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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笔下的“两株枣树” 吴营洲 鲁迅笔下的“两株枣树”，出自其散文集《野草》中的《秋夜》篇。该篇劈头就来了这么一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面对这样的语句，猛一看很是惊讶！为何会这样写？细一看仍很惊讶！为何会这样写？因是，便油然生出了贬斥者与推崇者两大派。而这两大派，渐渐地几成水火了：贬斥者如李长之，其在《鲁迅批判》一书中直言：“至于那种'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认为简直堕入恶趣。”一度十分生猛的上海后生韩寒，曾在其《语文真的是有很大问题》一文中评价道：“说真的，谁知道鲁迅写我家门前有一棵枣树，还有另一棵枣树是什么意思，可能什么意思都没有，自己想玩票呢，或者说写了一棵以后忽然记起来还有一棵呢。反正我不敢断定，因为我不知道。”当然，推崇者则认为，这样的语句对汉文字的使用，几近到了极致，甚或认为自古至今无人能出乎其右。为此，有论者（如徐林申者）还特意撰文释读这几句所具有的非同凡响的艺术效果：其一，以反复重叠的修辞手法，……类似电影中的特写镜头，突出了“枣树”。其二，鲁迅故意借助冗长的笔墨，传达单调、无聊、乏味之感，而这正是他当时思想苦闷的真实写照。……其三，给全文定下冷静、阴郁的情感基调，让人感觉到一种孤静的寒意。……这样的释读自然很专业，很学术，但我依旧不明白为何“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就表现出了人的孤独。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读到了这样一个段子，才如醍醐灌顶般，恍然大悟。该段子称：“我的股票有两个帐户，一个是绿的，另一个也是绿的！”——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或无奈啊。“我的世界有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也是你。”——这就不知道是在调侃还是在表白了。据我所知，凡事喜欢杂文的，都会知道邵燕祥先生。邵燕祥当是众所周知的杂文大家。但听有人称邵燕祥是“当代鲁迅”，我则对此不以为然。我自然不是否认邵先生是杂文大家，也不否认邵先生的杂文成就，只是觉得这样的比附，委实蹩脚，也不恰切。印象里，上海的一位杂文作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鲁迅之后无杂文。”这样的话自然是太过偏激的，也与事实不符，但可以绝对地说：“鲁迅之后无鲁迅。”就我对当代杂文界的粗浅认识而言，邵先生自然写过许多掷地有声的杂文篇章，但也很难说他的杂文写得最好（除开“文无第一”这一说法），况且他也非是当代杂文界组织者、领导者、领袖般的人物。他也不会认同自己是“当代鲁迅”的。但我相信，邵先生的一些篇章，无论是在“直面现实、激浊扬清”方面，还是在一些语句的使用上，当是深得鲁迅杂文真传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我很偶然地读到了邵燕祥的一首讽刺诗，题为《多盖一些工厂，少盖一些礼堂》：它们都投来旁观的目光。
这首诗作于1954年。其时，举国上下正处在反对浪费的热潮中……有论者称：“这样结构谨严、思想明确、尖锐、有力的讽刺诗，像一把锋利的短剑，它痛斥了那种只讲排场的'慷慨家’，鞭挞了那种只顾为自己树立'纪念碑’、忘却了人民的需要的'设计家’。诗中包含的内容是丰富的，感情是激动的，形象是鮮明的，愤慨之情跃然纸上。”在我看来，这样的论定自然是很到位的，无复他言。而我却注意到了诗中的这一句：“一个是礼堂，一个还是礼堂！”这与鲁迅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何其相似乃尔！——若因此便说邵燕祥深得鲁迅杂文的真传，或不为非。一直以来，在我床侧的书架子上，都摞着两套大部头的书，一套是《鲁迅全集》，另一套也是《鲁迅全集》（出版社不同）。但令我深感惭愧的是，迄今都没有从头到尾地读完过任何一部……经人提示，类似“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种语句，鲁迅在其《马上日记》一文中也曾用过：“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驶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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