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遭到阎锡山、蒋介石围追堵截,三十二军也在被调集之列。面对蒋介石的调令,王兴纲为感到左右为难的商震献策说:“听从调令,见机行事。”商震即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商震以隐晦的语言说:“将来我们同日本定有恶仗要打,这次奉命调入山西,不必过分认真,要注意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损失。”西安事变发生后,王兴纲看准了商震不赞成打内战的心思,为商震献策对西安事变“不宜明确表态”。次日,商震奉命参加由何应钦主持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与会国民党将领大都主张兴师讨伐,商震却一言不发。何应钦问商震什么意见,商震只是说:“我听从上命。”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商震感到十分高兴,赞扬王兴纲在紧要关头对重大问题给他出了好主意,当了好参谋。王兴纲在三十二军中从事地下党工作达10年之久,审时度势,坚定、冷静而巧妙地团结商震及其所辖部队,使之将主要力量投入抗日战场,并为发展壮大党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商震对他在所属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活动采取不干涉态度,有人报告商震说他是共产党员,商震斥责报告者说:“他是共产党也不会坑我啊!”此后,再没有人提及王兴纲是共产党人之事。 《红色印记——共和国军事家暨开国将帅肖像印》 来源:赵连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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