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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胡同名字千奇百怪，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今西城区（原宣武）西北部就有一条鞑子桥胡同，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校场五条。但凡带桥字的地名，基本上都是因为有桥。而“鞑子”是当年汉人对一些少数民族的......怎么说呢？总之是不怎么友好的称呼，比如管元朝和清朝的官兵都叫鞑子，即蒙古鞑子和满州鞑子。那么鞑子桥又是怎么回事呢？
宣南地区实际是老北京历史、人文的重要“根据地”。特别是清朝、会馆云集，更关键的是旗人住内城、汉人住外城，哪怕是当官儿的和有名的文人；他们为了离内城更近，也为了进出城（外城）方便，多居住在宣武门外、广安门内（广安门是南方各省旱路进京必走之门）一带，也就是泛称的宣南，所以这里是仕宦名流活动之所。不过元明时期这里还没有胡同，而是一条小河，自西向东流。
据《宸垣识略》载：正统五年天雨连绵，宣武门护城河决堤，漫流成灾，淹没民房，翰林刘球建议于宣武门外修减水河以泄城中诸水。或许这条小河就是书中说的泄水河，它在今宣武门外大街与另一条从北向南流的河相汇，交汇处建有一座小桥，它就是鞑子桥。这里不是靠近校场口吗？清朝时是镶蓝旗兵丁操练的地方（实际八旗在各门外均设有校场），八旗兵丁进出内城均要从此经过，久之人们就把这座桥称为“鞑子桥”。
不过也有一说：鞑子桥并非起源于清初，因为宣武门外校场不是清朝开设的，明朝便有“将军教场”的记载。有人认为明朝之前可能还驻扎过元朝军队，建桥之后因曾是“蒙古鞑子”驻地，故名鞑子桥。只是此说没在相关资料中找到证据，或许是民间俗称也说不定。甭管怎么说，总之在清代、鞑子桥是这附近的代称，一度还讹传为“炸子桥”。后来人口渐多，将河沟填平盖上了房子，渐成胡同，索性就叫“鞑子桥胡同”。
昔年的宣南会馆云集，鞑子桥也不例外，曾有河南会馆，为清光绪年间改建，原为明代古刹，叫朝庆寺，亦称接待寺，清代史料总有“汴人就接待寺建嵩云草堂”的记载。嵩云草堂是河南会馆的一部分，该会馆规模很大，从鞑子桥延绵至上斜街，有150多间房，内设中州乡祠、洛社、池北精舍、月牙池、听涛山馆、精忠祠、报国堂等。嵩即嵩山，可代指河南，据传嵩云草堂是袁世凯住宅。袁世凯就是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清朝倒台后，民国政府也曾整顿过北京地名，觉得鞑子桥之名不雅，便美化为“达智桥”。
而嵩云草堂也被改成嵩云中学、也称河南中学；解放后前半部改为民宅，后半部改成北京204中学，现在204也没了，听说并入十四中了。河南会馆对过儿是的杨椒山祠。杨椒山即明朝著名言官、谏臣、文天祥之后又一位忠烈之士：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人。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权、忠言直谏，最被后世推崇的是他弹劾严嵩的事件。严嵩的名声快赶上秦桧了，当年他权倾朝野，可杨继盛上疏力劾其“五奸十大罪”。结果反被诬陷、下了臭名昭著的诏狱。在狱中三年受尽折磨却不屈不挠。
有个事迹听起来让人后脊梁发冷：受尽了酷刑的杨继盛伤口化脓、皮肉腐烂，一天夜里他叫来狱卒为其掌灯，狱卒拿着灯一看，他竟然在用破碗割腿上的腐肉，肉割尽，筋挂膜，就用手揪断，吓得狱卒几乎昏厥，杨员外却泰然自若。但最终他还是被严嵩害死，十多年后才由隆庆皇帝为其平反，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故后世也称杨忠愍，并被奉为城隍。很多地方没有城隍奶奶，但北京有，就是杨员外的夫人张氏。因为杨继盛就义后张氏自缢殉夫，百姓敬而悯之，以故宅改庙奉祀，并以其妻配祀。
杨员外在京任职时住在今达智桥胡同12号，给住宅起名松筠庵。清乾隆年间改为祠堂，并将他起草弹劾严嵩疏稿的书房称为谏草堂。杨椒山祠正门有石刻匾额：杨椒山先生故居，正堂内有杨继盛塑像。北京著名老字号“便宜坊”还是杨继盛给起的名，当时他正被诬陷，心中烦闷，便想找个热闹所在排解一下。于是来到米市胡同（离他家不远）一家饭馆儿，发现店主待人热情、菜品色香味俱佳，大快朵颐之后心中畅快，一时兴起便说道：“此店真是方便宜人哪！”并喊伙计拿来纸笔，挥毫写下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便宜坊。
其实当年鞑子桥也有饭馆，叫义盛居，专营江南菜肴，一些南方京官儿常到此饮宴；鼎盛时敢与“老北京八大居”之一的广和居相媲美（广和居就因官宦、世子、名流云集而被称作政治饭局、名人沙龙）。不过今天的达智桥胡同已经趋于沉寂，显得比较普通，谁曾想到昔日曾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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