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南京市浦口区高新路刘宋墓出土铜钱

2015年4月，为配合南京市浦口区高新路以西建设，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其范围内进行勘探和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3座。其中一座为南朝刘宋墓（编号为2015NPGXM1,下文简称M1）出土铜钱一串。这些铜钱品类丰富，时代明确，为研究该地区刘宋时期的货币经济提供了实物资料。

一 墓葬概况

M1为竖穴土坑砖室结构，由墓道、排水沟、砖室组成。砖室平面呈凸形，分为甬道和墓室，全长5.4米。由于墓葬早年曾遭盗掘，封门和墓顶皆不存，两侧墓壁破坏严重。墓室平面近长方形，后部有棺床。随葬器物主要集中于墓室前部，有青瓷盘口壶、青瓷盏、陶盘、陶魁、陶勺、铜钱（一串，编号为一件）等，共计12件。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推定墓葬年代为刘宋晚期[1]。

二 出土铜钱

铜钱位于M1甬道内。出土时多锈结成块，经除锈共得24枚，可分为五铢、四铢、孝建四铢、孝建四种。

五铢7枚

均为剪轮五铢，文字及背面穿郭模糊。由于钱体剪凿程度不同，大小不一，钱径15.3-21.4、穿径9.5-10mm，重0.3-1.3g。

四铢2枚。钱体规整，钱文方正，面无内郭、有外郭，背有内外郭。分两型。Ⅰ型1枚，直径21、穿径9.5mm，重1.7g。

Ⅱ型1枚，直径21.7、穿径9.5mm，重1.3g，面背钱穿上下均有一星。

孝建四铢9枚。

面文为薤叶文，纤细柔长，大小轻重不一，面背均有内外郭，直径18.7-22.6、穿径9-11mm，重0.6-2.5g。分三型。

Ⅰ型7枚，面文“孝建”，背文“四铢”。

Ⅱ型1枚，面文“孝建”，背文“四铢”两字颠倒。

Ⅲ型1枚，面文“孝建”，背文“四”字颠倒。

孝建6枚。

面文“孝建”，背无文，面无内、外郭，背有内郭、无外郭。直径17.8-18、穿径8-9mm，重0.6-1.2g。

三 相关问题探讨

M1出土的铜钱可分为两类，旧钱改制和刘宋新铸。无论是旧钱还是新钱，均薄小不堪。按两汉标准，五铢的重量应在3g以上，而M1出土的五铢均重仅为1.04g，将锈蚀损耗考虑在内，这些铜钱的平均重量也不足标准汉五铢重量的一半，可以窥见东晋以来的钱荒问题[2]，在刘宋时期依然严重。

为了应对“钱荒”，民间采取的方式是剪凿旧钱，人们将足重的五铢等旧钱凿一为二，便可作两枚使用。政府采取的方式则是发布行政命令（如元嘉年间刘义恭曾建议大钱以一当两[3]，以解决货币短缺和民间剪凿严重的问题）和铸造新钱。

剪轮五铢，重者1.3g，轻者仅有0.3g，可见当时民间对于钱币的剪凿已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虽然这些钱币磨损严重，文字漫漶不清，但在当时仍可以正常流通，货币紧缺程度可见一斑。

四铢钱是南京“土生土长”的货币，刘宋元嘉七年(430)冬始铸于京师建康。2004年，南京皇册库附近发现大量四铢钱范，有学者推测此地很可能是刘宋的钱署所在，即元嘉四铢的铸造地[4]。这是刘宋政权第一次正式铸钱，结束了两晋以来百余年不铸造新钱的历史。《宋书·颜竣传》载：“元嘉中铸四铢钱，轮廓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5]。说明元嘉四铢是当时刘宋政权官铸的足值货币。

这座刘宋墓出土的两枚四铢钱，虽锈蚀严重，但制作精整，文字方正，个大足重，形制与南京隐龙山南朝墓出土的四铢钱基本一致[6]，应为刘宋官铸之“元嘉四铢”。其中Ⅱ型四铢上的星点，旧说有认为是铸造过程中的定位星[7]，但根据钱币实物及出土钱范实物判断，星点的数量、位置、大小、阴阳均不固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很难实现定位的功能，钱范上的星纹更像是制作完成后，用工具戳印上去的，极有可能是记号。汉末至南朝，大量出现在钱币上加铸记号的现象，这些记号主要有星、杠、数字等，记号意义也各不相同，有纪值、炉别、纪年等多种说法，Ⅱ型四铢上的星当属此类。

孝建四铢及孝建钱，某种意义上属于一种钱，孝建钱是对前者的简化，此现象亦有先例，例如三国时蜀铸直百五铢，后期减重简化为直百等。孝建四铢是刘宋铸造的第二种货币，孝武帝孝建元年更铸，是年号入钱的先驱品种。铸造新币的原因，自然也是四铢钱后期盗铸、减重严重，政府不得已铸造新币稳定经济。《宋书·颜竣传》载：“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8]但从墓葬出土的孝建四铢实物来看，其中一枚制作精整，尺寸大且足值，可见该币并不是一开始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而是和四铢一样，经历了盗铸、减重的过程，只是孝建四铢的减重更为严重，后期甚至出现水上漂的“鹅眼钱”。

浦口出土的这批孝建钱，质量参差不齐，轻重悬殊，印证了当时官民同铸、币制混乱的史实。孝建之后，刘宋的货币减重便一发不可收拾，后面铸造的大明四铢、两铢、永光、景和，无一例外都是薄小的劣币。发展至后期，官方甚至允许民间私铸，出现了钱币“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9]的景象。目前所见刘宋劣钱，虽工艺拙劣，钱体轻薄，但仔细归类会发现这些私铸钱币并没有千奇百怪的版式，常见的也就是文字颠倒、传形、合背、合面等错漏，多数为固定版式，且有一些存世量较大，应是规模化铸造。笔者推测，史料中的“盗铸”，恐怕也非一般平民所为。刘宋时期豪强林立，贵族掌握着绝对的社会资源，而铸钱工艺代表了当时较高的技术水准，很难想象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南朝，平民可以调动技术工人和大量铜料进行规模化铸币。这类盗铸恐怕也是世家大族、富商巨贾所为，不过是他们榨取社会财富的手段而已。

四 结语

南京地区发掘的刘宋墓葬中，出土有铜钱的不多，且多为五铢之类的前朝货币。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刘宋货币十分罕见，主要有南京隐龙山南朝墓、南京栖霞区东杨坊南朝墓出土的元嘉四铢等。

此次发掘的南京浦口区刘宋墓共出土铜钱24枚，其中刘宋货币17枚，所占比例超过70%，且四铢与孝建四铢同出，这在南京地区尚属首次。

虽然刘宋的币制改革以失败告终，经济基础也像其铸币一样逐渐脆弱，但是从刘宋频繁更铸钱币的行为，也不难看出统治者为了应对“钱荒”和稳定经济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注释：

[1]朱中秀、王海：《南京市浦口区高新路刘宋墓发掘简报》，《华夏文明》，2021年第6期。

[2]王磊：《东晋南朝“钱荒初探”》，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南朝梁）沈约：《宋书》卷66《何尚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5页。

[4]邵磊：《四铢钱范定位技术的新发现——兼论刘宋钱署与元嘉四铢的铸造工艺》，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91-101页。

[5][8]（南朝梁）沈约：《宋书》卷75《颜竣传》，第1960页。[6]王志高、邵磊等：《南京隐龙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

[7]袁涛：《定位星是我国早期砂模铸造的重要标志》，《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南朝梁）沈约：《宋书》卷75《颜竣传》，第1963页。

（原文刊于《中国钱币》202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