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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忆党史最凶险一夜:若非毛主席力排众议,党史就要改写了

 竺言小聚 2024-03-14 发布于重庆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刘英自述》中回忆,1943年,她和张闻天一起去医院看过王明,期间,王明以挑拨离间的方式对张闻天说:“40年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传达了曼努伊尔斯基(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后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

张闻天听了王明的话,没有附和,而是坦诚地说:“我们过去确实有点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1935年夏秋,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就因为“南下”还是“北上”等问题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到两河口会议时已经非常明朗化了。

据杨尚昆回忆,在两河口会议讨论的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策略和方法,用挖苦的方式讽刺张国焘的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

张国焘听后非常生气,质问博古:“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那么大块根据地都掉丢了,不能由李德这个外国人负责吧?你们都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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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国焘虽然勉强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矛盾已经酝酿的很深了。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向党要权,当上红军总政委的事情,以及要求撤销博古总政治部主任,要求中央批准任命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政治局委员等事情。

8月下旬,右路军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后,在潘州等了半个月,等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这期间,又发生了张闻天和陈昌浩的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在等待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的日子里,总政治部主办了一份叫《干部必读》的刊物,主编是张闻天。有一次,张闻天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强调北上的正确性,以及南下的不可行,但在一些地方措辞用句显得有些不合适。

当时规定,《干部必读》的文章发表时,每一篇都要经过编委会的同意,张闻天于是把自己的这篇文章拿到编委会给大家念,但文章还未念完,编委之一的陈昌浩就拍桌大骂,话说的非常粗鲁,扬言如果张闻天敢发表这篇文章,他就要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斗争他。张闻天最后把这篇文章抽了出来,没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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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传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生气地批评张闻天说:

“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也没有。”

毛主席的意思是,在现在这样的僵局下,避免冲突,争取张国焘和左路军北上才是首要的任务。写这样一篇文章,既没有效力,反而增加了冲突,加剧了僵局,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帅,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南下。这封电报无疑违反了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充满了胁迫的意味。这封电报的原文内容争议颇多,无论原文中有没有“武力解决”的字样,不可否认的是,这封电报已经非常严重地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酝酿着分裂的巨大危机。

叶剑英把这封电报交给中央后,中央面临着两种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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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屈求全,放弃原先的北上方针,这样的结果是一步步受张德挟持,最后失去权威和地位;

二,分道扬镳,各走各的,北上虽然是光明的,但单独北上会带来怎样的变数,谁也不能肯定。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对这个问题陷入了犹豫,应该说,他的犹豫也属情有可原。尤其是考虑到当时两军已经进行了混编,朱老总和刘伯承带着一方面军的红5军团和红9军团在左路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四方面军的红4军和红30军在右路军和中央一起行动。如果各走各的,会不会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发生冲突,会不会造成“红军打红军”的局面?再者,这样就意味着要和朱老总、刘帅率领的其它一方面军部队分开了,这更加难以接受。

张闻天是一个受过“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同志,担心这样“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又因为无法接受不可预测的结果,一时间下不了这种决断。

张闻天等同志后来都承认,当时唯一能做出这种决断的,只有毛主席。如果不是毛主席详陈利害,说服了大家,用“非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带着一、三军团脱离右路军,单独北上,那么,后来的党史会如何发展可能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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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单独北上来到陕北后,张闻天同志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确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等重大决策都是有很大贡献的,用刘英的话说就是:“在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张闻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是同毛主席并肩作战过来的。”

不过,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才是真正能带来党和人民走向胜利的那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不贪恋权位,自觉地给毛主席当帮手,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毛主席曾说:“洛甫(张闻天)是不争权的。”张闻天则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据统计,从1935年10月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被正式确定为党的领袖,期间以他们两人联合署名的电报就有286封,占到了张闻天全部电报的2/3。

对于自己在过去工作中因经验不足所犯的错误,张闻天一直虚心地检讨,并且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不足。41年9月之后,张闻天主动要求离开中央到基层去做调查研究,并在1943年3月离开了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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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七大上,王稼祥同志落选中央委员,毛主席专门在大会上动员大家:“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决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在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又在不久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这体现了毛主席对他信任。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要求前往东北工作,历任合江省(东北九省之一,今在黑龙江省内)省委书记,辽东省(东北六省之一,今在辽宁省和吉林省内)省委书记、东北局部组织部长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陈云)等职。

建国后,张闻天离开了经济战线去了外交战线,担任驻苏联大使,后又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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