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蒋介石准备用武力解决桂系，从而统一两广之际，李宗仁、白崇禧利用五届二中全会决议与南京中央展开电报战，指责蒋介石对桂系的新任命为“另有作用”，“违法失信”，“违反二中全会决议”，要求南京中央收回成命。 蒋介石欲取软硬兼施之术，以迫使李、白服从中央任命。
首先以武力相逼： 调卫立煌部由广东北江地区出发，向广西的贺县、富川、八步方向进逼，陈诚的十八军循西江而上，进通梧州，余汉谋军自高州向桂南开进，顾祝同指挥汤恩伯、薛岳等军，从贵州窥伺桂北，何键部由湘南威胁桂林。 一时间广西三面云集了四十万军队。 随后，先由广东省派邓世增赴广西，劝说李、白服从中央。 蒋介石再直接派遣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大员入桂，商谈和平解决办法。同时，蒋介石的特务在广西频繁活动，企图用搞垮陈济棠的办法瓦解桂系。 1、桂系与蒋介石的“电报战” 桂系原有于八月一日在南宁另组政府之议。 李、白根据全国形势，决定放弃原议，届时没有另组政府。 蒋介石认为李、自己有所动摇，乃于当日给李、白致长篇电文，说明三点： 第一，赞扬广西未另立政府，第二，解释中央对李、白的新任命是为发挥才能，一致救国，敦促立即就职。第三，警醒李、白，攻粤犯湘没有出路，只能遵中央命令，他将赴广州与李、白面商，以求统一得以实现，和平得以贯彻。 李、白回电，要求中央更明确具体指示抗战救亡方策，意在避开蒋介石的敦促，拖延时间。 蒋介石当即回电，态度蛮横，称内政外交方针二中全会已明白具体宣示，无可讨论。而桂省善后，只能李、白就新职于前，黄绍竑返桂于后。八月三日，程潜、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陈调元致电李、白，敦劝接受中央的新任命。 在关键时刻，中共代表云广英在南宁与李宗仁秘密会晤，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两广问题能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桂系派钱寿康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提交《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希望与红军订约，停北内战，一致抗日。 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桂系的主张，毛泽东同志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亲笔信，由钱寿康带回。
信中称： “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的主张给桂系的斗争以巨大鼓舞。 在南京政府中，对蒋介石趋炎附势、鼓动武力进攻广西的人固然不少，然而冯玉祥、李烈钧、程潜、孙科、居正等多人均力主和平解决，这使蒋介石不敢贸然行动。 2、战与和的较量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到达广州，即与余汉谋等会商办法。经过蒋介石派人收买，广西空军司令兼航空学校校长林伟成、第二队长宁明阶、第三队副队长郑梓湘、第三队通讯组副组长李一飞、分组长梁伟如、飞行员罗如敏等驾机赴粤，先后通电，反对李、白，“服从中央”。 但是，广西不比广东，陈济棠“机不可失”，由失“机”而垮台，桂系失“机”无关大局，桂系陆军连一个排长也未动摇。 蔡廷锴在广西协助李宗仁、白崇禧策划军事。他与白崇禧、区寿年、翁照垣等视察桂林、柳州、梧州各地，鼓励士气，指导方略。八月二十日，李宗仁、白景禧、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 刘芦隐、黄旭初、李品仙等在总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一、在南宁、梧州设置战时难民救济会，择定避难地点。 二、通令各县检查户口，清查奸宄。 三、南宁、柳州、梧州各地施行特别戒严。 四、宣布战时适用的军令。 当天李宗仁发表谈话，谓蔡廷锴到广西后，正积极组编第十九路军，桂军决定死守梧州，封锁江面，并加强各路的防御措施。广西当局宣称，如果其他军队不来进攻，桂军决不进入邻省。
蒋介石见“硬干”、“瓦解”均难使桂系屈服，担心长久相持祸生西北，首尾难顾，便把文武两套人马都调到广州，以便相机行事。 陈诚、卫立煌、钱大钧、熊式辉、何键等随时准备率兵入桂，程潜、居正担负广西谈判之责。 程潜虽属武将，但却力主言和。他曾与何应钦联名致电蒋介石，建议对广西弃武力解决，而取协商之策。 蒋介石认为程的建议不失为解决广西问题之一计，特调他到广州听用。蒋介石到广州后与广西反复电商，经程潜介绍，决定刘斐为广西方面的调停人到广州，蒋与刘作了深入交谈，双方正式开始谈判。 3、心有不甘的“谈判” 谈判中蒋介石强调三个问题： 第一，称他一定要抗日，但必须先“安内”。 第二，抗战要有长期准备，不能轻举妄动。现时日本没再前进，故从事外交、国防、军事、内政等方面的充分准备。 第三，抗日必须由中央统一号令，地方听从中央指挥。 刘斐首先肯定，只要蒋介石先抗日，内自然会安，如果无限期地准备下去，徒给日本造机会，日本贪得无厌，如此茫茫然无尽期的准备，内何能安？ 其次指出，安内与抗日是两回事，“安内”是自己打自己，消耗抗日力量。要准备抗日力量就不能打内战，只要不打内战，限期推备抗战，广西的事情即好相商。蒋介石表示赞同。 刘斐回到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作了详细汇报。
李、白与驻南宁的各方面代表相商后草拟了六项和平解决办法： 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况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果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 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商职务。 三、中央补充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 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 五、中央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 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 4、蒋介石的心思 在此期间，蒋介石仍未放弃武力解决广西的念头。 他电召黄绍竑由上海到广州，企图由黄充任讨伐广西军总司令。黄到广州后与程潜向蒋苦心进谏和平解决，蒋方允许他们与广西联系继续谈判。 程潜征得广西同意，派唐星赴南宁。经唐星从中联络，蒋介石表示可以广西的六项条件为基础谈判，再次邀请刘斐赴广州。 八月二十三日前后，刘斐与蒋介石作第二次商谈，蒋基本上满足了广西的六项要求，并决定派居正、程潜、朱培德、黄绍竑赴广西谈判。 刘斐回到广西复命后，李、白认为已到适可而止之时了，遂致电程潜等，欢迎他们入桂相晤，八月二十六日，桂军分两路入粤省，于二十八日占领北海，以掩护谈判深入进行。 八月二十七日广东派邓世增先期赴桂。三十一日李、白联名电请居正、程潜等赴桂。 驻广西的各方面代表对抗日反蒋各有主张，不少人反对与蒋介石作任何妥协，极力主张成立与南京对立的政府。 桂系请各方人士到南宁，并不是为了采纳他们的一切主张，而是为了壮大声势，取其适宜者供与蒋介石谈判之用。
所以，他们与蒋介石谈判的具体内容一直保密。当广西与南京基本上达成妥协条件时，桂军以攻取北海的行动掩护谈判的进行。 在南京代表即要到达南宁，广西问题即将明朗化的时候，李、白开始对各方代表作说服工作。 5、第三方势力的斡旋 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在到广西之前，曾与总会常委专门讨论了对两广事件的主张。他本人与李宗仁的关系密切，到广西后，李、白对杨十分尊重，并多次听取他的政见。 李、白认为救国会的主张是实现全国团结抗战的可行办法，也体现了中共的统一战线主张，决定由杨东莼充当统一广西各方代表政见，实现和平谈判的铺路人。 在广西的各方代表中有人极力煽动组织分裂的政府，托派分子王公度就是其中之一。 各派代表曾在南宁宜园开会，准备推李济深为主席开府南宁。为了说服各方代表放弃另立政府的计划，接受和平谈判，在总部召开联席会议，驻南宁代表全部应邀出席。 白崇禧特请杨东莼在会上作全面发言，他又以杨的主张说服李济深、蔡廷锴等人，李、白争取到了较多的同情者。 九月二日，居正、程潜、朱培德代表中央到达南宁。当驻南宁的各派代表得知桂系与中央妥协的条件后，一些人认为他们被桂系当成开场锣鼓，敲过之后就出卖了，所以他们想破坏谈判，向中央代表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请愿，居正、朱培德由此而怀疑桂系谈判的诚意。 由于程潜沉着应付，李、白继续作耐心的疏导，终于经过正式谈判，肯定了六项原则。 程潜致电蒋介石报告谈判结果，蒋复电同意。九月四日，程潜、居正、朱培德返回广州复命。
九月六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重新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全国军事委员会常委，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仍任浙江省主席。 九月十日，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接受任命，定于九月十六日宣誓就职，并请中央派大员前来监誓。 九月十二日，蒋介石派黄绍竑、程潜赴桂监誓，决定将桂系政为第五路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九月十四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名发表和平通电。 九月十六日上午八时，在南宁隆重举行就职仪式，程潜、黄绍竑监誓。程潜代表中央致训词，赞扬广西领袖的功绩，转达中央对广西的要求，李宗仁代表三人致答词，表示嗣后自当在中央领导下贯彻抗日主张，精诚团结，一致御侮，实现总理遗教，完成革命。 6、广西事件的善后 广西问题至此基本解决。各派代表纷纷离桂，蔡廷锴交出军队赴香港。李宗仁、白崇禧在程潜的陪同下去广州面见蒋介石。 但桂军的编制与复员办法未解决，白崇禧宁愿出洋也不去南京供职。 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返回南昌，李、白返桂等待进一步指示以办理善后。 十月一日，南京政府决定，广西军队可编六个师二十八个团，中央拨经费三百万元，每月补助三十万元。 白崇禧兼任第五路军副总司令，襄理桂省军务。以李品仙为总参谋长，张任民为参谋长。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军长夏威。翁照垣等十九路军各部亦编入第五路军内。 白崇禧既不入宁也不出洋，广西省会迁往桂林。 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兼顾了南京中央与广西的主张。蒋介石以保证抗日为条件，使广西同意撤销西南两机构，服从中央，实现了和平统一。 一些拥护团结抗日的国民党人士称赞广西问题的处理办法。冯玉祥很激动，广西和平解决使他“心中十分为国家快慰，眼泪流了好儿滴出来”。
通过这件事，他认为“介石是有心的人，决定是打日本的”。 两广事变平息后，蒋介石在广州建立行营，由何应钦负责指挥华南军事。 自国民党开展“团结统一运动”以来，蒋介石一直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在先，考虑采纳地方政见于后。 而广西的和平解决，则是蒋介石第一次与地方势力签订条约，保证领导抗日于前，广西服从中央于后。 虽然蒋介石还在坚持剿共内战，但他在全国形势的逼迫之下，不得不修改“安内”政策的重要方面，在中央准备抗日的基础上求国民党各派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 这是“六一运动”产生的积极因素。 7、中共抓住的“时机” 中共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分析了日本的侵华形势促使各帝国主义之间、中国各阶级之间已有了新的结合，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了一个新的阶级。 “两广的发动，即是这一新阶级的开始的标帜”。 因此： “这一发动带有进步的与革命的性质，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当然，这次运动具有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但这些弱点并不减少这次发动的进步的革命的主要意义”。 随着两广运动的发展与南京政府的态度变化，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对五届二中全会的宣言及蒋介石的报告作了严厉而诚恳地批评，同时也肯定了其微小的可喜的进步。
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地向国民党中央指出： 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么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至于我们方面，是皂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 这份文件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赞成国民党在抗日基础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及全国的团结抗战。 两广问题的结局，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利于推动全国团结抗日形势的发展。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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