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国后，提出想当人大副委员长，总理给出三大缘由不适合

1965年7月，一位年逾七十的老人登上了一艘跨越万里的班机，在他平静无澜的外表下，一颗赤诚的心脏正在激烈地鼓动，他就是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李宗仁。

李宗仁回国

与祖国阔别十六载的他，终于再次回到了思恋已久的故土，望着熟悉又陌生的故土山河，他的心中思绪万千，多年以来的夙愿，终于就要实现了。

为了迎接李宗仁先生回国，周总理提前到达了机场，在场的接待团成员还有贺龙、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党内人士、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如张治中、黄绍竑等。

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就在机场的毛主席塑像下举行，李宗仁望着熟悉的老部下、老朋友，激动得热泪盈眶，一朝别离，终又相逢。

毛主席很快亲自接见了李宗仁，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与夫人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这位新中国的领袖。

毛主席与李宗仁合影

毛主席亲切地表示：“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谈及回国后的打算，李宗仁顺势提出了请求，那就是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可他没想到，这个请求，却并未获得主席的批准。

毛主席心里，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有三个理由。这究竟是为何呢？

实际上，革命的种子，早在李宗仁儿时就已埋下。

出生于田亩

李宗仁出生于广西临桂县西乡，当时正值清末，外忧内患日趋严重，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饱尝外族侵扰之痛的。

李宗仁

再加上此地曾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维护汉民族的思想根植在大多数普通百姓的心里，便更加愤恨清廷的腐败作为。

这种环境里诞生的男儿，天生更容易受到革命精神的号召。

李宗仁出生的西乡峰野奇丽、物产丰裕，乡民大多都是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且有为男童启蒙、教识字的风俗。

生于这样的耕读之家，李宗仁从小便受到了简朴忠厚家风的熏陶与引导。

李宗仁六岁时，父亲就让他“开蒙”了。

在当时，开蒙是一个家庭的大事，不但要举办一个专门的祭孔仪式，而且环节颇为隆重。

在仪式上要准备“三牲”，也就是鸡、鸭、猪这些祭品，用来祭奠孔子，还要用红纸做“先师”牌位，让孩子跪拜。

李宗仁

经过这样一个小而正式的仪式后，李宗仁就可以正式地入私塾念书了，他的第一位老师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

李宗仁祖父、父亲的思想都较为新潮，爱好四方游历和结交，在那个思想剧变、风潮迭起的年代，为李宗仁未来投身革命埋下火种。

他的父亲曾经去往南洋做工，还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英国资本家交涉。

这件事对李宗仁产生了深深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他后来在统兵治政时的作风。

李宗仁认为既然亲身经历过痛苦，就更应该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李宗仁小的时候，便有不落于人后的志气。

李宗仁

在他父亲的私塾念书的同学，大多都是农民家的子弟，课后闲暇时，常要帮忙做农活。李宗仁也曾跟着大人们去山里打柴，等到要背柴回家时，十三岁的他竟要和成人背一样多的柴火。

可是路长崎岖，这么一大担柴在他背上是越来越重，压得他走得越来越慢，到了黄昏时，竟然独留他一个人在半路上挑挑歇歇、蹒跚前行。

这次“壮举”差点惨烈收场，好在他的母亲察觉不对，远远赶来接应他，这才顺利地回了家。

李宗仁的母亲是一位平凡却不普通的乡村妇人，她以纯真的善良与独到的人生智慧，为李宗仁的成长道路指明了方向。

当时，母亲一人维持着家里的生活开支，在艰苦的条件下，从未出现过令孩子们缺吃少穿的情况，这已经可以看出这位母亲应对生活时是有多么兰心蕙质了。

李宗仁

李宗仁的母亲虽然节俭，却不吝啬，更不会占小便宜。

在她心里，与人和善亲睦，要比在利益上争多争少重要得多。

当家里分家析产时，该由李宗仁父亲一家与他的叔父一家平分其祖父母所给的财物，祖父母想到他家的人口比叔父家多，就想多给他们几条板凳。

可是母亲却婉拒了他们，即使只有几条板凳，也可能令李宗仁的婶母心生不快，惹得家里不祥和，不如不收。

还有一次，秋收时节，母亲带着李宗仁兄妹们将田里打好的谷子运回家里。因为人手不足，只能先运回一部分，谁知等他们返回后，田里剩下的谷子竟然每筐都少了一些。

李宗仁

“这是谁干的？”几个孩子立刻想到是邻人偷拿了谷子，呼喊起来，可是母亲却制止了他们。

“算了，算了，不值什么。”母亲知道这些谷子已经被偷拿，寻回无望，这个时候大声质问反而会令人难堪，从而招人怨恨，实在得不偿失。

这件事过后，李宗仁一家依旧同邻居往来如常，谈笑怡如，那些谷子就彻底陈封存在了回忆里。

在父亲远下南洋之后，母亲依旧坚持让李宗仁跟着一位名叫李延庆的先生读书。

后来李先生要去县城里的新式学堂任教，母亲也同意让他跟随先生去往临桂县读书。

仅两学期后，李宗仁便结束了在这里的学习生活。

广西陆军小学

受教于军校

真正为李宗仁奠定人生基础的，是广西陆军小学，在这里，他开启了自己真正的军人生涯。

广西陆军小学堂带给李宗仁的不仅是军事知识和强健体魄，更让他学会了担当与职责。

李宗仁身体健壮且勤加锻炼，这使得他在学校里如鱼得水，操练起单杠、双杠，纯熟精练，就像在作表演，一般同学，很难同他相比。

至于劈刺，更是他的拿手本领，因为在试练比赛时勇猛异常，一交手就先发制人，取得攻势，还得了个“李猛仔”的诨名。

李宗仁此时从没想过以后会成为叱咤战场的将军，所想的不过是毕业后在军伍中任个队长。

风云变幻，时移世异，谁也不能预料人生，何况是在清末乱世。

同盟会成员合影

1910年同盟会广西支部正式成立，当时广西的陆军小学、干部学堂、学兵营等，都为同盟会输送了不少新军力量。

革命党人在吸收新鲜血液时，标准十分严格，既要有优秀的成绩，又要具备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与此标准十分契合的李宗仁，自然也被纳入了同盟会的队伍。

说到入会，还有一件趣事可谈。在清朝，加入同盟会并不是学生们一时意气的游戏，而是要经历生死的考量。

敢搞革命的可都是“叛党”，一旦事发，便有掉脑袋的风险，为了检验投身革命的决心，入会时都要填写志愿，歃血为盟。

李宗仁入会的时候，需要歃血作誓，他干脆利落地用钢针一戳手指，便流出血来完成了仪式。

可是身边有的同学左挑右戳，就是狠不下心，挑得手指痛极了，可就是不见血，十分好笑。

变故起于半年以后，“新军”与“旧军”的矛盾逐渐激化，巡防营兵变，而学堂的军官不在，学生们只有自己组织自卫。

他们将平时打靶用的子弹分发给大家，每人只得十颗，当下人手不足，弹药短缺，只好向新军驻地李家村转移。

当时已是深夜，要前往二十里以外的李家村，必须搜索前进。

就在这时，同学们都想请调李宗仁作搜索组组长。李宗仁应众人呼声，义无反顾地走到队伍最前。

等他们到达驻地后，新军的军官们颇为意外，他们让一部分学生住在营地，一部分学生回家暂避。

李宗仁决定步行回一百多里外的家中，背着一杆六八步枪，沿着大概的方向就出发了。

这一路上除了群狼野兽的威胁，还险些被土匪强盗所害，全凭李宗仁机警谨慎，才无恙地回到家中。

在此之后，李宗仁又历任护国军排长、连长、营长等职，以勇敢善战，闻名两广，最终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混战局势中脱颖而出。

虽然他不曾在少年时代许下过豪言壮志，但是英雄儿郎的热血始终在他的胸膛内沸腾，史书上的辉煌一页已在悄然书写。

闻名于战场

1923年，对李宗仁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就在这年10月，他加入了国民党。

李宗仁不同于那些自立为王的军阀枭雄，不走做山大王的土路，是一位有着新式思想的职业军人。

1925年7月，李宗仁几经波折，在黄绍竑、白崇禧等人的帮助下，达成了统一广西的成就，这时的他成为了日后为人所熟知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

当时军阀混乱，能够统领一方的鲜少愿意受统于中央，吴佩孚就曾前来广西游说，大吹特吹“联省自治”。

而李宗仁的态度则十分地清醒务实，他认为联省自治不过是军阀为了抢占地盘、反抗中央找的借口而已，并不适合中国，比起地方割据，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才是当下中国的良药。

吴佩孚

实际上，这种做法也大大延长了其军事寿命，不可谓没有远见。

统一广西后，他没有沉浸在固步自封的喜悦之中，而是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李宗仁主动归于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在全国首倡军民分治，成为了推进北伐的坚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突变。危急存亡之秋，山雨欲来之时。桂系深感寇深祸亟，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宗旨，在蒋介石与中央拖拖拉拉、逃避现实的时候，一边与中央政府较劲，一边为抗日储力备战。

此刻李宗仁身处西南，已感到暴雨即将临头。

经过反复长期地思考与研究，李宗仁草拟了一篇关于抗日战略的文章，也就是《焦土抗战论》。

李宗仁提出要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我国领土广大、原野开阔，待到敌人深入之时，便可以正式发动反击，正面战场与游击力量配合，歼灭敌人，取得胜利。

“焦土抗战”的本意原是反对消极抗战，反而被一些人理解成字面意思上的烧成焦土。

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全面抗战以图存。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10月，李宗仁来到了那个极为重要的地方——徐州，在这里，他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迎来了与日军正面较量的机会。

李宗仁对部下慷慨陈言：“我们一辈子终于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若能为国家民族战死沙场，才算死得其所。”

李宗仁（右）

在李宗仁身上，我们既能看到身先士卒、重情重义的特质，又能发现善于用人、敢于拼杀的才能。

李宗仁带领自己最精锐的部下赴任徐州，即使一向被中央瞧不起的“杂牌部队”，一到了第五战区，个个都生龙活虎。

手下有一支不畏牺牲、指哪打哪的队伍，为即将到来的台儿庄大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3月末，号称精锐的日军第十军团与第五军团的两队人马走入了我军为他们设好的圈套，李宗仁率领部下对敌军进行了勇猛的阻击。

经过长达几日的英勇奋战，终于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敌人。这就是被写进历史的著名战役——台儿庄大捷!

这一战，也为李宗仁的功名簿添上了最辉煌的一笔！

归根于祖国

李与蒋的矛盾早在北伐期间便已埋下，两人第一次晤面，李就看出后者并不是能与自己共患难的兄弟。

李宗仁心里清楚蒋介石对自己的示好、甚至要与自己结拜，都不过是虚情假意地拉拢，希望李向他个人效忠，动机极不光明。

二人多年以来暗自较劲，蒋更视其为“斗不垮的敌人”。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入主南京政府，仅仅三月时间，南京便被攻陷，不到一年时间，他便离开大陆，开启了寓居纽约的漂泊生涯。

而在美国栖居的这段时间，李宗仁的心里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在异乡为异客，落叶归根的情结令其饱尝相思之苦。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发展及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促进了其政治立场的改变。这位漂泊已久的海外赤子，终于踏上了归乡的旅途。

在正式回国之前，李宗仁的心里也不免暗自打鼓，自己的身份能受到国家的欢迎吗？

看着热烈欢迎自己的人群，李宗仁的眼眶不禁微微湿润。他感慨地说道：“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祖国的温暖怀抱，消融了游子飘零海外的孤苦。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宗仁。

这是一次伟大的见面，毛主席与李宗仁相谈和洽，更加增添了李宗仁心中对主席的敬仰。然而，他却没想到自己想当人大副委员长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在这之后，还是周总理为他解答了心中的疑惑。

首先，从战统方面考虑，李宗仁虽然回国，但可以不任共产党的高官，那么远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员就会知道，大陆发展很好，无论他们是回来做官，还是回来养老，大陆都表示欢迎。

其次，利用李宗仁原国民党代总统的身份，更有利于做他原来的老部下的工作，当了共产党的官反而就不方便了。

最后，从李宗仁自身考虑，他原来的地位太高，人大副委员长的职位太委屈他了。

听了周总理的解释，李宗仁心里最后一块石子也落下了。哪怕后来风浪翻涌，李宗仁也始终在国家的保护下，从来没讲过后悔二字。

后来，李宗仁病重，病榻之上的他依然惦念着毛主席、周总理。

“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

李宗仁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为国家做得还不够多。他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可是自己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这是他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

李宗仁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自己从海外回到祖国，是正确的决定。能够亲眼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令他深感光荣。

在1969年2月1日举行的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上，周总理手握这封饱含深情的信，称赞道：“李宗仁先生临终前写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李宗仁的一生，也如这封信一样，一笔一画，轻轻写入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