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极端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极端。哪里有缺乏理性的热爱,哪里就有缺乏理性的仇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内心充满对“敌人”的想象和仇恨。他在《我们的任务--巩固祖国》一文中说“:当霹雳一声,流血的夜晚到来的时候,我深深相信,将有无数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战士,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我请求你们替我砍杀,替保尔·柯察金砍杀,在你们的袭击之下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都要垮台。”25在他眼里,敌人不仅无所不在,而且像“野兽”一样凶恶,除了消灭,别无他法,就像他在《我国作家应该是怎样的》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野兽般的阶级敌人,眼看自己将要灭亡,就用尽所有的丑恶手段来设法破坏我们的伟大事业。26被战争思维和革命伦理控制了内心生活的人,是不能没有“敌人”,也不能没有“仇恨”的,所以,在《维护作家的崇高称号》一文中,奥斯特洛夫斯基才这样说:“我们对武装敌人的仇恨是无边的;在武装的斗争中苏维埃国家的青年战士只有一个目的,一个志愿,就是消灭敌人。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用乘法乘起来--只有这样的爱才能使我们得到胜利。为着仇恨敌人就必须认识敌人,要知道血腥敌人的无耻、狡猾和残忍--作家就应该讲述这些东西。27这种极端而狭隘的情绪,像空气一样,弥散在《钢怎炼》的事象体系里,成为作者展开叙事的巨大的驱动力。 一个在战争状态下养成服从习惯的人,往往是消极意义上的“无我主义者”.他们总是赋予“牺牲”以悖乎人性的浪漫色彩,赋予放弃“个性”和“自由”以不合理的合理性。他们往往歪曲地理解“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完全意识不到这样一个巨大的危险:如果人们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尊严,缺乏对个人与国家的“边界意识”,那么,他们最终将完全失去思考和行动的自由空间,最终将沦为被动的执行指令的“工具”.遗憾的是,在《我的幻想》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解,就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色彩:“人如果不为个人活着,而是把自己溶化在社会里,那便很难杀死他:因为想杀死他,必须杀死周围一切,杀死整个国家、整个生活才行……就是在共产主义时代也会有个人的不幸,但是那时人已经不再过那种狭窄的个人生活,因此生活就是美丽的。”28他没有认识到,健全的个人--国家关系,并不是一种毫无间隔的同一关系,更不是一种被动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张力关系,所以,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生活也不会“美丽”到“个人的不幸”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布罗茨基在一次演说中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他可能是被硕大畸形的,或似乎渐趋于好转的--却总是短暂的--国家面貌所催眠。”29奥斯特洛夫斯基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幻想”,甚至他的整个写作行为,是不是被“催眠”的结果呢? 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人性和生活的理解,总是离不开“战争”“斗争”和“革命”这样的非常语境。他用非常态的“革命伦理”和“战争伦理”,来代替寻常状态的“日常伦理”和“基本伦理”.所以,他特别强调“勇敢”和“忠诚”,不能容忍日常生活情境中的不竞不争的心理状态和怡然自乐的生活状态。他以青年人的教育者自任,总是想引导他们进入“斗争”生活,总是想把他们培养成敢于斗争的人,正像他在《勇气产生在斗争中》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的首要任务是教育青年人有勇敢的性格,对我们的事业无限忠诚。”30他把“勇敢”和“忠诚”当作一种绝对化的品质,并将它当作对人们的普遍的道德要求:“懦夫在我国是可耻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如此美满,我们的斗争的每一步都引导我们走向胜利,这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也不能想象从什么地方会产生出懦夫来!……我们国家将认为这种人是羞耻。这种人在我国是不能生存的。”31在他的心里,柔心弱骨的普通人,是没有位置的;在他眼里,“性婉而从物”的寻常人的生活,就是所谓“碌碌无为”的生活,就是毫无意义的生活。 毋庸置疑,一部《钢怎炼》就是在如上所述的生活理念的引导下写出来的。小说的主人公保尔,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与生活处于不正常的冲突状态,就恨几乎一切人。他因为提问了一个犯忌的问题,被神父不问来由地揍了一顿,回到家又被母亲责骂了一顿。小说这样写道:“从那时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又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他更不会忘记神父冤枉打他这一顿,只是怀恨在心,不露出来。”32他也憎恨那些底层人,例如餐厅的堂倌们,保尔就“憎恨他们”.保尔终其一生,都没有从这种狭隘的怨恨心理中摆脱出来。他与冬妮亚的爱情之所以没有发展,没有结果,也是由他这种总是愤愤不平的怨恨心理造成的。
对有地位的人和富人,作者和保尔都抱着一种充满敌意的态度。所以,在写到这类人的时候,作者通常会以丑化和脸谱化的手法来描写:“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走过来。他们都是七年制中学的学生。其中一个是调车场场长兼工程师苏哈里科的儿子。他是一个地道的蠢材和淘气包,今年十七岁,浅黄眉发,满脸雀斑,在学校里大家都喊他’麻子舒拉'.”33接着就是打架。保尔迷信拳头的力量。当冬妮亚说他“经常和人打架”的时候,他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他还喜欢骂人,当冬妮亚说他“这样不好”的时候,他的“眉毛竖了起来”,不满自己“为什么要同这个妖精闲扯”.冬妮亚问他“为什么那样恨维克多”,他的回答是: 同样,保尔的革命引路人朱赫来也是这样的人。他像保尔一样,也是一见到有钱人就怒火中烧:“我一看到那些养得又白又胖的孩子,我就恨他们。我时常不留情地把他们揍一顿,可是除了换来父亲的一顿狠打以外没有别的好处。”26他告诉保尔,他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优秀战士”,并且愿意引他“走上正路”,并且告诉他,“现在整个世界都着火了。奴隶们造反了,他们要把旧社会推翻”.在这部小说里,“恶狠狠”“仇视”“恶意地”等字眼,总是高频率地出现。
《钢怎炼》中唯一让人觉得优雅而温暖的人物,是冬妮亚。她善良而又可爱,渴望友谊,也慷慨地给人友谊。他对保尔的情感单纯而真诚,甚至显得很勇敢:
显然,作者对冬妮亚的爱情既不信任,也不欣赏。他不是以同情的态度、从正常人性的角度来写冬妮亚的爱情,而是仅仅将它当作设置“考验情境”的叙事元素,当作显示保尔的革命坚定性和阶级立场的“试金石”.保尔坐在冬妮亚的家里,心里却想着英雄加里波第:“他是那样地羡慕他,加里波第的生活是艰苦的,敌人在全世界各处追逐他。而他,保尔,仅仅才过了一星期的可怕的苦难,就好像是过了一年似的。”38他以及他的同志们不能容忍冬妮亚的优雅和美丽。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完全不像我们的人,很像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她到这儿来?”保尔也明白,按照“阶级斗争”的绝对原则和“爱憎分明”的政治律令,他们的感情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告诉冬妮亚:“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的。”而冬妮亚显然很难理解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感逻辑,所以,她“悲伤地望着碧蓝的河水,两眼饱含着泪水”.虽然在这一刻,保尔也表现出少有的短暂的温情,但是,很快他便将忘掉这一切。不仅如此,他还将在车站的重逢中,在有暴风雪相伴的冲突中,无情地羞辱了冬妮亚一番,将她的庸俗的“酸臭”的“资产阶级”本质揭个底朝天,然后彻底结束与她的一切情感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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