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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可能是中国历朝历代开国皇帝中存在感偏弱的一位：尽管都知道他才是唐王朝的开国之君，然而他在史书中的形象往往被自己的儿子李世民所掩盖，甚至可以说李世民倒更像是唐王朝的开国之君似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也就是说唐高祖李渊能得天下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劳。关于李渊晋阳起兵的前因后果在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李世民见隋朝气数将尽，所以就和李渊身边的亲信裴寂商议起兵事宜，然而当时李渊却满足于现状而不愿起兵。  后来裴寂选了晋阳宫的几个美女在李渊喝醉酒之后陪他过夜。时候裴寂对李渊说：“安排宫女侍奉这件事一旦暴露是要杀头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劝你下定决心起兵啊。”李世民趁机向李渊进言：“当今皇上无道，天下百姓苦不堪言。父亲您不要拘于小节，起兵才是转危为安的唯一途径，否则我们全家都要性命不保。”李渊大惊之下表示要把李世民送去报官。李渊沉思片刻后又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次日李渊与李世民进行了一番长谈。  正是在这番长谈之后李渊才说道：“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个故事在《新唐书》中被解读为李渊本就没起兵的意图，只不过是在李世民的谋划下才勉强被动起兵。按照这种说法是李世民一手策划了晋阳起兵，而李渊就像是李世民手中的提线木偶一般。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种说法：纵观《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晋阳起兵的全过程中所用谋略皆是被李渊设计,而李世民只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而已。  李渊果真对时局缺乏清晰的认识吗？他确实没图谋天下的雄心吗？恐怕并非如此，只不过他表现得比李世民更为慎重而已。当时的李世民只有二十岁，既无官职在身也没什么社会地位。相比之下当时的李渊已五十二岁，身为唐国公的他手握重兵。无论从哪方面看李世民都不大可能越过他的父亲李渊直接一手策划晋阳起兵的所有事宜。李世民在晋阳起兵这一历史事件中实际上所扮演的是具体事务经办人的角色，而李渊则是在宏观上把控全局的决策者。  正因为李渊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所以他才会表现得相对更为谨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此评价道：“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不能否认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以及后来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李渊绝不是像传统史书中所塑造的那样一个坐享其成者。不仅李渊的历史形象被扭曲了，事实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的形象也是被扭曲的。李建成绝不是像传统史书所描述的那种昏聩无能的形象。  事实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在李唐王朝立国的过程中也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然而既然他们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中成为了失败者，那么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就自然是由胜利者李世民做出了。由于玄武门之变最终的胜利者是李世民，所以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以为李世民在储君之位的争夺中处于强势的一方，然而事实上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储位之争中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李建成作为父皇李渊明立的太子其优势在于就法统而言由他继位是名正言顺的。  李建成的劣势则是人望相对欠缺（注意是相对欠缺——实际上李建成的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只是相比李世民的而言没那么强势而已）；李世民的优势在于在漫长的开国战争中收揽了大量人才和人心，然而随着国家局势的日益安定这一优势呈逐渐削弱的趋势——毕竟在和平年代李世民的人望是不足以同李建成的法统抗衡的。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储事件原本是一起宫廷政治斗争。宫廷政治斗争比拼的自然是政治资本，而不是看谁手下兵强马壮。  李建成作为合法的太子拥有比李世民雄厚得多的政治资源。李建成的政治实力在当时的唐朝统治圈乃至整个关中统治核心区是远超李世民的：李建成作为太子在平时是要协助处理一些朝政大事的。如果皇帝出外征战或视察，那么太子就要代行国政。当时李建成身边还掌握了部分京城的军队。李世民在打天下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不少文武人才，但这些人在逻辑上首先是唐朝的臣子。尽管这些人与李世民有着特殊的私人关系，但至少在理论上这些人是由皇帝李渊指派给秦王府的。  既然这些人是由皇帝指派给秦王府的，那么这些人的调动权自然也在皇帝手中。尽管这些人内心深处直接的效忠对象是李世民而非李渊，然而如果身为皇帝的李渊非要下圣旨调动这些人是无法抗拒的。公元622年李世民击破刘黑闼、进逼徐圆朗时李渊就下了一道诏书让他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李元吉后只身回朝汇报情况，不久之后这些人马就在李建成的指挥下彻底扫除了刘黑闼势力。公元626年突厥来袭时李渊一声令下就把众多秦王府武将调给了李元吉指挥。  李世民手下确实有尉迟敬德、秦叔宝、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谋士猛将，然而李唐王朝的谋士猛将并非全都集中在秦王府。太子府这边文有魏征；武有薛万均、薛万彻兄弟。由于李建成长期坐镇后方负责粮食和兵源征集，所以他真正上前线统兵打仗的时候并不多。这导致太子府在人才数量上确实不及秦王府，不过像魏征、薛氏兄弟这些人都还是拿得出手的。况且当时唐朝实力最强的两位名将李靖、李勣可都不是秦王府的人——他们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中更多是保持中立。  这些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保持中立的人在本质上仍是要听命于皇帝李渊的，所以李渊的态度是决定储位之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李渊选择立李建成为太子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态度。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以前李建成和李世民使用各种司空见惯的宫廷政治手段展开了诸轮斗法，然而在这一系列斗法中李世民一直处于被太子李建成压制的状态。事实证明要用宫廷政治手段撼动李建成作为合法太子的地位是不现实的。这时李世民面前只剩一条路——就是利用自己残存的威望迅速发动一次以军事武力作为后盾的政变。  如果真等到天下大定之时李世民将彻底失去和太子李建成对抗的资本。事实上这时的李世民已是走投无路之际被迫孤注一掷，然而李建成身为合法的太子自然不会那么急迫去发动一场政变——毕竟这样做的风险实在太大，若非走投无路是没人敢轻易尝试的。李建成作为合法的太子似乎完全没必要冒风险去发动一场政变。李建成和李世民尽管都是能力突出的当世人杰，然而他们两人的能力其实是表现在不同方面的：李建成拥有更多的是阳谋，而李世民则擅长于阴谋。 作为太子来培养的李建成主要精力是用在辅佐父皇治国理政上，所以他更擅长的是治理国家这样的阳谋。至于争权夺利的阴谋也不能说他不会，然而他还是更倾向于用传统的宫廷政治斗争手段。李建成从来也没想过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也没想到对方会用武力解决问题。相比之下李世民在储位之争中一开始处于不利境地：在正常的逻辑下他是当不上皇帝的，所以只有搞阴谋搞突击杀掉李建成才能扭转局面。李渊和李建成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忘了自己所身处的时代是由乱世向盛世过渡的时期。 李建成作为合法太子的法统优势在这时日益占据上风，可李世民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人望优势也不容忽视。可李渊、李建成、李元吉都低估了李世民在危急关头采取断然手段的决心，所以始终热衷于通过牵制平衡的宫廷政治手段对付李世民。这时的李世民深知：如果自己按对方设定的游戏规则玩下去注定被玩死，于是索性把心一横发动了玄武门事变。应该说李世民放出的这一大招完全出乎李渊和李建成的预料之外，所以李世民此举可以说是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公元626年7月2日）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10人骨干，在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针对大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发动了一次斩首行动，随后让参与事变的尉迟敬德穿着盔甲、持着长矛去见父皇李渊。这时李渊就算想召唤正规军前来救驾也无法穿越李世民的包围圈。那个年代又没手机可以通知外面，李渊面对已近在咫尺的尉迟敬德又能为之奈何？ 尽管这时的李世民并没掌握天下兵权，可在宫中却已形成了局部兵力优势。如果双方动起手来无非不过是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这时的唐朝统治根基尚不稳固，如果这时发生父子相争之事不是什么好兆头。尽管李渊还有其他的儿子，但均为庶出且大多年幼，不足以安定大唐天下。在开国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就是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个儿子。如今李建成、李元吉已死，也就剩下李世民堪当大任，如果李渊和李世民强行对抗无非不过就是父子彻底反目。 如果李渊真要和李世民闹个两败俱伤，那么这江山是否还姓李怕就难说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李渊明智地选择退让：尉迟敬德请李渊下旨令诸军兵并授秦王处分，而李渊只好同意把自己最后掌握的宫廷禁军的指挥权移交给秦王李世民。既然身为皇帝的李渊自己都默认李世民抢班夺权的行为了，那么朝臣和军队自然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了。至此玄武门事变以李世民的全胜画上了句号。武德九年八月初九（公元626年9月4日）李渊正式传位给李世民。 退位后的李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住在他原来的居所——太极宫。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已当了好几年太上皇的李渊搬到了大安宫。建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大安宫是当年李渊为表彰李世民的功劳而为李世民修建的。大安宫在规格和地位上都远不如太极宫，也不符合身份尊贵的太上皇的居住要求。可这时已失去权力的李渊只能听从儿子的安排。尽管玄武门之变使李渊、李世民父子俩产生了心理隔阂，但李世民为向外界塑造一个仁孝之君的形象至少需要在形式上必须对父亲李渊保持尊重与关怀。 李渊搬到大安宫后李世民时常回去向父亲请安问候，不过这其中情感的成分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这更多只是李世民出于政治目的在作秀。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李世民是在作秀呢？李世民登基后就修葺了隋朝的仁寿宫，将其更名为九成宫，用于夏季避暑。相比之下太上皇李渊居住的大安宫却十分矮小陈旧，以致于连监察御史马周也看不下去了。马周向李世民上书称这不符合”温清之礼“，希望给太上皇另辟一个住所。然而李世民却一直没做出实际行动。 九成宫建好后李世民每遇酷暑就前往这处豪华的宫殿内避暑，而把年老的父亲留在长安。很多看不下去的官员纷纷上书：”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李世民何尝不知此举有损自己的仁君形象，然而此时他对父亲的感情还难以做到同处一室共享天伦之乐吧？所以李世民面对官员们委婉的职责只能想尽办法回避。 从李世民对待父亲的这种冷淡态度可以看出：此时的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以前父亲李渊对自己的猜疑和反复仍耿耿于怀。李世民对李渊的请安问候更多只是例行公事，而这种刻意的冷落才反映了这时的李世民的真实心态。李渊虽是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虽依然还是身份尊贵的太上皇，然而在失去权力后面对这样的冷遇除了默默叹息也别无他法。李渊不仅要忍受生活上受到的冷遇，还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因为他亲眼见证了李世民对李建成、李元吉后代斩草除根的行为。 李建成和李元吉死后李世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把这两个兄弟的儿子们全部处死。李渊这个垂暮之年的老人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二儿子杀了大儿子和三儿子，然后又把大儿子和三儿子的后代斩草除根，这对一个老人的心理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此评价道：”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尴尬处境由此可见一般。不过退位后的李渊在失落和郁闷中度过的几年太上皇生涯中还是有为数不多的几次欢乐。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在与东突厥的战争大获全胜：连突厥的颉利可汗也成为了唐军的俘虏。消息传回长安后可谓是举国振奋，李世民在兴奋之余下令在顺天楼举行献俘仪式。太上皇李渊对此也是感慨良多：当初他在晋阳起兵时为积蓄实力不得不对突厥做出妥协。这成为了李渊一生引以为耻之事，如今突厥已灭自然也就使李渊多年的抑郁心情一扫而空。兴奋不已的李渊召来李世民和众多亲王、公主以及十几个大臣在凌烟阁设宴庆祝。 李渊在这场宴会上说道：”昔日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李渊对李世民的能力当然是心知肚明，然而由于父子之间的隔阂使他从不在公开场合称赞李世民。这句”托付得人“是李渊多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称赞李世民，在经历多年的隔阂之后李渊终于公开表达了对李世民的认可。这一夜众人饮酒至深夜，酒酣耳热之际李渊情不自禁弹起了琵琶，贵为天子的李世民则亲自为太上皇伴舞。唐宫之中已很久没出现过如此其乐融融的景象了。 这件事成为了李渊、李世民父子关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父子俩之间是隔阂大于亲情，在此之后曾在权力斗争中被掩盖的亲情似乎在一点一滴复苏。贞观六年九月李世民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故地重游的李世民回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切和父母的养育之恩。回到宫中的李世民马上去大安宫拜见了太上皇李渊，随后又在大安宫设下家宴。宴席之上长孙皇后和众多的皇子皇孙都向年迈的太上皇祝酒。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三月突厥使者带着礼物来长安朝贡，太上皇李渊在两仪殿设宴款待使者。 在这次宴会上长孙无忌举酒祝太上皇千秋万岁，大喜过望的太上皇李渊随即赐酒给儿子李世民，李世民端过酒杯说道：”如今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太平。这都是遵照父亲您的旨意，不是我的功劳“。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七月炎热的夏季跟往年一样如期降临到长安。这次准备离开长安避暑的李世民终于邀请太上皇李渊同去九成宫避暑，然而李渊以隋文帝杨坚死于此地为由加以拒绝。恐怕李渊在与李世民冷战多年后面对儿子突如其来的热情一时还难以适应吧。 贞观九年十月回到长安后的李世民就下令在长安城北面为太上皇李渊修建用于避暑的大明宫，然而李渊并没等到这座宫殿完工。就在大明宫开工兴建后不久李渊就一病不起，转过年来的五月份七十岁的李渊病逝于大安宫的垂拱前殿。戎马一生的李渊一手开创了大唐王朝，然而到了晚年却不得不面对儿子们之间的厮杀。事实上作为个人的李渊未尝不是一生坎坷：他的一生把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这人生三大不幸全都经历了一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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