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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NZD44d601EEX8VKVlSKf-Q 纳粹的青少年 康拉德·H·雅劳施 历史学人 2022-01-14 08:00 作者：[美]康拉德·H. 雅劳施，译者：王晨 1933年1月30日，当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时，许多民族主义者欢呼雀跃。但左派对纳粹掌权已经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听到这个消息后，6岁的埃卡·阿斯穆斯（Eka Assmus）兴奋地叫道：“现在轮到汉斯叔叔的'元首’了。”作为党卫队成员，她的亲戚已经在准备火炬游行来庆祝胜利，而一位邻居家的妇女则忙着挂起万字旗。另一位“老战士”如此欣喜若狂，以至于“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新的救世主吗？”但在莱比锡，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吃惊地看到无穷无尽的纳粹行军队伍”。虽然他们期待有人会呼吁进行暴力抵抗，但“没有人来，什么都没发生”。年轻的犹太人弗兰克·艾克本能地感到，从那天开始，“我的父母无法再保护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气氛消失了。一切再也不能被认为理所应当”。 随后，大部分德国青年被纳粹化，这并非意外，而是纳粹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希特勒宣称“谁拥有青年人，谁就拥有未来”。他非常重视年轻一代，视之为第三帝国的先锋，因为许多成年人过于顽固不化，无法完全接受纳粹主义。因此，名为“希特勒青年团”的纳粹青年组织成了向年轻人灌输思想和培养下一代纳粹领导人的重要工具，后者甚至会更加致力于实现这场运动模糊的意识形态目标。希特勒青年团尚武的颂歌迎合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暗示恢复国家的统一和伟大是年轻人的任务：“前进！前进！吹响闪亮的号角/ 前进！前进！青年无所畏惧/ 德国将会闪耀矗立/ 即便我们牺牲。” 纳粹主义对正经历着从童年到成年的复杂转变的青少年特别有吸引力。在之前的世纪里，这种以坚振礼等宗教仪式为标志的转变是突然发生的：当十几岁的青少年一进入劳动者的世界，他们就被认为是长大了。但到了20 世纪初，像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这样的心理学家和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这样的剧作家“发现青春期”是童年和成年之间一个过程性的生命阶段。在这一转变中，年轻人被认为将构建独立的自我，与父母分离，与同龄人建立新的关系。希特勒青年团满足了所有上述需要，让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使命，让他们离开家庭，并为他们提供了属于自己年龄群体的伙伴。对战后世代的心理历史分析表明，魏玛时代的孩子很难抗拒这种诱惑。 因此，由前成员所写的数量可观的希特勒青年团相关作品，反映了当事人对纳粹经历根本上的暧昧态度。一方面，其中有不少对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快乐和游戏的自辩性描写。德国少女联盟的领袖埃娃·彼得斯承认：“我也被要求、劝说和号召用我的生命来服务一个名为德国的伟大而强大的［理想］。”另一方面，这种错置的理想主义的致命结果后来迫使她“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使［我］和希特勒青年团一代中的其他许多年轻人陷入'巨大的骗局’”，相信了纳粹的宣传。由于这种暧昧，回忆文字是矛盾和易变的，既有对欢乐活动的动情回忆，也有回顾时对其灾难性影响的谴责。这种混杂的情感对于露西·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犹太受害者而言尤为强烈，她写道，对于被意识形态打断的青春，“我同时感到怀旧和悲伤” 德国青年纳粹化的影响既不像纳粹领导人所宣称的那么大，也不像后来的自辩者所宣称的那么小。由于希特勒青年团在组织上日益一家独大，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其成员几乎无所不包。家庭、学校和公共宣传的压力迫使大部分年轻人加入，除非他们因为是左派、犹太人或其他“不适合者”而被排除在外。同龄人群体也通过朋友、休闲活动和对成年人的叛逆而发挥了强大的吸引力，许多青少年坚持成为团员，故意无视父母的保留意见。不过，不断重复的口号、准军事训练和无止境的行军同样令一些年轻人反感，他们只是表面服从，但无视其意识形态意旨。虽然掌控了大部分人，但这种强制和压迫也激起了反对，影响了青年团试图实现的目标。露特·魏格尔特回忆说，无论如何回应，“纳粹总是把一切，真的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 青年的纳粹化 早在希特勒凭借纳粹运动的迅速发展而掌权之前，对德国年轻人的教条灌输就已经开始了。只要该党仍然被认为处于边缘地位，就只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愿意加入，公务员被普遍禁止成为该党成员。但越来越多像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的父亲这样的失业者因为冲锋队或党卫队的同志情谊和在街头冲突中的顽强作风而成为其成员。身着制服的他们“颇为风度翩翩”，从而获得了他们渴望的尊敬。随着1930年和1932年的选举胜利让纳粹党成为最强大的党派，白领机会主义者也开始成群加入，很快在人数上就超过了“老斗士”骨干。此外，公司也对自己的雇员施压，要求他们加入纳粹组织。于是，青少年越来越面临一场充满活力的运动，它承诺将终结大萧条，“带来秩序和稳定”，创造更好的未来。 在许多家庭，纳粹的崛起引发了冲突。对其民族主义信息感到恐惧的不仅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在假日聚会上，青睐台尔曼的左派，支持兴登堡的中间派和偏爱希特勒的右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虽然赫尔穆特·拉什多夫并不完全理解这一切的影响，但他的天主教徒父亲很有远见地预言说：“希特勒掌权后会有战争。”在鲍克家，父亲被发现是纳粹党员引发了“家中的激烈争吵”。当鲍克夫人在自家的咖啡店里发现了反犹主义刊物《冲锋报》（Der Stürmer ）后，“她冲进书房，把报纸砰地扔到桌上，气呼呼地低声说'胡戈，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种垃圾’”，提醒丈夫他们多么仰赖犹太人顾客。面对这种情绪激动的场面，年长些的孩子变得政治化，不得不选择站边。 真正掌权后，纳粹马上赶走魏玛精英，独占了胜利果实。以1933年2 月27 日的国会纵火案为借口，他们监禁了像英格丽德·博克的叔祖父这样的共产党员，后者在为贫苦的左翼人士筹款时遭到围捕，“被投进集中营里关押”了一年。1933年4 月1 日，纳粹暴徒联合抵制犹太人的买卖，迫使他们关店并赶走顾客。虽然皮货商阿尔贝特·贡珀茨提议“给所有犹太人发护照，让他们离开德国”，但中央协会的怯懦领导者否决了这一想法，唯恐引发更大的怒火。纳粹甚至不尊重他们的民族主义者盟友，比如记者弗里茨·克莱因，此人“在原则上认同政府的改变”。但由于他对过分的热情提出了“诸多疑问”，他们强迫他辞去《德意志汇报》编辑的职务。这些举动无疑显示，“国家革命”正在制造独裁。 通过坚持一系列共同的仪式，纳粹强制实现了全体支持第三帝国的表象。在日常用语中，人们被要求用“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替代像“日安”这样无害的致意，以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支持。批评者只能含糊地抱怨，他们将两种致意一并使用，或者挥动而非伸出手臂。在特别的日子里，每个家庭还被强迫将万字旗挂出窗外，把他们的政治认同公之于众。像舍夫斯基家这样不情愿的人无法完全逃避这种可恨的仪式，只挂出尽可能小的旗帜。类似地，街区管理员还会进行检查，确保每家每户都订阅了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lkischer Beobachter），以便了解官方立场。不过，他们无法阻止人们用旧报纸当厕纸。一些青少年讨厌父母的不情愿，另一些则学会了如何表现出服从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这些明确的政治对手遭遇了威吓和暴力。只要批评者不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就只会在升职时被无视，或者被调到不那么受欢迎的地方。但如果公开“咒骂和对抗纳粹党”，他们就会“遭到臭名昭著的冲锋队的'保护性拘留’”，在没有法庭命令的情况下对他们严刑拷打，逼他们招供同党的名字。1933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汉斯—哈拉尔德·席尔默的父亲被冲锋队暴徒的吼声惊醒，“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他不知所措地听从了，结果被带到警察局。“在一栋办公楼的地下室里，［他］遭到拷打、被剥夺睡眠和挨饿，以此逼他招供”谋划了政变。几天后，他回家时已经“伤痕累累，精疲力竭，精神恍惚了”。像本诺·舍夫斯基这样的许多青少年被宣传所误导，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父母要抵制纳粹的号召。 在学校里，身为纳粹党员的老师（常常身着冲锋队制服）试图向他们的学生灌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汉斯·席尔默这样写道：“即使对我们孩子来说，也可以从他们［的举止上］认出他们，从顺从的迟钝到粗暴的狂热，不一而足。”他吃惊地看到，“因为是忠诚的老战士和纳粹党员，速记老师这个喜欢吹牛的可笑之人在1934年成了校长，［尽管］他能力相当有限。”有个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历史老师让汤姆·安格雷斯觉得不适：“他不时说些反犹主义的话，与当时上的课完全没有关系。”阿尔贝特·贡珀茨曾经尴尬地看到，“我们那个在领口上缝了颗万字旗纽扣的音乐老师……带着我们班在犹太学生面前……唱纳粹歌曲，其中一首的副歌唱道，'当犹太人的血从我们的刀上淌下’”。这种言语侮辱让犹太学生觉得越来越不安全。 学校系统纳粹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传统课程的改变。席尔默表示，“回头来看，历史课变得党派化，几乎不知不觉地引入了纳粹意识形态”。国家政治课没有像通常那样要求背诵国王和战役的名字，而是试图变得时髦而有趣：“纳粹党计划的关键要点是将德国和各个日耳曼人种的国家重新塑造成大德意志帝国，是希特勒对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国际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世界资本体系将搞乱和主宰欧洲。”在赫尔曼·德布斯的经历中，“元首、民族和祖国等概念每天都被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便确认“希特勒及其支持者永不犯错的形象”。面对如此有偏向性的教育，大部分学生会情不自禁地吸收其中的一些意识形态偏见。 灌输的另一个元素是引入像“种族科学”这样的新科目，教授以雅利安人为首的种族等级序列。当一位反犹主义的化学老师试图说明表现型（phenotypes）的区别时，他指着汤姆·安格雷斯说：“这个男孩长着典型的第拿里人（Dinaric）的脑袋，就像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博士那样。”由于他把班上唯一的犹太孩子当成了雅利安种族的代表成员，“大家哄堂大笑起来”。几天后，当他在黑板上写字时，学生们朝他扔干豌豆，把他赶出了教室。他们的班主任，一个纳粹花花公子冲了进来，怒不可遏地指责安格雷斯：“是你，一定是你做了这样的事。”但由于全班都承认是自己在恶作剧，他无可奈何，只能关了全班三小时的禁闭。虽然种族科学的主张似乎难以让人相信，但其口号加深了偏见。 尽管变得纳粹化，但在训练年轻人上，学校不得不与希特勒青年团争夺时间和重要地位。最初，帝国青年日的引入取消了周三下午和周六的课，让学生们可以参加青年团的训练。格哈德·克拉普夫后来还记得，由于无休止的行军、远足、体育比赛和募捐活动，学生们几乎没有时间“学习如何正确地读书和计数”。1936年，要求所有孩子加入青年团的法律规定：“所有德国青少年必须在家庭和学校之外接受希特勒青年团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精神开展的身体、思想和道德教育，好让他们为人民和民族共同体服务。”虽然减少了必需的时间，但该法赋予青年团与家庭和学校同等的权威。老师们不得不苦苦应对扰乱他们上课的傲慢的青年团领袖。露特·布尔文参加的德国少女联盟所拍摄的典型户外活动照片展现了快乐的青少年在乡间徜徉的情景。 面对宣传的要求，学校管理人员和老师要冒着风险维护教育水准。在埃里克·黑尔默就读的那所布伦瑞克的文理高中，“大部分老师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其中一位甚至公然反对新政权”。他无视强制的德国致意方式，而是感情洋溢地用“日安”来向自己的班级问好，用充满想象力的角色表演让他的学生着迷。在位于利希特菲尔德（Lichterfelde）的高中，汤姆·安格雷斯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正直的德国民族主义”校长，因为此人“公正而平易近人，拥有幽默感”。还有一些老师是骄傲的专家，他们继续教授自己的科目，尽管有时在修辞上会向主流意识形态让步。就连安格雷斯的体育老师，一名坚定的冲锋队队员，也对这位少年的体操技能大为折服，提名他参加了校际比赛。不过，为了加快扩军，高中课程被缩短了一年。 直接的反对在第三帝国通常是行不通的，因为公开的异见人士会遭到狂热的党徒和卑屈的机会主义者的严厉打压。早在1933年春天，犹太人、左派，以及像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父亲这样的共和派就已经被从高中教师中清洗出去，开除他们的法律被误导性地称作《恢复专业公务员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直到很久以后，格哈德·克拉普夫才明白，在他自己的学校里，“朔伊尔曼先生（Herr Scheuermann）因为是犹太人而被开除”。另一些持有异议的老师遭到监视、审查、降职，或者也被解雇。敢于“巧妙地履行自己教学责任”的勇敢老师们不得不披上伪装，以便“中立但有趣地提供官方版本之外的其他视角”，从而激发批判性的思考。由于绝大部分老师都遵从纳粹意识形态，对学生后来的生活而言，“学校的教育并没有提供任何区分人道和不人道行为的标准”。 纳粹在学校里日益强大的影响使犹太学生被孤立，成为侮辱和歧视的对象。直到发现她的同学有一半不过基督教节日，吉塞拉·格罗图斯才意识到在她的女子高中里“有多少犹太学生”。像汤姆·安格雷斯这样的德国爱国者在不得不庆祝国家节日和参加纳粹集会时感到越来越尴尬，因为在那些场合，犹太人不受欢迎。一位已经留了两级，名叫阿恩特（Arndte）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开始用诸如“德国觉醒！犹太人去死吧！”之类的言语攻击他。但是当汤姆在体育馆的一次攀绳比赛中击败他时，他的影响力下降了很多。尽管“政治形势不好，德国人被分为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许多同学不再与弗兰克·艾克来往，但一些像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这样的正派青少年仍继续与他保持朋友关系。 面对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意，犹太青年很难想出该如何应对。如果身处一所奉行自由主义的学校，有善良的老师和其他犹太同学为伴，他们可能希望整个纳粹风暴最终将会过去。但许多被排除在外的孩子“在目睹［希特勒青年团］行军时，会问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他们不被允许参加”。如果遭到纳粹同情者的身体攻击，他们会像汤姆·安格雷斯那样鼓起勇气，向攻击者反击，从而获得同班同学的尊重。当友谊足够牢固时，就像其中一人与一位希特勒青年团队长的友谊，它可能会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延续下去。但长期来看，犹太青少年在青春期开始后日益觉得自己被孤立。许多人“宁愿靠自己来应对恶意和羞辱”。 反犹主义在学校的升温—不时伴随着诸如“犹太猪”这样的侮辱—导致犹太学生自愿或被迫退学。当埃里克·黑尔默因为一个课堂项目而被发现有位犹太人祖母后，为了保护儿子，黑尔默牧师设法与纳粹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攀上了远亲。一些以自己的血统为傲的犹太青少年对公立学校“非常令人沮丧的”状况感到厌倦，转学去了专门的犹太学校。而像弗兰克·艾克这样足够幸运地拥有财力和人脉的另一些人则决心到国外继续学业：“影响我在校生活的反犹主义手段加强了我移民国外的意愿。”从1936年开始，大部分犹太学生都被从公立学校驱逐，最后的那些在1938年完成了毕业考试。 除了对在校的非犹太人青少年灌输意识形态，纳粹还展开了一系列全面宣传，称颂“德国的崛起”是国家走向“复兴”的一步。在“波茨坦日”，身着燕尾服的希特勒“在驻军教堂向身着军装的帝国总统鞠躬”，此举表示“爱惹事的纳粹政权已经同普鲁士传统言归于好”。格哈德·鲍克参加了典礼，感到一种迟到的“内心对民族的激动之情”。无独有偶，5月1日“德国劳动节”上的宣言掩盖了对工会的摧毁。在“长长的队列中，不仅有身着制服的党员在游行，还有形形色色的工匠行会在大花车上展示他们的技艺”。此外， 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闻短片中，元首和一些追随者“拿起铲子，为帝国高速公路（Reichsautobahnen）的建设破土”。这个场景暗示，“情况正在好起来，很快将不会再有人失业”。 受权刊发，选自《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美]康拉德·H. 雅劳施 著，王晨 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宣传的高潮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举办，它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纳粹政权欢迎国际青年来到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为此暂停了压迫和种族主义行为，以显示“新德国”友善的一面。成千上万像露特·布尔文这样的学生组成了奥林匹克五环和旗帜的图案， 开幕式上“人们欢欣鼓舞，热情无限”。“整个世界都欣喜若狂”， 因为它想要相信和平与复苏。当美国人回想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的胜利时，德国人却为赢得奖牌榜首而欢呼雀跃。许多与会的外国记者和运动员“把一个充满活力的德国的好消息带回了祖国，这个德国守纪而有序，爱好和平又勤劳”。此外，才华横溢的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以其1934年对纳粹党纽伦堡集会的描绘而闻名——在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中展现了北欧运动员的身体之美。 更有实际作用的是纳粹将体重不足的城里孩子送到乡下，以便让他们更加健康的政策。即便无人督促，有农村亲戚的家庭也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祖父母或其他农场上的亲戚那里，好让他们在暑假期间获得更好的空气和更丰富的食物。此外，每年一次，“公共卫生官员会来学校检查所有孩子”，看是否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每天喝一瓶牛奶来改善。对更严重的情况，他会建议“把孩子们重新安置到”乡下的集体之家。他们将在那里住上几周，只上最少的课，有充足的娱乐，吃得比家里更加丰盛。虽然少数人最初会想家，很难适应这种集体生活，但大部分人享受这样换个地方，在离家期间体重上升。虽然并不真的需要，赫尔穆特·拉什多夫还是“感激地把这种可能作为礼物收下”。 因此，青少年的纳粹化涉及强迫和认同的矛盾混合。一方面，批评者被噤声、政敌遭到迫害、犹太人被从社群驱逐，这些都揭露了第三帝国独裁的一面；另一方面，真实的热情、重燃的骄傲和复归的希望让公众情绪高涨，让纳粹在那些生活改善的人中间变得真正受欢迎。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这种矛盾的印象造就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强烈对立情绪的混合体，从孩子般或幼稚的热情［到］厌恶［和］疏离，无所不包”。海因茨·舒尔泰斯还记得纳粹统治初年“近乎精神分裂的情感”，大部分人“很难清楚地区分这些新掌权者明显的成功和可恶的强迫”。 同龄人的压力 德国青少年参与了自己的纳粹化，协助占有了青年运动的遗产。20世纪初这场高中学生反抗运动最初是反对酒精和尼古丁的成人生活改革运动的一部分。1913年在迈斯讷高地（Hohe Meissner）举行的“自由德国青年日”集会上，与会者誓言，“在他们自己的动议下，由他们自己负责，带着深切的诚意”，他们“决心独立地塑造自己的生活。为了这种内心的自由，他们［将］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统一行动”。这种对青年独立的强调显示了他们对威廉时代成年人堕落的憎恶，尽管其中也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通过接手郊游、歌唱和篝火晚会这些很有吸引力的活动，纳粹青年歪曲了运动的最初意义，将其变成年轻人对种族主义独裁的支持。 1922年，希特勒青年团作为成人党派的青年辅助团体成立，是未来党的领导人的来源。在1926年吞并了一些竞争团体后，它迅速发展，到1932年已经拥有超过10万支持者，在纳粹掌权后更是激增至几百万人。青年团分为两个年龄组，“少年团”（Jungvolk） 由10到14岁的男孩组成，“希特勒青年团”本身由14到18岁的青年组成。除了这个最初全为男孩的团体，还有一直严格与男孩分开的德国少女联盟。随着精明练达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在1933年被任命为全国领导人，希特勒青年团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既进行准军事训练，也提供休闲活动。尽管这最终成为所有青少年的必修课，但希特勒青年团认为自己才是未来的精英。罗尔夫·布尔文（Rolf Bulwin）所在号角队的一幅快照显示了纳粹如何通过参加青年党员集会来灌输思想。 通过吸收竞争对手和禁止一切独立协会，希特勒青年团逐渐垄断了全部青年活动。最早被吞并的组织之一是松散的青年运动团体“志愿军”。在1933年的五旬节，保罗·弗伦策尔在吕讷堡石楠草原（Lüneburg Heath）举行的全国联欢会上遇到了大约4万名同志。当他们听说所有不同的团体都必须合并成一个新的国家联盟（大德意志联盟［Gro?deutscher Bund］）时，“年长些的青年人大声抗议”， 并扯下了万字旗。尽管来了10队警察，还是不能说服愤怒的青少年接受解散他们的团体。但当冲锋队和党卫队小队包围营地时，“即便最勇敢的孩子也不得不向武装包围屈服”。在青年团内部保持某种凝聚力的承诺促使大部分志愿军成员加入。童子军、宗教团体和其他俱乐部一个接一个地卷起自己的旗帜，放弃了他们的独立地位。 有各种理由可以说服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阿格内斯·莫斯曼考虑的只是爱国朗诵、唱民歌和行军的“乐趣”。对埃娃·彼得斯来说，填写少女联盟的会员表给了她从家庭和学校独立的“振奋之情”，因为“她想要帮助建设将持续千年的崭新的第三帝国，并承担责任”。当卡尔·黑特尔看着在飘扬的旗帜和隆隆的鼓声中“望不到头的'少年团’队列迈步前行”时，他觉得自己“被吸引了”，希望“也许能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团体。由于几乎所有同班同学都加入了，霍斯特·约翰森也“想要成为'少年团’的一部分”，试图推翻父母的否决。对保罗·弗伦策尔来说，这个决定则是为了显示最低程度的顺从，表明他的家庭并不反对新政权，即便“我的热情非常有限”。不过，只要能够向其成员灌输思想，希特勒青年团就很少关心动机。 在反纳粹家庭中，孩子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欲望造成了很多代际间的紧张关系。当本诺·舍夫斯基喜欢的一位阿姨送给他一套包括棕色衬衫、肩带和黑色领巾的青年团制服时，“我妈妈对此非常愤怒，把这些东西藏进了箱子”。即使在1937年当他被迫成为其中一员时，他的父母也只允许他最低限度地参与，禁止他参加任何旅行。同样，当汉斯·席尔默看到儿子穿上制服时，他变得怒不可遏，“他禁止我去希特勒青年团。我不能成为成员，［因为］他作为父亲不会允许。就是这样 ！”年轻的汉斯—哈拉尔德“不明白这一点。其他男孩也穿着这些衣服”，却没有任何问题。虽然他感觉到他的共产主义父亲认为“希特勒是个罪犯”，但这个年轻人却不能理解这种冒犯的严重性。他所想要的只是像他的同龄人一样。 在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领导”的率领下，希特勒青年团提供了一批诱人的活动，对10到14岁的孩子特别有吸引力，把“少年团”变成了“特别重要的理念灌输工具”。一个固定活动是每周的俱乐部晚会（Heimabend），“晚会上有综艺节目，还有丰富多彩的战争和胜利宣传”。团体领导通常会展开关于“［纳粹］运动英雄”“国外的日耳曼人”或“族群边界上的民族斗争”的意识形态讨论。但更有意思的是形形色色的游戏，比如警察和强盗，常常会引发打闹。男孩特别喜欢两组游戏者试图夺取对方旗帜的野战游戏（Gel?ndespiele），因为这让他们可以在户外四下奔跑，相互打闹。晚会的最后是激动人心地演唱宣传歌曲，比如“年轻人起来，准备好冲锋 ！/同志，让我们把旗帜升得更高 ！ 甚至更加有趣的是穿越乡村的徒步旅行，或者规模更大的有组织野营，这是由青年运动开创的。在周末或假期，团队成员会穿着制服集合，背着装满食物、衣服、毯子和餐具包的沉重背包，徒步前往美丽的湖泊、山间或森林。在那里，他们会搭起帐篷，聚在一起听恐怖故事，唱民歌，或者偷偷跑去竞争对手那里偷旗子。乡间漫步给了他们一种摆脱成年人控制的自由感。在有组织的野营中， 许多小队会聚在一起，展开体育竞赛，吹着号角、打着鼓、挥舞着旗帜行军，或者聆听党的领导人讲话，颂扬纳粹的功绩。卡尔·黑特尔记得，徒步穿越祖国的不同地区和在篝火旁唱歌把年轻人团结起来，创造了“一种与我们民族早已逝去的老一辈人真正交融的感觉”，他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 纳粹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希特勒青年团或纳粹党辅助组织的成员身份来控制休闲活动。尽管因为身为新教徒而感到不情愿，但格哈德·克拉普夫对纳粹骑兵团的马术障碍赛印象深刻，因为他喜欢马。虽然对政治感到厌倦，但海因茨·舒尔泰斯却被“希特勒青年团空军”所吸引，“因为在这里，我成功地实现了驾驶”真的飞机的梦想。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学习飞行物理学和天气模式等等。年轻人首先搭建模型，合格后再乘滑翔机体验“'真正的’翱翔”。滑翔机被绳子拉下山，使其最终升空。对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挑战，即便“飞行”只持续了两三分钟。无独有偶，霍斯特·格罗图斯也非常热衷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空军”，因为他想要设计飞机。通过对骑马、飞行和划船等活动的垄断，希特勒青年团甚至吸引了本来反对他们的年轻人。 不太受欢迎的是“为德国人民和祖国”服务的任务，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必须履行这些任务，以显示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参与。总的来说，年轻人认同纳粹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诉求，要求平等对待所有“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成员，即“有拳头和头脑的工人”。但是，大多数青少年并不真的想要身着制服站在街角上摇晃他们的锡罐，按照“任何人都不能挨饿受冻”的纳粹口号，为给贫困家庭的“冬季援助”（Winter Aid）筹款。同样地，只有在抽象的情况下，当他们不得不在市场广场吞下“大罐子里温热的肥肉汤”时，每周日只吃一份炖蔬菜而不是丰盛的晚餐，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纳粹人民福利计划的想法才会受到欢迎。 由于希特勒青年团是党的仪式上或有要人来访时特别受欢迎的观众，成员们总是被迫参加和表现他们的热情。在这种活动开始前几小时，团员将会集合，他们列队游行，在街上站成排，举起右臂，呼喊“胜利万岁！”此类展示的高潮是希特勒的讲话，由电台直播，通过扩音器播放。格哈德·克拉普夫回忆说，元首一开始“字斟句酌，用较低的音调”简述了纳粹运动的历史；然后，他逐渐提高音调和力度，“诉说凡尔赛的不公，情绪渐渐达到最高，令听众疯狂”。随着声音变得嘶哑，他的讲话达到了高潮，誓言将让德国恢复荣光，使年轻人陷入了“无尽的欢腾”。虽然有人讨厌被强迫参加，但许多人“离开时眼睛湿润，仿佛听了一场假日布道”。 希特勒青年团的吸引力还源于它能提供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让青少年有了不同寻常的行动机会。1938 年，770万成员需要数以万计的领导者来组织他们的活动。因此，组织任命了外貌俊美、意识形态可靠或者受欢迎的青少年来领导由十几个只比他们年轻几岁的成员组成的小队。致力于年轻人的自我领导常常造就了牢固的情感纽带，因为这些小领袖就是青少年的模范榜样。一旦被选中，这些未来的领导将接受特别课程的训练，学习如何组织每周的集会和准备旅行。埃娃·彼得斯仍然对“当时十四五岁或十五六岁的人组织、负责和完成的一切”啧啧称奇。威廉·科列斯尼克记得，这种领导角色坚定了他的决心：“只有在成为德国少年团的领袖后，我才变得忠于民族社会主义。”给予年轻人这种自由的理由是把“年轻人神化为”德国未来的保证者。埃娃·彼得斯认为，积极的方面包括在民族共同体中“克服了阶级障碍”，以及通过“血与土”的神话“实现了对朴素、真实和自然的渴望”。对于消极的方面，她罗列了数量多得多的希特勒青年团意识形态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反自由和反民主的'领袖和追随者崇拜’”贬低了对人权的尊重。“生存空间观念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观”否定了理性和科学的世界观。此外，“与启蒙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决裂”助长了对强者权利的野蛮浪漫化。最后，“民族主义者夸大了对人民和祖国的感情”，导致了对所谓少数民族和种族的凶残蔑视。 希特勒青年团的手册解释了成员在宣传讨论中应该内化的意识形态信仰。它首先强调了“人的不同”，这使北欧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优越，让血统的稀释变得危险：“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者首先的反对措施必然是旨在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驱逐。”第二点是扭转人口的下降，恢复与土地的健康接触。第三是重新征服日耳曼部落曾经居住过、受到日耳曼文化影响的领土。“这个事实证明日耳曼民族对这些地区的主张是合理的。”为了应对人口过剩，实现农业和工业的自给自足，帝国的领土必须扩张。尽管在语言上仍然表达得含蓄，但这已经为未来的战争画好了蓝图。 这种模糊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关于元首的浪漫化观念”，希特勒青年团发誓永远效忠元首。在一幅宣传画上，他“骑着骏马，身着骑士盔甲，包着铁甲的拳头握着一面纳粹旗帜”。根据格哈德·克拉普夫的说法，这幅广为流传的图像标示了“一个超自然的英雄，作为忠实的臣属追随他……是每个德国人的'神圣职责’”。对领袖的这种构想出自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它试图满足大众对强人的渴望，这是基于对俾斯麦用“包着铁甲的拳头”推行强权政策的误解。虽然有个德国少女联盟的迷妹激动地表示，“德国的年轻人，希特勒是你们最伟大的导师”，但当霍斯特·格罗图斯亲眼看到元首时，他“有点失望”，因为这位领袖看上去不像是北欧英雄。尽管如此，这种崇拜似乎是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概念的实际应用，该概念强调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非理性情感纽带，要求盲目的服从。 希特勒青年团试图塑造的德国年轻人理想类型，男性是雅利安战士，女性是雅利安种族的母亲。加入青年团时要说这样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属于元首 ！”像汉斯·克维萨这样的领导者明白，“领袖原则”的“一方面是命令和责任，另一方面是服从”。在实践中， 这意味着不加质疑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希特勒本人要求男青年应该“像灰狗一样迅捷，像制鞋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钢铁一样坚硬”。这种意象宣扬，性格和体魄的力量比智力和想象更重要。因此，男孩们自豪地佩带的青年团猎刀上刻有“血与荣誉”的口号。女孩们被这种男性纽带排斥在外，被要求发展出一种“信仰与美”的不同概念。虽然现实常与这一理想有差距，但此类口号的不断重复为青年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服役做好了准备。 归根结底，希特勒青年团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对归属感的需要。身为在布拉格的无国籍乌克兰人，威廉·科列斯尼克决定成为德国人，因为他不想做捷克人或犹太人。他加入了青年体操团体，被希特勒青年团所吸纳，“作为少年团成员，我非常喜欢那里”。不过，“驱使我投入纳粹怀抱的是近乎病态的野心，那是由一个可憎的同班同学获得晋升引起的”，因为他想要成为比对手更好的青年团领袖。露特·布尔文在回忆她的少女团小队时仍然充满了感情，认为那是“一个友善的团体”。与许多前成员一样，她还记得“热情青年们始终微笑和快乐的脸庞，她们身体健美，守纪而迷人，完全相信自己的理想，对未来和元首毫无异议，充满了自信”。这些积极的回忆显示，总体而言，大部分年轻人乐于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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