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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与突围:观点的奇崛与史料的纠结

 陶鹿在读书 2024-03-26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只有在读史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与其相链接,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时代的局限性。究竟怎么看,看制度、看经济、看朝堂谋略、还是看战争攻伐,个人都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爱恶,也许只有多角度把历史和现代整合,放眼世界,才能高屋建瓴,深入分析。

2023年大年三十,火车路过安徽凤阳,我当时正好翻阅“李晓鹏说中华史”中第一部《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作者的观点可谓在史料基础上,在数据分析中剖析了盛世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利弊,一洗史书中对皇帝君臣的刻板印象,以经济学思维透视各类历史重大事件背后的盛世密码。作者擅长运用自己的经济学专业,通过史料搜集整理结合数据分析,社会政治学等理论的加持,来重新解构历史。很多结论具有很大的颠覆性,让人振聋发聩又会细细思量。

2024年“李晓鹏说中华史”系列之《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1644-1840》将视线转向了清王朝,这个史料汗牛充栋,群众褒贬不一的朝代的历史,史学派系观点不同,时常触碰民族等敏感话题一向争议不断。作者在书中沿袭了他的旧作2019年出版《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3卷)的观点,以明朝末年人口数量统计走进清王朝带来的百年浩劫与其覆灭原因,明朝末年4亿人口这个数据的提出足以引发大量讨论。

作者在第一章就列举大量史料,如豪格四川惨屠而非张献忠、清军“守城必屠”军规下的“济尔哈朗湖南屠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最后累计得出结论:明清换代超过3亿人口死亡,绝大部分都是和清军作战造成的损失

这一部分史料各有不同,尤其是具体人数问题乱花迷人眼,至今各大论坛也都有争论,明末城镇化发展结论也有待推敲,书中对于数据以及引用史料还需要辩证考据。这里作者多次借用顾诚《南明史》的案例,其结论也与顾诚教授类似,顾诚认为明清皇朝更迭是中华民族内部落后强悍的满族贵族勾结最反动的汉族官绅地主,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坐收渔翁之利的结果。而人数少的满族最终打败南明统治全国还是内部凝聚力差异,“各种抗清势力之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并。”

李晓鹏教授认为要从三个视角——阶级视角、国家(民族视角)、文明视角来看历史,文明视角就是中华文明内部外围落后圈层对中心先进区域的军事征服,从而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和文明的准毁灭性倒退。所以虽然入关满族士兵人数不超过5万,大屠杀执行者大多数为清兵中汉族将领和汉族士兵,但责任方仍是满族贵族统治者,这是文明的落后性导致的。

读到这部分时候我看网络对本书的评价结论十分震惊,很多人会被数据裹挟,从而激发出愤怒的民族情绪。对于中国人而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一个末世王朝或者是清王朝末期,这是几千年灿烂辉煌中及其惨烈屈辱不堪回首的尾页,但如果从更宽的世界空间视角,更漫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每一次的破局就必然带着新的阵痛,所以回望数百年前,无论是必然灭亡的南明小朝廷、看似英主其实带有偏见的盛世康雍乾、还是鸦片战争来袭时刻寻求民族振兴的漫漫征途,都验证着文化与社会的转型比政权的更替要艰难得多。

如果喜欢清朝帝制的读友可以在书中翻阅到康雍乾时期的帝制强化统治特点与统治者的思想的守旧,喜欢宫斗的也可以看到九王夺嫡的真相见清继承人传承的新旧交替。选择康熙皇帝即位很大原因是传教士建议,因为康熙得过天花。这个传位也并非大家所说的随便。少数民族王朝选择继承人与汉族王朝的嫡长子继承不同,择优而定。康雍乾都不是太子,但能力决定一切。

而第六章的“欧洲崛起”与之相呼应,作者抓住了清史的很多关键点,如“文字狱”“闭关锁国”等证据链,将清朝发展局限性与世界潮流牵拉在一起顿时明了清朝的危机早已潜伏。

但如果查阅近十年来新材料和新观念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尤其是新清史学派的观点,比如“内亚转向”“中国西进”等,你会将这些观点和本书进行比较产生新的思想火花比如美国史学家罗威廉的“中国西进”就指出清朝的征服不是简单的军事扩张,而是把中国自身历史上的产物移植到边疆,这是实行“羁縻政策”的汉唐盛世未曾做到的,清朝对新疆的控制也让其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之中。

日本学者松浦章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中也叙述:如果将目光移向东海,就可以看到清王朝在“内亚转向”之外,也发生了某种“海洋转向”;除了军队的西进之外,还有商船的纷纷出洋。所以很多清史学家才会认为以鸦片战争划分中国近现代史是不正确的。

清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支持,早已超出了传统的朝贡体系,不待坚船利炮来打开国门。

读完这本书,我内心五味杂陈,清就像是每个女孩心中的渣男友,你曾经爱过他,他还是有点优秀的,但改变不了他渣的本质。那么如何评断他,是好人,坏人,还是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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