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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丹:解读《烛之武退秦师》的三种思路

 新用户78684458 2024-03-22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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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烛之武退秦师》的三种思路:逻辑、历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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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左传·僖公三十年》中关于“晋人、秦人围郑”的一个片段,被后人题以 “烛之武退秦师”,选入各种古文选本,也是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经典篇目。

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中,《烛之武退秦师》被选入必修下册,与《论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庄子》的《庖丁解牛》,以及《史记》的《鸿门宴》,组成第一单元。[1]

该单元的选文大致可分为诸子论事说理文和史传叙事文两类,而在单元导语部分,编者针对前者,提出了“初步了解儒家、道家思想的特征,体会相关篇章论事说理的技巧和不同的表达风格”;针对后者,则提出了“关注其叙事曲折有序、写人生动传神的特点,尝试理性评价历史叙述中体现的思想、观念,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就《烛之武退秦师》一文来说,在史传叙事文的框架中,占据主要部分的烛之武说辞,似乎又像一篇短小而又相对完整的说理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论说第十八”中,谈及这段说辞时,把烛之武劝说秦伯的一段说辞与孔子学生子贡成功劝说齐国放过鲁国的说辞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值得赞赏的说辞。所谓“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2]这样,聚焦烛之武说辞而进行说理艺术的解读,或者从史传文角度探讨其中的历史叙事方式及其复杂因果,以及挖掘作为先秦诸子,特别是传统礼仪文化渗透其中的思想要素,就成为解读该文本的三种基本思路。当然,从烛之武说辞中看出的人物特点,还有出现在这段选文中的其他几位历史人物,文中虽只记录了他们的片言只语,但也能较为生动地呈现他们思想性格中的某个侧面,值得我们加以领会。只是本文提出的三种解读思路,都可以作为理解人物的特定角度,而且教师一般有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再单列一种解读思路来讨论了。其实,作为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历年来的相关解读已经相当丰富,因此,笔者在结合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人详我略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的阅读心得。

二、 烛之武说辞逻辑的梳理

围绕着《烛之武退秦师》,最为集中的,是将烛之武说辞作为一种说理(说服)艺术来解读。这里既有对其说服艺术的赞叹和分析,如孙绍振的《〈烛之武退秦师〉和春秋笔法》[3]、李彬的《史之“实”与文之“虚”》[4];也有在基本肯定其说服力的前提下,对其言语逻辑的质疑,如宗学耀的《烛之武及其说辞真的完美无瑕吗》[5](其关于说辞逻辑有漏洞的主要理由,在李彬的文章相关部分已基本得到揭示)。而收入《教师教学用书》的周振甫的解读文章,则围绕着郑国灭亡会给秦国带来怎样的利弊,作了细致的多层次的解析。[6] 其认为从总体来看,文章说辞的主体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推测,后一部分是事实的证明。即先讲“灭亡郑国以后,对秦国无利而有害”,但“推测的话还没有得到证明,所以还得举出事实来做证,证明这种推测是正确的”。笼统地分这样前后两个部分,当然没问题,但仔细斟酌其关于前后的逻辑关系之表述,似乎还有推敲之余地。因为毕竟,后部分举出事实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证明推测的正确。应该说,推测本身也是论证的一种方式,支撑这种推测的,不是事实而是常识。下面我来对前后两部分的思维逻辑,做简单梳理。

其一,从说辞目的论,前部分侧重于解脱郑国,后部分侧重于离间秦、晋。

尽管从言说呈现给秦伯的样态看,烛之武的说辞不论是在前部分还是后部分,都是站在秦国立场上,似乎处处在为秦国的利益着想,为秦国可能受到的损害所不平、所担忧,但一旦秦伯被烛之武的这种“善意”打动,郑国必然会在秦伯的行动后果中得益。也是因为这一点,烛之武见秦伯的开场白就变得耐人寻味。“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这是为了回避与秦对抗,坦然放低姿态吗?这是承认无法逃避的事实,说明郑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取信于秦伯吗?或者如《教师教学用书》提示的,是为接下来的假设提供论述的条件吗?这样的分析都有道理。但关键是,作为郑国派出来的代表,有此一句,其实是在表面上把郑国撇在了一边,使得站在郑国立场上的利益问题,已经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而让秦、晋作为利益主体的位置凸显,郑国成了体现秦晋利益关系、彼此博弈的 一个变量、一个条件。于是,即使烛之武前部分说辞的主要目的是解脱郑国,但言辞表现出来的给对方的直接感觉,也不是以郑国的利益为依据了。

其二,从说辞的思维逻辑而论,前部分以空间为维度,后部分又掺杂了时间维度。

前部分说辞中最关键的三层意思,无一不是从空间维度或者说地域政治角度来思考的。就像现代政治家常说的,在地理位置中既定的国与国的关系是无法更改的事实(尽管当时的国是诸侯国),不像邻里关系可以通过搬家来改变。不妨说,从空间意义的地域关系来思考诸侯国间的交往关系,哪怕是一种推测,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严肃思考。所以无论是烛之武说“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还是说“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周振甫把前一句的“焉用亡郑以陪邻”单列出来作一层意思分析,似乎欠妥),或者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诸侯国交往的便利与不便利,都是受自然地域分布制约的。所以烛之武的说辞虽然是一种推测,似乎还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但是同样有说服力。

后部分,即如下这一段说辞: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

这是在原来的地域政治维度中,又引入了时间的维度:从过去(“尝”)说到未来(“欲”“若”)。但在这个时间维度中,空间维度依然存在,因为这才是更为本质的无可更改的事实。所以,“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成为最可能发生的事件。

其三,贯串前后两部分说辞的主线是推测而不是事实。

笔者认为,不但后部分烛之武举出的事实,在思维逻辑上很难说就是在证明前部分的推测,而且就是后部分也不完全是举事实。其中层次关系又可以细分为两部分,先是举出过去发生的事实,后是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这样, 如果说事实有对推测的证明,那是发生在后部分更下位层次的先后两部分间的关系。而未来对秦国利益的可能损害,这种推测是一以贯之的。既然事实是无可改变的,把说辞的重点落在对未来可能危害的推测中,说动秦伯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这才是烛之武说辞的真正用意,也是何以让推测成了一条主线贯串说辞始末的理由。

不止一位老师提出,后部分的说辞其实存有逻辑漏洞。理由主要是,许诺给秦国焦、瑕的是晋惠公,不能以此证明晋文公也是背信弃义之人;而从地理分布看,东面扩张后,完全可以再向北、向南扩张,为何必然是向西扩张?这也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还有人指出,向东扩张后进一步向东,还有宋、鲁、卫等国,也不是说一定要转向西。这样的论述,如果不分析实际语境,仅仅从思维逻辑看, 似乎也有道理,但又似乎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因为晋惠公和晋文公都是代表着诸侯国的一国之君,不能仅仅从个人立场来看待,把他们个人与国家剥离开来。而说辞指出晋国向东扩张后可能转向西扩张,而不是说也有可能向东后再向东或者向南等,其实也可说是东西、南北这种思维二元论的惯性使然。虽然逻辑未必严谨,但是这种习惯性思维的顺畅感,也能产生一定的说服力。更不用说秦国本来就有扩张野心,对于晋国的向西扩张,特别敏感。

三、历史叙事复杂因果的探究

教材的“单元学习任务”提出:

烛之武游说成功,除了辞令巧妙外,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只要看看《左传》记录该事件的前后文,就可以发现,尽管《烛之武退秦师》的节选文相对独立完整,但在写到晋国退兵后,还有一段重要的补叙,也暗示了晋国退兵的一个理由:

初,郑公子兰出奔晋,从于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许之,使待命于东。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大子,以求成于晋,晋人许之。[7]

对此,《史记·郑世家》作了更详细的说明:

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且夫人子尽已死,余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8]

我们从中发现,很关键的一点是,晋国因为郑国立了自己所支持的子兰为太子,已经有了实际的收获,所以才愿意退兵而去。而《史记·晋世家》《史记· 秦本纪》《国语·晋语》等对此事件的过程,都有出自不同角度及详略不等的叙述,田澍兴老师在刘思毅老师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对该事件不同叙述方式的分析,强调了该事件历史真相的不确定性,这一结论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9]因为他的相关分析已经比较深入,所以我无须重复展开。这里仅想指出的是,当我们把各种历史叙事相继引入时,相比于各种文学性的选本都没有选入《左传》最后一段补叙,而以《烛之武退秦师》作为相对完整的段落问世时,“文”与“史”必然呈现一种断裂,而这种断裂,其实是以凸显烛之武言辞本身的力量为目的的。这样,探究历史的复杂因果,其实也就成了对文学本身的魅力、 对文学刻画人物的生动性、对人物言辞具有多大说服力的警觉。它提醒我们的是,一种抽离了历史语境的文学,往往有强化自身力量的幻觉。于是,让文学回到历史,就是对文学的一种祛魅。即使我们并不否认文学的魅力,历史也未必能告诉我们确定无疑的真相,但保持对真相的开放心态,是我们解读文本应该有的基本态度。

四、礼仪文化及诸子思想的挖掘

语文教科书把史传叙事文和诸子论事说理文组合在一个单元,其实是有意让学习者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在《烛之武退秦师》这篇课文后面的“学习提示” 中,也提醒了文中透露出的一些“礼”等思想观念。

尽管在选入该单元的《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片段,孟子很不愿意谈齐宣王询问的“齐桓晋文之事”,对他们的霸道,大有“非礼勿言”的态度。但实际上,礼仪文化的思想观念,在《烛之武退秦师》整个叙事过程中还是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体现,即便有些人内心未必真的信从它。《论语·宪问》中也记录了孔子批评晋文公的“谲而不正”。[10] 但作为处事行为或者评判的一种标准,礼仪文化依然在发生作用。刘勰《文心雕龙》在总结“说”的文体特征时,认为“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11]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利”视为实际利益,“义”视为泛泛的道义,那么其点出的“利”和“义”则是抓住了最核心的两点。有老师正是从 “利”“义”两点来展开讨论。[12]其中泛指意义的道义,可以说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都包括了。下面,我们把《烛之武退秦师》整篇结构,用“利益”和广义的“道义”两要点来进行层次推演。可以说,文中几乎每 一层次中人的行为动机和表现,都离不开最基本的两点。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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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格梳理出来的内容,需要稍作说明的是,尽管人们都是以道义和利益两个基本点来为自己或者劝别人行动找理由,但即使自己做不到,也依然可以以此来要求别人,或者并没有把道义的逻辑执行到底,就比如烛之武在秦伯面前以不讲信用指责晋国时,其实他要求于秦伯的,恰恰也是临场变卦,对晋国不讲信用。不过,从语文教科书单元组合来说,我们也能看到儒家思想与其的呼应。比如《齐桓晋文之事》中,孟子向齐宣王宣扬的那套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那种老吾老及人之老的主张,在郑文公点明烛之武的利益是和郑国一体化时,其对烛之武行为产生的助推力,暗含的那种推己及人思路,实际上也在烛之武说辞中得到了贯彻。

如果从《庄子》的《庖丁解牛》视角来看待《烛之武退秦师》,那么,不是用蛮力去跟晋秦联盟来硬碰硬,而是从晋与秦之间找到瓦解这个统一联盟的缝隙,只是靠一番不大费功夫的说辞,让这个看似无法抵挡的联盟土崩瓦解(“如土委地”),郑国派出烛之武去“说退”而不是出兵“击退”秦师,庖丁所谓的“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这种迂回进入的策略,大概跟烛之武退秦师有相通之处吧。

孙绍振以为,如果节选的这一段文字把题目改为“烛之武说退秦师”或“烛之武智退秦师”,应该是更准确的。[13]其实我倒觉得没必要。标题没有点明 “退”的方式,显得简洁大气,特别给阅读留一点悬念,或者在通常误以为的“击退”中,带来阅读过程中的感受翻转,也很好。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 语文:必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20.

[2]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28.

[3]孙绍振.《烛之武退秦师》和春秋笔法[J].语文建设,2018(09):47-51.

[4]李彬.史之“实”与文之“虚”——浅析《烛之武退秦师》的叙事艺术[J].中学语文教学,2020(03):46-49.

[5]宗学耀.烛之武及其说辞真的完美无瑕吗——批判性解读《烛之武退秦师》[J].语文教学与研究,2021(12):98-102.

[6]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 语文:必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41-42.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482.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2131-2132.

[9]田澍兴.诡谲的历史叙事——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中心[J].语文学习,2018(07):36-38.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17:213.

[11]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29.

[12]徐展.义与利的天平——《烛之武退秦师》历史叙述中的儒家思想探究[J].语文学习,2022(02):48-51.

[13]孙绍振.《烛之武退秦师》和春秋笔法[J].语文建设,2018(09):47-51.

——《统编语文教材与文本解读(高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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