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自网络 说起“犯地名”，相信很多人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庞统之于落凤坡。 按照民间的说法，庞统道号“凤雏”，遇到落凤坡就犯了地名，因此才会死于乱箭之下。 可这个说法不是真的。 落凤坡之所以叫落凤坡，完全是因为庞统死在了这里才叫落凤坡，而非叫了落凤坡才让庞统“犯地名”死在了这里。 可这个说法却很得人心，也因此附会出了很多故事。 比如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之孙李左车之“伏李”、隋末第3条好汉裴元庆之“坠庆山”、瓦岗军首领李密之“断密涧”、辽国第2位君主耶律德光之“杀胡林”等等。 在抗战时期，也有这么一个地方，在民间的附会中也犯了地名，它就是洛阳。 在1战区的帅旗没有插到洛阳之前，本来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可在1938年5月，由于兰封会战失利，开封失守，日军直逼郑州， 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只能将长官部于6月5日移驻到洛阳。 此后，一直到豫湘桂会战爆发前，1战区长官部始终设在洛阳。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日军不敢打洛阳的说法。 至于这个说法究竟是出自于民间还是官方，不得而知，但内容的版本都差不多。 因为日本一贯奉太阳为神物，从国名到旗子都有体现，而洛阳的谐音是“落阳”，可以理解为“落日”，若是日军敢打洛阳，就意味着他们要日薄西山，要走下坡路了。 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可不可信，都不重要。因为这也是一种战法，算得上是“精神战”的一种吧。管用自然是好，不管用也无所谓。 可通过日军打下洛阳之后的表现来看，很管用，因为日军信了。 日军在攻占洛阳后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把洛阳改名为“福阳”。若是不信，他们也干不出这种改地名的事来。 到了1945年，日军大势已去的时候，日军甚至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占领过洛阳。这个做法与他们当年占领洛阳后大肆宣扬所谓“战功”的做法大相径庭。 为何要这么做？ 一是，想要从精神上安抚那些已经对战胜毫无信心的士兵，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承认占领洛阳，他们就不会“落日”了。 二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占领洛阳后对民众烧杀掳掠的事实，从而逃避战后对他们犯下战争罪行的清算。 从抗战的进程来看，日军占领洛阳后，确实再也未能向西进兵，并逐渐衰弱，直至战败投降。 那么，洛阳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真的能让日军犯了地名，从此“落日”了吗？ 和日军占领洛阳后会“落日”的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意思相同的是当时军界的一批有识者，他们断言，日军占领洛阳后，无论从国力还战力是都已经使用到了底线，再也无力支撑他们打下去了，日本就要战败了。 为何日军在占领了洛阳后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呢？  图片来自网络 关于这个问题，就得要提起“三阳线”决战论了。 早在1923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与学生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 这就是“三阳线”决战论的雏形。 按照蒋百里的理论，即以洛阳、襄阳和衡阳为基点的“三阳线”将中国分为东、西两个地带。 在“三阳线”以东，对日作战应采取“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通过不断消耗、疲惫敌人，从而实现既可以为东部的物资和设备向西部转移赢得时间，又可以使日军无法速胜的目的。 在“三阳线”以西，对日作战应采取大纵深的防御战，积蓄力量、坚持长久抗战。 蒋百里的理论依据是： 其一、与西方工业国家要害之处多在城市不同，当时的中国作为农业国，国家的基础并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没有多少要害之处可抓。 关于这个问题，日军始终没有看明白。 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山东和中原地带占领了几乎所有的大城市，中国部队虽然损失较重，但仍保留了相当的实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是中国部队的战法得当，二是因为日军的目的是为了抢占大城市，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并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在徐州会战时，面对中国部队的离心撤退，日军只是派出了部分兵力追击，主力都往徐州汇聚，都想要占领徐州夺得头功。 日军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是受到了占领大城市后就会迫使对手放弃抵抗这个思想的影响。 武汉会战后，华北、山东、中原乃至于华东沿海地区的上海、南京都陷落，这种局面如果换在欧洲，那些失去了重要城市的国家肯定会分分钟投降。 可让日军高层吃惊的是，就在他们坐等中国方面派人来议和的时候，中国方面不仅没有任何议和的迹象，反而抵抗的愈发坚决。 这其中固然有举国民众坚决抗战的态度，中国方面根本就没有要害被日军抓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二、地理上的优势 从地理上看，“三阳线”大致上是中国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结地带，并且要注意的是，除北方的洛阳外，在襄阳和衡阳，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之间又横亘着诸多河流。日军若进攻，势必要先解决如何通过河网地带的问题，而这些河网地带，又恰好是中国部队消耗、打击日军的绝妙战场。 待到日军通过河网地带时，早已经人困马乏，战力大损，而我军则可以利用地势以逸待劳。 按照蒋百里的设想，抗战爆发后，以日军的实力打下东部问题不大，而我军只要固守“三阳线”，便能立足山川河流纵横、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与敌人展开长期作战。 其三、人力和兵源有优势 洛阳位于豫西、襄樊位于鄂北、衡阳位于湖南，以上三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是民风强悍之地。只要组织起来，稍经训练就是好兵。 而且，依托山地作战，更可以发挥山区兵源善于山地作战的优势。 蒋百里认为，抗战并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既然硬碰硬不是上佳的选择，那么，“拖”就是这个时期的上佳的战法。 拖到什么时候呢？待到东西方战事合流的时候，抗战胜利的曙光就会出现。 那么，蒋百里的“三阳线”决战论就没有缺点吗？ 有。在淞沪会战之前，“三阳线”决战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那就是日军一旦沿着平汉线迅速南下占领武汉，把中国部队一分为二，分隔在东、西两线，那麻烦可就大了。 可由于日军过于在意占领大城市和面子了，连续犯了两个大的失误，间接地帮了大忙，在无意间促成了“三阳线”决战论的正式形成。 一次是板垣征四郎犯的错误。 本来，第5师团的任务是掩护南下平汉线日军的侧翼。可在南口一战，板垣师团不仅没出风头，反而被汤恩伯打得灰头土脸。 后来虽然在东条英机察哈尔支队的配合下占领了南口，但这口气让板垣始终咽不下去。因此，板垣不服从掩护南下部队侧翼的任务，向山西发起了进攻。 板垣的第5师团虽然善战，可毕竟仅有一个师团。没办法，寺内寿一只能在保定停下了脚步，派兵支援板垣征四郎。 可这一停顿，就让本来还没准备好的李宗仁第5战区得到了排兵布阵的机会。 待到太原会战结束后，板垣师团东调南下的时候，战机已经丧失，李宗仁已经准备了20多万人马在等着他呢。 第2次失误是放弃沿着平汉线南下的战略改为向淞沪战场增兵。 抗战爆发后，蒋氏就在担心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这股敌军虽然数量不多，可却是心腹大患。如果日军利用他们所占据的前进基地向上海增兵，中国将面临着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因此，蒋氏才会决定先发制人，一举消灭海军陆战队。 可由于间谍泄露情报和蒋氏仍然对“国联”的调停抱有幻想，贻误了战机，使得这次先发制人的计划泡汤，两军陷入了拉锯战。 害怕出现两线作战，却偏偏出现了两线作战，这让蒋氏很焦灼。 在关键时刻，陈诚建议，既然已经出现了两线作战，那还不如在淞沪地区大打，把日军本来用于华北作战的部队调到南方来。 这么做的好处有二： 其一、可以避免出现日军沿着平汉线南下，把中国部队一分为二的不利局面出现。 其二、把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陷在南方的河网地带。 本来，蒋氏并没想在淞沪地区大打，可听了陈诚的建议后认为有道理，因此才把本来用于华北的部队都调到了淞沪地区。这下子，日军吃不住劲了。 日军是要“脸面”的，见在淞沪地区中国部队占据了上风，这还了得？因此，就把本来用于华北的部队都调到了淞沪，从而减轻了华北地区的压力。 后来，虽然淞沪会战失利，但中国部队且战且退至预先设计好的“三阳线”设防。 至此，整个抗战的战略格局基本形成。  图片来自网络 在此期间，日军还有一次打破“三阳线”的机会，那就是“川陕攻略战”。为此，日军调动了几乎能够调动的所有兵力和物资。可这一切，却因杜立特轰炸东京后日军发起的“浙赣作战”而化为了泡影。 待到日军结束“浙赣作战”，想要继续“川陕攻略战”的时候，战机已经失去。南太平洋的战事已经让日军不堪重负，只能调动部队增援南洋作战了。 抗战到了1944年，战局对日军愈发不利。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此时日军的战略应该是收缩兵力，保住本土才是。可日军偏不，他们想的仍然是如何一举击败中国，然后再把兵力抽调到南洋或者本土。 因此，在1944年3月，豫湘桂会战爆发。 由于1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的怠战，1战区很快战败。 1944年5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内山英太郎的12军进攻洛阳。 当时，12军下辖4个师团，进攻洛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让冈村宁次没想到的是，内山竟然阳奉阴违，派出一个师团去追汤恩伯了。 冈村宁次很恼火，可又无可奈何。因为在华北方面军里，只有12军还有几分战斗力，此战能否取胜，全看12军的。在这个时候要是处理内山，要不太合适。 因此，冈村宁次只能从驻扎在山西的1军抽掉了8个步兵大队、从华北方面军直属部队中抽调第63师团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 可兵力就这么多，他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可露出的破绽就太多了。 面对冈村宁次露出的破绽，八路军自然也不会客气，冈村退一步，八路军就进一步，在不知不觉时间，八路军的地盘越来越大，这是冈村宁次怎么也没想到的。 冈村宁次都没想到，内山英太郎就更没想到了，他还在得意呢，我虽然抽调一个师团去追汤恩伯，空子冈村还不得给我补上？ 可内山英太郎哪里斗得过冈村宁次？ 待到攻击洛阳的计划出来后，内山傻眼了。 为何？ 按照冈村宁次的计划，1军增援而来的8个步兵大队负责洛阳以西，12军负责洛阳以南，洛阳以北是黄河，无需派兵进攻，而直接攻打洛阳的东线则交给了刚来的第63师团，攻城总指挥则是63师团长野副昌德。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攻打洛阳的功劳与内山英太郎和12军无关。 内山英太郎虽然生气，可也无可奈何，谁叫你当初不服从命令来着？ 可冈村宁次仍然不放心，洛阳毕竟是1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自1938年6月以后，守军就不断在洛阳构筑工事，虽然不能说是固若金汤，但也是城高池深，不好攻打。 为此，冈村宁次下了血本，又把华北方面军直属的野炮兵全部派了过去。 那么，洛阳守军有多少人呢？武庭麟15军的3个师。 本来，15军只是下辖两个师的乙种军，在开战前，才临时调了一个嫡系师来。 按理说，守军只有三个师，而且还有两个是杂牌师，冈村宁次不需要派出这么多的兵力来打的。 可在开战前，冈村宁次手下的情报部门破译了蒋氏给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电报，在情报中明确规定，15军死守洛阳。 冈村宁次也算得上是“中国通”了，他很清楚，只要是蒋氏下了死命令让守军死守，那就意味着守军在没有收到撤退命令时是不敢撤退的，这就意味着在洛阳即将要爆发一场大战。 如果在抗战初期，冈村宁次也不至于派出这么多兵力，因为那时候日军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可仗打到1944年，此时日军的战斗力能有其全胜时期的几分？ 以这么多的兵力包围洛阳，冈村宁次还是觉得，能不打还是不打，先包围让守军产生畏惧心理，然后再打，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要守军撤退，那只能往西面撤退，他把1军的8个步兵大队安排在洛阳以西，就是让他们等着捞取功劳呢。 可让冈村宁次没想到的是，围了10天，守将武庭麟不仅没有任何撤退的意思，反而“叫号”，你冈村宁次不是假惺惺的说要爱护洛阳古城吗？那好，我们就在洛阳城外的邙山摆开阵势打一场如何？ 冈村宁次虽然很狡猾，可攻城总指挥野副昌德却是个“生头”，见武庭麟主动出城约战，上当了。 为何这么说？  野副昌德 图片来自网络 在邙山，有守军已经构筑了6年的钢筋混凝土工事，阵地前面还有铁丝网和大量的雷区，守军都不需要出来，就可以收割日军的性命。 5月19日，战斗持续了一天，日军付出了近一个步兵大队的代价，仍然没能靠近邙山主阵地。野副昌德“认怂”了， 冈村宁次很清楚63师团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刚从治安师团升格的63师团充其量就是个下乡抢粮的角色，打这种攻城战，他们不行。 没办法，冈村宁次只能从12军抽掉了两个打过仗的步兵大队来增援。 这一次，野副昌德学乖了，既然邙山难打，那就打洛阳城防。 野副昌德学乖了，武庭麟也不傻，他早就把增援来的那个嫡系师派到了城墙上，一仗又打掉了日军近一个大队。 见城防攻不下，野副昌德又改打邙山。这一次还采用了“时髦”的地空协同战术。 可地空协同战术也是需要训练的，不是想用就用的。果然，地空没配合好，一颗重磅炸弾落在了63师团部内，差点没把野副昌德炸死。 看来，没打过正规战的野副昌德还真的不是那个材料，给机会让你立功你都抓不住。 没办法，冈村宁次只能让内山英太郎接替指挥。 相比野副昌德，内山还是要高明一些的，他把坦克第3师团安排了上去，以坦克掩护步兵炸开了洛阳城墙，突入了城内。 5月24日，洛阳要守不住了。 这倒不是守军打得不狠，关键是此次守城守军缺了一样装备，那就是反坦克炮。若是能有反坦克炮，起码还能多坚持几天。 见守军要撤退，冈村宁次激动地浑身发抖。按照他的设想，守军要撤退，肯定是要往西撤退的，他早早的就把1军的8个步兵大队部署在那里。 可武庭麟却让他失望了，守军突出重围后，并没有按照冈村宁次的设想往西撤退，而是从洛阳的东南方向突围了。 这下子冈村宁次慌了。 为何？因为日军的东南方向都是一些后方医院和兵站，并没有多少守备力量。武庭麟的15军虽然没守住洛阳，可实力尚存，对着日军的这些后方医院和兵站好一顿扫荡，然后大模大样地直奔登封而去。 为何要去登封？因为汤恩伯在这里吃了日军的大亏后，登封就成为了中国部队认为危险，而日军认为平安的“灯下黑”之地。 武庭麟这个人虽然名声不咋地，可却是一位在民初就出来混的人物，能活到现在，那脑袋里装的可都是生存的智慧，岂是白给的！ 本来认为是一场平常的战事，却打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不仅守城的15军建制完整的突出了重围，捎带着还把日军的后方医院和兵站给端了，冈村宁次气大了。 再加上民间传说的洛阳即“落阳”、“落日”的风言风语，冈村宁次觉得这样可不行。如果任由这种言论继续散布下去，定会对日军的士气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 那该怎么办？改名呗！ 于是，日军占领洛阳后，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把洛阳改名为“福阳”。好像改名了，他们就有福气了似的。 其实，日军的力量能打到“三阳线”就已经到了底线了。 别看从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开始到1945年的湘西会战和豫西鄂北会战，日军在中国战场几乎疯狂了一年时间，可不管打得如何惨烈，但战线始终保持在“三阳线”，日军始终没能再向西推进。 就算是黔南事变，日军曾经推进到贵州的独山，可那也仅是部分日军中下级军官为了夺得在中国战场谁能打得更远的“恶名”而残敌一逞，没有任何的战略和战役目标。随后，就在中国部队的反击下仓皇落败。  图片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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