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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姥爷姥姥

 龙泉清溪 2024-03-26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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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
姥爷姥姥

姥爷姥姥都是山东人,门当户对,指腹为婚。姥姥比姥爷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说的就是姥爷姥姥。姥爷姥姥具备了山东人所有的优点:姥姥和善,说话时笑意在先,声音在后;姥爷则刚直不阿,七十多岁时还敢和卖肉拎刀的混不吝的小年轻冲突对峙,令旁观者阵阵惊呼。
山东利津是姥爷姥姥的故乡。黄河最终从这里奔流入海。前些年中央电视台拍我寻根的纪录片《客从何处来》,我还乘船抵达了黄河入海口,看着黄蓝两色泾渭分明的水界,心里赞叹大自然的神奇,感叹世事沧桑。母亲的一支血脉,就是从这里走出,最终与父亲一脉相汇,幸运地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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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全家福  12天后我出生
利津县古属齐国,金代升镇为县,因境内有码头,挟河海之利,故称利津。利津“内控黄河,外锁海运”,历史上形成了商贸重镇。姥爷姥姥两大家族至今在此地还有远房亲戚,虽然跟他们少有联系了,但我们后人还是常常念叨前人的好,毕竟血浓于水。
姥爷扈玉铉,祖上在利津县的小李庄,而不远处还有个扈家滩村,清朝早年扈姓一支由此迁入。扈姓不出在扈家滩,而出在小李庄,听着就像一段传奇,可惜我们后人今天无法得知了。一百多年前,扈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扈家五兄弟在同光中兴时借势合伙建了商号——五福堂,因兄弟团结、经营有道而发迹。据说扈家经商在当时多一层政府关系,政府还发过御赐的牌子,也不知哪年这牌子当破烂卖掉了。姥爷家的家史本来挺清晰的,但新中国成立后数次受冲击,家族分崩离析,各人命运多舛,再去追寻时如断线之珠,串不成串了。
姥姥崔如瑛的家世清晰一些,祖上出自利津县汀罗镇,旧时亦称丰国镇,也就是明清时期远近闻名的大盐场丰国盐场的所在地。崔家史上是从河北枣强迁入的,到姥姥的父辈时已有七代人了。据史籍载,崔家煮海为生,富甲一方,世代多出读书人,山东第一位出国留日的学生就是姥姥的二伯父崔麟台。戊戌变法后,中国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暴增,日本也顺势开办了补习日文的学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嘉纳治五郎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弘文学院。崔麟台是首批入学的学生,同年鲁迅入学,而后陈独秀、秋瑾、陈天华、黄兴、杨度、胡汉民、杨昌济、张澜、许寿裳、陈师曾、陈寅恪、李四光、林伯渠等都先后在此学习日文。崔麟台学成回国后,先在山东济南做事,十年后北上晋京为官,曾任北平大兴县县长;彼大兴非此大兴,当时的大兴县管辖几乎半个北京。崔麟台离任时,大兴民众为其树碑立传,《崔公德政碑》一直矗立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内的一座城隍庙中,惜十年劫乱之际被砸毁。崔麟台官至北平京兆尹公署政务厅厅长,后厌倦官场的氛围,辞职做了北京特别公署通俗图书馆(即首都图书馆前身)馆长,优哉游哉地与友人赋诗作画,直至一九五一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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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从左至右:前排弟弟、妹妹、表弟;中间我,姥姥、表姐;后排表哥
崔麟台晋京后,图上班方便,在北京东城利薄营胡同买了很大一块地,渐渐修建家族宅邸。这个大院子我幼时去过多次,每次都是母亲牵着我的手进去的。一进门就开始按母亲指令叫人,因为姥姥、太姥姥都住在这个大院里。三进的四合院带后院,后院还有一座小楼可以登高望远,后院还有跨院,早年是崔麟台放置马车的地方。这样的大院子在今天的北京城内不多见了。
崔麟台在利津老家排行老二,所以到了母亲这辈人官称二姥爷;母亲的亲姥爷叫崔麟石,排行老三,官称三姥爷;老家的老大崔麟榜去世得早,没来过北京。二姥爷三姥爷两大家子民国起都住在利薄营7号院里。以我母亲的辈分而论,崔家兄弟大排行有大舅(台)、二舅(台)、大姨(我的姥姥,石)、二姨(石)、三姨(石)、四姨(石)、五姨(台)、六姨(台)、七姨(台)、五舅(石)、六舅(石)、七舅(石);长藤结瓜,到了我这辈人,由于姥姥排前,我的辈分就小,满院子和我岁数相近的我都得叫舅,现在觉得这事很亲切,但小时候觉得有点儿尴尬。
我从小到大到今天,虽说转瞬之间,但社会变化还是挺大的,尤其社会亲属关系,全社会都在迅速简化。别说那种几十乃至几百人的大家族彻底不见了,就是父母拉扯一大帮孩子生活的景象也几近绝迹。今天的孩子大多没有叔伯姑舅姨,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家族称谓渐渐地远去,让今天的孩子们缺乏亲情,多了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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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年轻时
姥姥是个做事很周全的人。在过去的大家族中,长女是所有弟妹的榜样,以身作则是一种自觉,没有人强迫。姥姥贤良淑德,如果在旧社会,一定会给姥姥赠块匾,悬挂在家族的大堂之中。姥姥的这一品性,不仅仅在亲戚之中得到尊重;在邻里之间,扈姥姥就是春风夏雨。邻居打孩子,姥姥准会及时去劝,一方面批评孩子不对,另一方面说家长对孩子得多说少打。以致事隔多年,邻家孩子都成北京大爷了,还口口声声说,当年如没有扈姥姥,他就被他爹打死了。今天的社会,家长打孩子属于不可为的暴力行为,但我小时候,打孩子是社会的常态,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观念根深蒂固——棍棒之下出孝子。
姥姥的邻居和姥姥相处得亲如家人,有些小事今天听来不可思议。过去“远亲不如近邻”不是一句口头语,而是每日的实践。邻居有一位许平玉阿姨,和姥姥亲如母女。许阿姨子女多,一个人靠缝缝补补带七个孩子,生活局促可想而知,做饭时常常借东借西,炒菜时甚至借味之素。“味之素”就是味精,是日本发明的。今天想起这等小事,心中有无限感慨,人与人亲也许不在大风大浪中的同舟共济,而是柴米油盐中的不分你我。借味之素这等小之又小的事,只能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说明那代人心中的纯净。姥姥过世后,许阿姨多次和我妈说,扈姥姥和亲妈一样,每次说都红了眼,那时的邻里关系今天听着都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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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母亲、姥姥
姥姥和姥爷的长相完全不同,性格也迥异。姥姥宽额丰颊,弯眉笑眼;而姥爷则鹰鼻鹞眼,骨骼清奇。姥爷年轻时习武,身板笔直,走路轻捷,七十多岁还上房上树。房后有一棵香椿树,每年春天,这香椿不仅可以为家中添菜,更多的是平添生活的乐趣。摘香椿时总有枝头的够不着,而高处枝头的香椿又是最诱人的,结果是一眼没看见,姥爷自己叠凳搭梯地上了房,将最高处的香椿用竹竿钩子钩下,我记得那年看见姥爷在房顶上,心虽提到嗓子眼,但姥爷清瘦的身体在蓝天白云下犹如一帧电影画面,透着仙风道骨。
姥爷利津扈家和姥姥利津崔家几代世交,所以才有了指腹为婚。舅舅于一九二五年生于老家利津,但大姨和我母亲都生于北京。由于二太姥爷崔麟台和三太姥爷崔麟石住在一起,亲如手足,所以他俩的下代人都在北京生活了。从太姥爷论,到我母亲这代已经是三代了。由于太姥爷们的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比较好,姥姥及姨姥姥、舅姥爷们生活环境都不错。我的五舅姥爷,也就是姥姥的亲弟弟,民国期间在中南海谋职,顺便在中南海中租了个小院子,姥爷姥姥就在此安家。这个小院在中南海东门右手不远处,五舅姥爷还给小院起了个名字,叫荷城轩。荷城轩北墙后是小山坡,西墙临水,推窗即是水面,夏天赏荷,冬天看冰。五舅姥爷有文化,在偌大的中南海负责园林花卉,从新中国成立前干到新中国成立后,直至退休,其间还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
姥爷姥姥算是沾了五舅姥爷的光。姥爷生前多次说起在中南海打鱼的事情。我出生后中南海已成为圣地,今天都是文物保护单位了,参观需要有票才行。以前的中南海是明清皇家御苑的一部分,古称西苑,有南海、中海、北海三海,都属于皇家领地。新中国成立后南海与中海成为中央办公地,称中南海;北海则作为公园对外开放了。姥爷和姥姥在中南海的荷城轩住了近二十年,大姨及我母亲都出生于此,想想她们真是幸福,那是怎样一个环境啊,山光水色,亭台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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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姥爷身手敏捷,年轻时常在中南海水中叉鱼,这让我十分好奇,我小时候对捕鱼的认识停留在钓鱼和撒网上,对鱼叉捕鱼这种原始方法不太理解,水深鱼贼,怎么可能叉到呢!姥爷每每讲到叉鱼时眼中都闪着兴奋的光,一条光鱼子就五斤多的大黑鱼是姥爷叉鱼的最高战绩。只要一说起来,这条倒霉的大黑鱼就被提及,好像又被摆上了餐桌。我也不知这种生活幸福不幸福,吃条鱼要去水上叉,叉得到就吃,叉不到就不吃。今天钓鱼之人,大多数意趣在钓而不在鱼,可那年月的人一定在鱼而不在钓。
在中南海生活的那些年,由于荷城轩的特殊位置,静谧而安全,这里就被地下工作者选中了,尤其新中国成立前的那几年,许多秘密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舅舅在这里认识了田方。田方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早年参加革命。他演过的最让人熟知的电影是《英雄儿女》,饰演师政委王文清。他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舅舅因天生一头鬈发,深得田方喜爱,遂经姥爷姥姥允许,随田方去了上海,参演了电影《壮志凌云》,成了那个时代的童星。
在地下党频繁开秘密会议的日子,舅舅大姨及我母亲都负责在院外放哨,由于荷城轩孤零零的一座建筑矗立水边,任何人想走近它都可以远远看见。舅舅和大姨或者我母亲一边玩耍一边望风,这些电影中才发生的镜头其实在我母亲那辈人都是亲身经历的。那年月,姥爷姥姥作为外围人员,虽没有入党,但都在为中国革命悄悄奉献。姥姥忙前忙后地烧菜做饭,姥爷迎来送往地承担风险。那时正值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风潇雨晦,前途未卜,但姥爷姥姥他们以人生最质朴的情感,相信新中国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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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在看报,我摄

新中国到来那天姥爷姥姥离了荷城轩,回到了娘家利薄营。利薄营胡同在北京是条很古老的胡同,东西走向。北京的胡同大多东西走向,所以编号由东向西排序,路南单号,路北双号,好院子都是单号的,因为正房坐北面南。利薄营7号院的坐标与今天平安大街孙中山逝世的那个院子相对,后门对前门。可惜扩建平安大街时,利薄营的大四合院在上世纪末全部拆除,盖了一些不伦不类的难看建筑,让老北京的风貌披上了一件劣质外衣。
我实在怀念那个并不属于我的大院子,因为那是童年唯一清晰的记忆。那是座有人气、有生命的院落,有我的至亲,还有我的远亲。我对那座院落的记忆不仅有一进门的大影壁,还有影壁后面的大香椿树,更多的是母亲牵我手进院时的爽朗笑声和招呼声。小孩的注意力与大人不同,大人都是关注家长里短的世俗八卦,小孩则是看到新奇的世界。我记事起就住部队大院的楼房了,对北京的四合院并不熟悉。立体的楼房与平面的院落完全两个感受,楼房多少间房也是封闭的空间,而院落则是移步换景,视野开放。树木、门窗、屋顶,房屋上闲适的鸽子,角落里懒洋洋的猫。远处的蓝天白云,倏然而至的鸽哨声,构成了非常立体的感受,这种感受当年并不自知,人过中年之后,才知文化魅力的形成,才知道文化不是一张皮,它必要有长度,有厚度,有力度。
可惜古老的北京渐渐成为一张单薄的画了。利薄营胡同拆迁剩下的那一截连灵魂都丢了。它不见清朝喇叭营整齐划一的军人进出,也不见明朝喇嘛杨家胡同前来烧香供佛的香客。历史的痕迹说抹去还真不难,只要不关心它即可。北京是忽必烈定大都时作为首都存在的。尽管今日的北京离元朝已过去七百多年,但街巷格局基本还在。都城自周代就定下规矩: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元大都将北京城内划分为五十坊,利薄营就地处仁寿坊,仁寿坊中有一喇嘛庙,明朝时候杨家势力大,所以这条胡同就叫喇嘛杨家胡同。入清以后,杨家没落,清朝的八旗兵在此驻扎,因兵营每天吹喇叭集合,谐音改为喇叭营胡同。到了民国初年,姥姥的父辈在此筑家,觉得喇叭营名称不雅,遂起新名上报获批。“利薄营”我猜想是因为崔氏先祖均以生意发迹,大生意都因为“利薄”而来,所以借音借意,才有了这段不被人知的历史。
利薄营7号院的亲情构成一种氛围,这种老北京的氛围今日算不上荡然无存,但也是凤毛麟角了。我爹是崔家大户的女婿,因为是军人,住得远,去得不算多,但在崔家门楼中声名远播,母亲原话是“你爹的孝顺是出了名的”,说这话时脸上闪现着满意和自豪。
姥爷姥姥在我心中是隔代人的亲情,我们兄妹三人自幼生活在北京。父亲是山东人,但很早参军为国,离开了老家。山东老家虽有爷爷奶奶,我只在十五岁那年回过老家,爷爷只给我留下一个小小老头的印象,只有影像,没有亲情。过去有句老话说,“猫养猫亲,狗养狗亲”,这说明人情并不一定靠血脉,亲近最重要,这就是我自幼与姥爷姥姥亲的缘故。
我爹抗日时期由山东当了兵,最终打进了上海。母亲在新中国建成之时也去上海参了军。一九五四年,年过二十八岁的父亲由组织安排与母亲相亲。母亲嫌父亲大她七岁,又有口吃,遂写信问姥姥。姥姥说“口吃不算毛病,不超过十岁不为大”,一语定了乾坤,否则不会有我。
在后来的日子里,显示了姥姥的目光如炬。我爹如亲儿般对待姥姥姥爷。每次全家团聚时,每个人脸上都闪着幸福的光。姥姥织得一手好毛衣,高兴时哼着《渔光曲》。姥爷一副大家长的姿态,享受着这份融洽的亲情。
母亲排行小,自小就受姥爷溺爱,凡事不让动手,啥事也不让操心,导致她晚年时什么具体事也回忆不起来。姥爷对父亲特好,常常爷俩聊天聊得热火朝天。而到了我们这代人,这种非血缘的亲情就十分少见了。
姥爷身体特别好,长得又瘦,身板又直,脸上线条清晰,晚年时被邻居官其格教授请到中央民族学院做模特。官其格一九六五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觉得姥爷的形象十分难得,就和姥爷商量去美术系做模特。姥爷家在东城,民族学院在西城,姥爷那些日子天天风雨无阻地去当模特。后来我在官其格的画册中看到姥爷,心里一阵感慨。人生就是一本传奇,谁也不知一生中遇见谁,去做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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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爷78岁,我为姥爷拍的照片

姥姥大姥爷三岁,早走三年。一九八一年,我刚刚调入出版社,姥姥与世长辞。姥姥走全家是有心理准备的,那时姥姥已卧床多日,但这一天真的到来,大家还是非常难过。姥姥走的日子,北京已进入冬天,气温低就让人更觉压抑。姥姥七十八岁寿终,在近半个世纪前已算是长寿之人了。姥姥在家等待每一位亲人相继赶来,舅舅急得说不出道不出地在小过道头直撞墙,我母亲和父亲从外地赶回来,看了姥姥最后一眼。姥姥昏迷中还喊了我爹的名字,爹万箭穿心,声泪俱下,让我们晚辈不知所措。父亲对姥姥比对亲生母亲还好,姥姥对父亲的满意及赞赏多年来算是扈家的保留节目。父亲一直按母亲老家的称谓,对姥姥一口一个“娘”叫得特别亲。姥姥每次见父亲时脸上的笑意永远不会散去,在父亲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孝道的责任与力量。
姥姥在所有亲人都到齐时仍没有急于西去,大家猜测姥姥在等娘家人,直到三姨姥姥赶来,姥姥看了她一眼,才闭上眼睛驾鹤西归。此时姥姥已不住在利薄营胡同了,三姨姥姥从利薄营赶来,身上一定带着那条老胡同、那座老宅院、那间老房屋的气息。那是姥姥这一代人的青春及梦想,他们从山东大海边来到繁华的北京,在此生儿育女,又赶上朝代更迭,沧桑巨变,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中将儿女抚养成人,最终心无挂碍,回归道山。姥姥的一生,是三个时代串起来的缩影,清朝、民国、新中国,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一个女人,为家族扛起自己的职责,默默无闻又邻里皆知。姥姥出殡之时,满院子满胡同哭泣声,向姥姥表达了敬意与不舍。亲人、友人、邻居一声高一声低的告别之声,今天想起仍让人心颤。
姥姥走后,姥爷变得寡言少语。姥爷因为年轻习武,又因山东的大男人文化,对姥姥从不会花前月下那一套。平时说话一急就上火,一上火就话重,有时候还没有遮拦,想必没少让姥姥伤心。姥姥下葬后,我母亲带姥爷去了山东一段日子。没多久姥爷就要回来,回来后每周自己坐着公共汽车去姥姥墓前坐半天,路上来回要四小时。姥爷可能觉得这辈子对姥姥不够好,在墓前和姥姥说说话,相信姥姥九泉之下可以听到。仔细想想,姥爷姥姥这代人真的不易。他们所处时代由帝制到民国,中间战争频繁,直至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由贫穷向富有迈进,其中又动乱连连,好不容易改革开放,还没见成果呢,便告别亲人,没有享到福,也没有看见这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
三年之后,姥爷随姥姥而去,寿数亦七十八。姥爷算是寿终正寝,中午还要了冰激凌吃,说心里热,下午五点就一个人躺在床上溘然长逝。母亲与父亲一道安排了姥爷的后事,我记得父亲的哭声大于母亲,让我知道孝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我们后人将姥爷与姥姥合葬一起,每年清明时节都会去给两位至亲扫墓。每次为二老上香上供品时,我看着姥爷姥姥爱吃的点心,心想,人的福气不外乎有吃有喝,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有人怀念。至于姥爷姥姥自己,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在俯瞰我们,看我们如何走完自己的一生。
2022年2月17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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