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研究生曹依婷所撰近15万字硕士论文《杨继盛与之间——一个明代忠臣之再诠释》，眼前一亮，受益良多。该论文撰于“中华民国一零七年八月”,内陆时间是2018年4月。据哈佛大学李梦媛女史说，该论文近期已在台湾花木兰出版社《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专刊》出版，这是我所知研究杨继盛的第二部学术作品。第一部是2007年 美国汉学家韩慕肯（Kenneth J. Hammond） 撰写的《椒山：杨继盛的生死与身后事业》（Pepper Mountain:The Life,Death and Posthumous Career of Yang Jisheng） ，该作品于2020年4月已由保定学院教授苏丽翻译完成（尚未出版），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存在多处误读。中国内陆尚未发现有研究杨继盛的学术专著。
长老抄写《杨忠愍公传家宝书》
曹依婷的研究方法是：参酌高夫曼(Erving Gofi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The Presentation ofSelfin Everyda)Life)中戏剧社会学之三要件:个体展演、情境定义和剧班，详细解读《自书年谱》，分析与讨论杨继盛的个人生命体验、所在政治社会文化背景脉络及其弹劾严嵩的事件脉络，检视忠臣杨继盛的形成，并深度探索杨继盛其人其事以及其时代。该研究着重在呈现杨继感成为“忠臣杨继盛”的角色扮演上的主动性，关注他采取何种举动与策略，如何形塑情境，以完成自己作为一个“披膈犯颜”弹劾严嵩的孤寒初仕进士之“死谏忠臣”的角色扮演。由于曹依婷的研究方法很特别、很新颖，未能落入杨继盛与严嵩“忠奸之辨”的窠臼，这是该文最大的亮点。
我始终认为，人性是复杂的，官场尤甚，好与坏、忠与奸、善与恶都不是可以标签化的概念。它是在某个特定情镜、特定社会环境、特定文化语境、特定价值观之下呈现出来的一种情绪、状态、冲击、心理表现等元素，这些元素遇到某种物质引起“化学反应”就会发生变化，是动态可变的。因此，我粗读《自书年谱》之初，创作的历史小说《铁肩铮骨杨继盛》，书中人设无论主次，都没有“标签”化。如果今人用现代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去给历史人物贴上一个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的“标签”，都是读史乏思考的表现。“周处除三害”的周处是好人还是坏人，岂能简单定义？杨继盛与兄长杨继昌兄弟成仇，一个是儒家士人，一个是底层平民，是“君子喻义”与“小人喻利”的阶层矛盾。“人家当官挣钱，他（继盛）做官惹祸”出自继昌之口，似乎也没毛病。因此，我非常认同曹依婷所说：“若单纯将杨继盛的《年谱》视作'忠臣义士’故事阅读的话，只是对此文本进行极为浅薄的片面解读，则无视其文本生成背景的厚度与时代意义。”
去年，我在宝坻“了凡善文化读书会”上说：“如果简单的把杨继盛和严嵩看作是好人和坏人，是忠奸善恶的代表，未免过于浅薄。”但是如何评价杨继盛，如何评判“杨继盛弹劾严嵩”这一历史事件，以及杨继盛个人心理变化、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确是个高难度的“政治”问题。因此，前年我写《杨继盛评传》时遇到瓶颈，搁浅在三万字，转由编写《杨继盛年谱长编》，把积累多年的庞杂文献史料，过筛子过箩，横穿纵编，解读年谱，客观呈现，不评不议。曹依婷不愧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研究生，巧妙的避开了这个“敏感”的政治难题，运用高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的戏剧理论把杨继盛置于明代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观之下，抽丝剥茧的检视和分析，不失为智者的高明之举。
职业习惯，我习惯于对某个事件和普遍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思考。近些年研习椒山文化，参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北学研究院学术研讨会和调研课题，开阔了史学视角和学术思考，但毕竟不是专业学史搞学术，驾驭“杨继盛与严嵩忠奸之辨”这个课题还欠火候。在《杨继盛评传》的行文中，不知以何种理论去阐释自己的思考和观点，写着写着就误入歧途，陷入“忠奸之辨”的坑。曹依婷谈到的许多观点都是我思考的问题。比如：杨继盛为何突破修齐治平的儒家礼教公开细数家丑？为何不吝笔墨，详细描写狱中血淋淋的悲惨自救？等等。曹依婷运用“戏剧表演”的理论做出诠释，巧妙的绕开“坑”，还避免有可能招致的“非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曹依婷选择的“戏剧理论”研究方法与四百多年来关于杨继盛的诸多戏剧文学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跨时空的某种契合，颇为意趣。
长老抄写《灵验记》
不过，个人认为，曹依婷的精彩创意研究，还是缺了那么几笔。
一、曹依婷依据“戏剧理论”分析认为，杨继盛在狱中撰写年谱和遗嘱等，是在建构个人完美角色，塑造“忠臣杨继盛”形象。而杨继盛在《自书年谱》中，包括“奇相”在内的“似神助和怪异梦境”着墨较多，高达六次。这六处异于常情的表达方式正是塑造完美形象的生动元素，却均未见提及。
二、杨继盛弹劾严嵩之前和之后都经历过复杂的心理变化，曹依婷分析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使杨继盛在弹劾严嵩的整个事件中的心理变化和行为解读未能切肌入理。王遴在《益津郡王氏萍踪岁纪》中记载了杨继盛弹劾严嵩之前，经历了多次反转和思想纠结，并且跟严嵩还有过一次密切接触，或为严嵩主动“讲和”。这一重要线索也未见提及。
三、杨继盛身边人物的挖掘不够到位，使杨继盛与严嵩的关系未能全景呈现。比如：杨继盛参加殿试，未开榜之前，两次私下为其报信“中一甲”的郑于野，备注为“生卒年不详”。受卷官郑于野违反常规，给没有任何交情的新科进士杨继盛私自透露殿试消息，一定不寻常。因此，郑于野这个人物就很“有戏”。《莆田县志》有“郑大同（号于野）传”，据此推知，严嵩借读卷官之便，为自己“招贤纳士”，提名新科进士杨继盛殿试卷为一甲卷，派郑于野私下给杨继盛报信，是将其纳入麾下的“前奏”。首辅夏言以杨继盛“策多伤时语”为由将其列入二甲，把严嵩对杨继盛的赏识亦或第一次“交集”掐灭于“萌芽”。另外，南京会文的诸文友中，杨继盛称何迁亦师亦友，甚相爱。曹依婷引用了杨继盛狱中写给何迁的信，却忽视了二人关系的微妙变化。何迁后来与严嵩往来密切，这应该就是杨继盛狱中四次致书何迁，却尚未发现有资料表明何迁与其互动的主要原因。
《杨忠愍公传家宝书》之《灵验记》
总之，曹依婷的研究方法和行文使我耳目一新，既解决了我遇到的“瓶颈”问题，又开阔了《长编》编写视野，启发了《评传》撰写思路。反观张显清的《严嵩传》和曹国庆的《严嵩评传》，前者评价严嵩因循“奸相”的历史标签，而后者有为严嵩“平反”之嫌，两者我均不认同。平心而论，论才学、论资历、论政治资本和远见，杨继盛都难以和严嵩并论。杨继盛并非完人，严嵩也并非生来就是恶人。把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之下去检视，才能把埋在故纸堆里的模糊的人像，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活人”，从而有一个相对真实且客观公正的评价。杨继盛在狱中“死而复生”是个节点，这是“杨继盛弹劾严嵩”这一事件发生质变的转折点。由杨继盛与严嵩的两个人的政治事件，转变为以严嵩为首的权臣集团和以王世贞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之间的角逐。杨继盛的个人生死也转变转为一群人的成败。彼时，就个体而言，杨继盛无论生与死，都能博取殊荣和名利，是妥妥的赢家。于团体而言，成王败寇，胜者一方则是历史的书写者。
研古思今，当某一事件正好契合某一社会痛点，往往被某一势力作为“工具”推上热搜，推演剧情，掌控节奏，从而迅速演变为汹汹舆情，远非事件当事人和当权者所能掌控，人们所关注和热衷传播的话题也远远超越了某一事件本身。古今亦然。（郑建党/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