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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一桩古代的案子，依旧是伦理悲剧。 据《宋书·傅隆传》记载： 剡县有个叫黄初的人，妻子赵氏，儿子黄载。黄载娶妻王氏，王氏生儿子黄称、女儿黄叶。一家三代六口人。
某天，身为婆婆的赵氏因酒后施暴，把儿媳妇王氏打死了。遂被儿媳王氏的父母告官入狱。 但她很幸运，遇到朝廷大赦，因此获得免刑。 按照常规例子，杀人凶手在获得免刑后，为了防止激起受害者亲属（父母兄弟子女）的愤怒，也为了躲避受害者亲属的仇杀，被赦免者（凶手）不能再回到故乡，要远徙到二千里外落户，这在律法上叫“移乡避仇”。 但是，在执行赵氏的案子时，官方发现，这个遇赦者“徙二千里外”的条律，并不适合赵氏。
因为赵氏儿媳王氏的亲属，不止有父母兄弟，还有儿女黄称、黄叶，黄称和黄叶不仅是受害者王氏的子女，又是凶手（遇赦者）赵氏的孙子孙女。 赵氏可以远徙到二千里外避开儿媳的父母兄弟，但自己的孙子孙女又怎么避开呢？ 在古人眼中，期亲以上的亲属，都有对被害亲属复仇的义务。 因此，这个案子在执行上就遇到伦理难题。
时为司徒左长史的傅隆就表示： 礼、法规则的产生，不是来源于天或地，而是来源于自然的血缘伦理关系，黄称源自黄载，黄载源自赵氏，父子至亲，祖孙一体，黄称虽然因为母亲遇害而悲痛万分，但礼无仇祖之义，他还是要理智的压抑悲痛，不能视祖母为仇人。 如果黄称执意为母亲复仇，去杀死祖母，那他的父亲黄载又是祖母的儿子，又该如何自处呢？难道再杀死儿子为母亲报仇吗？ 如此，岂不是陷入亲属之间的互相杀戮？这并非法律被制定的本意啊！ 自古以来，就没有以孙杀祖的例子，假如石碏的孙子、石厚的儿子，以及金日磾的孙子，都杀掉杀父的祖父，为父亲报仇，那历史上就不会有石、金两个家族“纯臣于国，孝义于家”的美谈了。
再说，法令还有规定，凡流徙之人，身为儿子孙子的亲属想相随者，听之。 如今赵氏被流徙，黄载身为人子，怎么能不相随？黄载身为儿子都相随了，那黄称身为孙子、儿子如果不相随，岂不是不孝？ 所以，黄称黄叶应该放弃仇恨，随同祖母迁徙。 虽然如此一来，赵氏在面对孙儿时会终身惭愧，孙子面对杀母的祖母也会至死沉痛，但也只能如此处理，才是符合天理人情的，才能让他们黄家母子、祖孙不用分离，黄称也无亏孝道。 这个案子最终就按傅隆的意见处理，黄氏一家三代迁徙二千里。 由于该案存在伦理难题，后来还被不少法官引用，经常和西汉时杀死继母的防年案并列。
比如南宋学者郑克在《折狱龟鉴》中就评价： 防年和黄称两人，因为父亲，前者和继母断绝亲恩，杀继母为父复仇，情感得到伸张；后者却不能绝亲于祖母，不能杀祖母为母复仇，情感被委屈，虽然结果不同，但有个共同点就是“天理存焉，法乃因而制之也”。 世间有个最朴素的道理，就是杀人偿命，但凶手并不会都偿命，除了不可言说的原因外，就是这种伦理悲剧。 如果黄称执意为母亲复仇，就是自绝于父亲和祖母的血缘感情，官方也不会允许的，毕竟，在古代社会，尊长杀卑幼是会减等的。 所以，同样处于卑幼地位的黄称，只能委屈自己对母亲的情感，还要面对杀母凶手祖母，其情其景也实在令人唏嘘。 就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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