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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年的文明史，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是国人自嗨，还是实至名归？其实，以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确已有8000年文明史。
周家庄遗址：虞舜之都？  先秦将历史按照次序列举为虞、夏、商、周，《尚书》的第一篇《虞书》即记载了虞朝的历史。韩非子曾声称虞夏两个朝代共延续了2000年。夏朝存在了约400年，而虞朝则长达1500多年。然而，近年来山西考古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这些考古发现揭示了一个庞大的规模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持续了2000年之久的时间线相吻合。这使得人们不禁将这些发现与虞舜联系在一起。 在山西临汾襄汾县，考古学家在上个世纪发现了一个名为'陶寺遗址'的地方。根据该遗址的位置和考古发现，现在普遍认为这个陶寺遗址就是古代的'尧都平阳'。史书中记载，尧和舜的距离并不远，舜曾是尧的臣子，后来尧把帝位传给了舜（可能是舜的族姓或个人名字）。因此，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舜的都城要么就在陶寺遗址，要么与其相距不远。  周家庄遗址位置图 本世纪初，在距离陶寺遗址40公里处发现了周家庄遗址，它是全国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面积达到了500万平方米。周家庄遗址与陶寺遗址是当时晋南地区最大的两个遗址。从古代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城池的主人肯定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堪称崇高而尊贵。 考古报告显示，陶寺遗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300年前至3900年前，而周家庄遗址则包括上至仰韶时期、下至夏朝时期，但以龙山时代（距今4500年前至4000年前）的遗存为主要特征。因此，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在数百年间共存，相距如此之近，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交流互动的情况。至于是否有出现过尧舜禅位这样的互动，目前尚无确切的证据。  陶寺文化彩绘龙纹陶盘 摄影/吴学文 问题在于山西运城绛县的周家庄遗址是否可能是虞舜的都城，有没有相关证据？ 首先，《史记》中记载：“舜，冀州人，居妫汭。”其中，“汭”指的是河流弯曲的地方。而周家庄遗址位于涑水河（黄河中游支流）下游的弯曲处。现代学者的考证表明，古冀州位于汾水或涑水河与黄河之间，而周家庄遗址的位置基本符合这一特征。 此外，山西运城的夏县和平陆县一带是商周时期“虞国”的所在地，这一地域与周家庄遗址在空间上基本重叠。这也为周家庄遗址有可能是虞舜都城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然而，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周家庄遗址是否确实是虞舜的都城。要得出确切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仰韶文化陶人面像 摄影/吴学文 其次，竹书纪年记载称“稷放丹朱（帝尧之子）”。现代考古发现老虎山文化南下攻克陶寺遗址，可以与“稷放丹朱”相对应。既然丹朱是陶寺的主人，那么舜就不可能选择在陶寺立都。而周家庄与陶寺遗址都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因此最符合帝舜的地位。 第三点，周家庄遗址规模巨大，与陶寺属于同一级别，并且距离陶寺遗址仅有40公里，两者共存了数百年。因此，如果陶寺代表着“尧都”，那么周家庄遗址显然就代表着“舜都”！更进一步说，陶寺代表“尧族”，而周家庄则代表“舜族”，这两个势力长期互动，甚至发生战争。  帝舜后禅位于大禹，表明禹舜部落相近，若距离太远则交集几乎不可能。历史记载显示山西运城夏县是“夏墟”，即夏朝的发源地，后来又迁都到二里头遗址。因此，从舜与禹的交集来看，舜都应当与夏墟相距不远，而周家庄遗址所在的位置，较符合当时的交通条件。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认为周家庄遗址就是舜都的可能性较高。至于后来出现的“舜都蒲坂（位于运城永济市）”，可能是后人对舜都的误解，或是舜族后人迁徙到那里并带去了舜族文化，导致后世将其误解为舜都。  韩非说“虞夏二千岁”，以周家庄遗址来看，始于仰韶时期，距离夏朝建立有1500余年，大致对应虞朝统治时间，加上继承者夏朝大约400多年，恰好2000余年。根据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从仰韶时期开始，至夏朝建立大约1500多年后，即对应虞朝的统治时间，再加上夏朝的继承者统治了大约400多年，总共大约经历了2000多年。另外，陶寺遗址始于距今约4300年前，是一个后来兴起的文化中心，可能曾短暂打破了周家庄的统治，建立了尧族的统治秩序。但是，随后周家庄重新崛起，舜又打破了陶寺遗址的统治。
中国文明是八千年天文史！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天文考古体系建立者冯时教授，却认为“8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即主张中国已有8000年的文明史。 就'文明'而言，中西方现代社会对其有不同解释。然而，根据中国传世文献的记载，古人对'文明'也有自己的理解。 《周易》中记载：“刚柔交错（阴阳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明以止'实际上指的是古人追求相对稳定且可传承的事物，例如总结出来的天文规律的传承，形成了'人文'。 《周易》中还提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青龙星象是二十八宿中的一颗星，春天时会从地平线升起，因此称为'见龙在田'。然而夏秋冬季，青龙星象的位置各不相同，其中冬季时看不到青龙星象，因此称为'潜龙勿用'。因此，'天下文明'与天文学有因果关系。  《尚书》记载：“汪濬能够温和恭敬地扩展领土。”在这里，“文明”形容的是帝舜的品德。《周易》记载“他的品德坚强而有力，又具备文明之德，能够与天相应，按时行动，因此享受万世太平。”这里的“文明”指的就是道德，源于“与天相应，按时行动”，也就是观察天象。因此，我们评价夏桀、商汤、纣王、文王等人的“品德是否高尚”，关键在于他们能否“与天相应，按时行动”，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道德。 由于长期观察天象，古人发现寒来暑往、春夏秋冬总是准时如约地出现，数千年来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形成了“至信如时”的认知。基于这一观察，人们形成了诚实守信的观念，要求人们像天象一样遵守约定。 总之，中国古代人眼中的“文明”，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天文观察，核心内容包括由此形成的道德和诚信等。更为重要的是，这符合中华文明的特点。冯时教授认为我们应该以这一观念为标准来研究中华文明史。  考古学研究证实，中国在最晚1.4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农业种植，成为了全球最早从事农业的国家。然而，要成功进行农业种植，必须对农时有清晰的认识，因为过早或过晚都会导致粮食歉收。那么，中国是在何时开始观象授时的呢？ 在贾湖遗址上发现的考古文物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个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两件与天文学有关的东西：一是有刻有“目”字的甲骨。现代学者发现在彝族文书中，这个字被称为“吉”，而商代祭天玉璧上也刻有同样的字。因此可以推测，甲骨上的“目”字可能与祭天有关，表明在贾湖先民的时间观念中，可能已经存在了观象授时的实践。 另外一件是两根贾湖骨笛，它们是由候鸟丹顶鹤的腿骨制成的。这些骨笛可能用于“候气”，即通过管乐来观察气候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两根骨笛一根代表着“阳律”，另一根代表着“阴吕”。这可以反映出贾湖先民对于阴阳刚柔交错的认知。 综上所述，从贾湖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可能早在8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观象授时的实践，这标志着对农时的了解逐渐成熟，在农业种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约有8000年的历史，出土了一块被认为是立表测影的石碑，现在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称为“表”的工具。在离该遗址不远的秭归柳林溪遗址（距今约7000多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九宫图形（见下图）。这个图形由十字交叉的两根绳子构成（通过立表测影规划而来），外围有四个角叫做四钩，四个角位置上的四条斜线叫做四维。这个图案展示了天地空间变化的脉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文学的相当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九宫图上，有一个位置形状类似于“文”字（见下图中的红圈），在陶寺遗址、甲骨文等地也都发现过类似的符号。再加上贾湖刻符，毫无疑问，这证实了在七八千年前的中国已经存在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蚌埠双墩和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古墓，距今约有7300年的历史，上面也发现了与秭归柳林溪遗址中九宫图几乎完全相同的图案。这两个遗址的年代相隔至少5000多年，可见中华文明显然是有着相承关系的。周易中说“文明以止”，这意味着古人通过数十代甚至更长时间的探索和总结规律，希望能够将这些规律相对稳定地传承下去。九宫图的传承就体现了这一特征。 距今7000年后，濮阳西水坡青龙白虎北斗星象图、双槐树遗址的“北斗九星图”和陶寺遗址观象台等遗迹，展现了中国上古天文观测的不断演进和深入。 其中，现代学者的考证发现，陶寺遗址观象台可测定20个节气，已接近后来的24个节气。学者推测，大致是由于陶寺先民计算不够精确，出现了一些误差，于是得出每年20个节气的结论。然而，这只是时代局限性所致，并不能说明古人缺乏智慧。 总之，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天文学历史可追溯至8000年前。以湖北秭归遗址的陶顶盘为例，中国的天文学起源时间可能更早。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探索，九宫图等成熟的天文系统才会出现，因此中国的天文学大约开始于约一万年前左右，与中国农业起源时间大致相符。 山西师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图/国家文物局 不论八千年文明起源是否能得到普遍认同，回望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无疑是有意义的。它在更长远的尺度上，让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进化，也在感性层面上启发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与远古先民已经迥然不同，但也有些东西亘古不变。 从远古时代一步步走来，堪称“一眼万年” 摄影/吴学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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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RK588 > 《史学探研、汉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