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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历史上最早的授衔应当是1939年，始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最后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是有军衔的，因此，为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才在这时候提出了我军军衔的问题。
1937年8月1日，八路军治部总政发布了《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就提出了我军将“采用官阶制度的设想”。
1939年4月2日，八路军以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发电，正式提出了在我军内实行军衔制度的建议。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再次发布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对军衔的评定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规定评定等级有三项标准：
“甲、历史长而革命意志坚强；乙、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丙、现任职务”。 在上述两个文件发布后，八路军就颁发了“八路军编制表”，明确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八路军的军衔分为6等16级：
6等：将、校、尉、准尉、士、兵。
16级：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
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这个军衔规定发布后，在八路军的领导机关和一部分正规部队内进行了评定军衔的工作，包括当时的东北联军也为评定军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初步的评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产生了有军衔的军人，当时评定的情况是：
中将：师长、副师长；
少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
上校：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
当时的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道德被授予中将军衔；120师参谋长周士北、358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京逊、359旅旅长陈伯均、副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宏坤、359旅参谋长郭鹏、385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715团团长王尚荣、716团团长贺炳炎、770团团长张才千、支队长宋时轮等被授予上校军衔。
但是，实际上，我军在这一时期接受军衔的只是少数人，这部分人大都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打交道，或搞统战工作的人，尽管这次授衔工作有具体的措施，也有部分人被授了衔，但是，最后这第一次授衔工作还是没有真正实施。我军第一次授衔工作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抗日战争进入了相当艰难的时刻，而且与国民党的合作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42年4月24日作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
这样，从1939年4月2日算起，至1942年4月24日，我军的第一次授衔尝试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宣告结束。 我军的第二次授衔工作是1946年初被提出来的。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常签订了“停战协定”，1月31日召开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一个“政协决议”。在“政协决议”中，规定了有关改编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的内容，于是，我军的军衔工作再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46年2月24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做出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同时，在这个指示中对参加评衔和不参加评衔的人员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各部队都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1946年3月7日，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这个规定明确指出：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军衔；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或中将军衔；参谋长为中将军衔。同时还对师以下职务的军衔做出了规定：
以下人员可授予中将：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军区政委；
以下人员可授予少将：师或军区的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旅长、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政委。
我军的第二次授衔工作，由于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停止，我军即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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