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已经逐渐被快餐文化所占据、所消解。加之生存及生活的压力，沉浸墨香物我两忘、映雪囊萤专心苦读，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传说以至奢侈。但如果真有心有时间捧起一本书，推荐读读《西行漫记》。 一 外国人介绍中国多少带有傲慢与偏见，在国衰民弱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在部分西方人印象中，中国人仍然停留在拖着大辫子、嘴叼大烟枪的形象。 即使发展至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旧会被抹黑、被诋毁。例如，出于政治正确，BBC电台就采用“阴间滤镜”拍摄视频照片，进行关于中国的报道。如果感兴趣，这方面新闻网络随搜随有。 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应该是个例外。 这个例外，并不是像某些外国人，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刻意宣扬某种观点以讨好中国国民而信口开河。——这些观点，往往被无限放大，“外国人说的就是真理”，作为我中华文化伟大的明证。 例如，“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引用者说这句话是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的，但翻遍全书，找不到这种表述。 事实上，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真理，何须外国人再来费话！我们的自信心，完全不需要外来势力作背书。 归根结底，这个例外，是埃德加·斯诺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站在第三者角度，以观察者的身份，客观并且相对公正地报道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一面，个人成长的一面，历史之所以为历史的一面。 它不算是一部信史，至少在埃德加·斯诺动笔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许多类似对日持久战等的预言，直到抗战胜利才被证明完全正确。 这是一部纪实的故事集。其中，有对人物的素描，有对场景的刻画，有对内心的揣摩，有对事件的分析，不夸张，不造作，达到了清代黄遵宪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的境界。 例如，写到毛泽东时，初步印象说“”他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话锋一转，又说“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接着，他又说，“切莫以为毛泽东可是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是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不虚化，也不神化。领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而才有附着其上的信仰、追求、境界等其它。写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采取相同的笔法。 同样，书中记述的革命历程，也很简单、朴素。 埃德加·斯诺遇见一位十一岁在南方参军的红小鬼，说他为什么参加红军。他说：“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平时上山砍柴，冬天就采集树皮。我常常听村里的人讲起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这叫我喜欢。我们的家很穷。一家六口，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我们没有地。收成一半以上拿来交租，所以我们老是不够吃。我总是挨饿。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附近。我翻过山头，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待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去读书，我吃得很饱。几个月以后，红军占领了漳州，来到我们村子上。地主、放债的和做官的都给赶跑了。我家分到了地，用不着再缴税缴租了。家里的人很高兴，都称赞我。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红军。” 分到田，吃饱饭，有尊严，这就是革命最初的目的。而自古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来说，百姓与土地的关系异常密切，朝代更替几乎都围绕占有土地的多寡来展开。在这个意义上，埃德加·斯诺说出了中国几千年朝代演进的核心。 《西行漫记》是了解中国历史、当时现实的一面镜子，尽管是通过一位外国人的笔下写出。因此，值得一读。 二 我们常提到初心。 初心是什么？书面意指做某件事的最初的初衷、最初的原因。可引申为不忘本，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勇于牺牲。 秉持初心不是共产党人的特有属性，但在共产党人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追击，避免重蹈太平天国石达开被全歼的命运，红军必须强渡大渡河。而唯一的通道是一条基本只剩下铁索的泸定桥。 “时不可失。必须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把桥占领。于是再一次征求志愿人员。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于是在报名的人中最后选了三十个人。”埃德加·斯诺写道。 “他们身上背着毛瑟枪和手榴弹，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紧紧地抓住了铁索一步一抓地前进。……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是第二个，第三个。”埃德加·斯诺慢镜头似的描写，让人身临其境。 守桥的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的斗志受到了影响，最终被红军或消灭或吓跑。 国之大者，往往通过人之小者来体现。在这些普通战士身上，折射的恰是红军宗旨、红军领导层的追求：争取胜利，为了解放穷苦人民，为了建立新中国。 埃德加·斯诺不过是通过一个个事件、一个个人物，来展示这份初心。需要在字里行间去品味，去体会。任何抽象的理论概括，都会在鲜明的事实面前，显得立体而生动。 站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路口回望，不忘初心，不仅是政治口号、政治要求，更是直面历史的警醒、指向未来的告诫。 否则，当官会肆无忌惮、丧失底线，发财会荒奢淫逸、胡作非为，得势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 《华严经》有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西行漫记》，无意间为此做了事实上的注解。因此，值得一读。 三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问胡桥木：“你说说，什么叫军事？”胡引经据典，说了一通。毛泽东说："没这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毛泽东又问：“什么叫政治？”胡乔木又说了不少。毛泽东说："没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作为两杆子之一，承担枪杆子使命的宣传工作，同样肩负这样的责任。 在埃德加·斯诺笔下，红军的宣传工作注重攻心。 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大举进攻红军。但连吃败仗，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张学良很深的印象。 使他印象更为加深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随后，有了西安事变。其中，宣传工作功不可没。 在埃德加·斯诺笔下，红军的宣传工作注重大众化。 普及政治宣传是毛泽东在1927年提出的一项宣传任务，即把共产党领导的农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政治要求普及到广大下层群众中去，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 延安“人民抗日剧社”，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中央委员会书记络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 宣传机构或宣传主导者，没有高高在上，首先摆正了人民的立场，自然而然宣传工作也会融入人民并被广泛接受。 剧社演出节目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节目充满了明显的抗日和革命的主题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有意义的历史故事。 而且，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多采用本地方言，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观众情绪激动。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机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 对他们来说，演出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 《西行漫记》1937年出版于英国和美国，1938年2月才有中译本。按照以史为鉴的说法，我们的宣传工作需要占领阵地，更重要的如何守住阵地。 正如《西行漫记》最初的名字《红星照耀中国》，红星是一步步闪亮的，照耀中国也是一步步完成的。 这个过程，艰难而伟大。而延续这个过程，需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因此，值得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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