月18日, 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 特签署了《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 并约定待其抵达美国后在香港各报发表。声明斥责“蒋介石玩弄阴谋, 背信弃义, 行独裁之政治, 置民主于不顾, 一手撕破政协协议, 挑动剿共内战, 美堂乃愤而赴港, 视蒋介石如寇仇”。现今, 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之主张, “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 热诚表示拥护, 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 为中国解放而努力”。随后, 司徒美堂又于10月23日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 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政协何时开幕, 接到电召, 当即回国参加。” 1949年1月，毛泽东致函邀请司徒美堂来解放区参加会议，新政协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为美洲华侨代表，于1949年8月9日乘飞机离开美国，9月初到达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此后，司徒美堂定居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一座宁静的四合院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进行多种社会活动.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度过了幸福的晚年生活，1955年5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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