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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水，淙淙流淌，转眼几十年过去。回想所阅过的长河，总有些浪花在记忆中存留。人生旅途，山高路远，途中总会有人与你相逢相识相知相助，让你永不能忘却。邓一民就是我在写作路上遇到而不能忘却的一个人，他是我的文友，确切地说是我的师长。认识他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是下乡知青，县委宣传部培养“土记者”到基层办班，公社派我去参加。回来开始为报纸写稿。因有文章在报纸发表，引起公社和县委的重视。那年地区召开新闻工作会议,县里派我去参加。会上我遇到报社的魏云祥编辑，他曾编发过我的稿子，对我分外热情。说有空带我到报社编辑部看看，我很高兴，觉得那地方挺神秘的。散会那天就随着魏编辑走进报社大楼。他介绍一楼是报版，负责捡字、排版与印刷。编辑部在二楼，我跟着魏编辑上了楼梯，迎面墙上是一个长方形的评报专栏。我只瞥了一眼就发现，上面的一张报纸很眼熟，停下细看，就见到了我的名字。那是我刚发表不久的文章《生产队长救驴》。文章不长，也就700字吧。但那上面已划出好几行红道。再往下看，是评报人的评语。说我这篇文章是宣扬了“群众落后论”。这帽子挺大的，我当时就懵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宣传农村新风尚的，说队里的一头小驴病了，奄奄一息，请兽医看过，直摇头，村里的老人也认为“没得救了”。生产队长不忍放弃，硬是让人帮忙抬到自己家中，放到热炕上。盖棉被、熬药、发汗、喂羊奶。经过精心照料，小驴起死回生。就这事咋就成了“宣扬群众落后论”了。我指着报纸，慌忙对魏编辑说：“这是我的文章，出大错了。”这时，旁边有正在看报的人插过话来，说：“如果有错，也是我们编辑的事，与你没有关系。再说，评报的也是一家之言。我看了你这文章，队长与社员看法不一，也正常，怎能说是“群众落后论”呢。我顺着话音看去，说话的是一位男同志，30出头，细高的个子，眉目清秀,肤色白皙，面带微笑，尽显出儒雅与和善。魏编辑告诉我：“这是理论部的邓主任。”邓主任补充说：“邓一民”。魏编辑又向邓主任介绍我。他说，“知道知道，我们发过她的稿子。是抗日游击队智擒日本军官的事吧。”我说：“是。”邓主任就邀请我到他们理论部看看。魏编辑说：“去吧，邓主任是咱报的大手笔，让他给你好好讲讲。”我就跟着邓主任到了理论部。他让我坐下，还拿出一个纸杯倒了水。接下就给我介绍他们部所负责的版面，每块版面都需要什么稿子，有这方面的可直接寄来。又说我那篇抗日战争的故事不错，回去再搜集一些。随后又嘱咐我，写稿时一定要记住写事，尽量把事情的经过写细写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结果怎么样，必须写清楚，罗嗦些也没有关系，我们可删改。当编辑的最怕的就是那些说空话的稿子，看着帽子挺大，底下没人。他还向我介绍了部里的几位编辑，有小易、小安，还有一位女同志姓李，大家都起身热情地与我握手，临别时邓主任还送给我三本稿纸。我记住了邓主任的话，回来采访时注意挖掘，下笔时重点说事。那一年，我稿子的见报率有明显提高。当我的名字反复出现在报纸上之后，我也随之成了当地的小名人。那年大学招生，还是从工农兵中推荐选拔。大队、公社都推荐了我，县教育局也很重视，根据我的情况推荐我到河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大学毕业，我回到承德县，分配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一年后报社政文部缺人，调我来编辑文艺副刊。我们的办公室与邓一民他们理论部是隔壁。报到那天，与邓一民在楼门口相遇，我先认出了他，喊一声“邓老师。”他也认出了我。他说：“听说你来咱报社了。好哇，土记者变成了洋记者了。”又嘱咐我：“一定得多写多练，年轻人要肯下辛苦！”因为我们早就熟悉的缘故，我到报社后就把他当作师长看待。不忙时就过去串门。说是串门，实际上还是向他请教。邓一民是我们报社的才子，胸怀锦绣，笔下生花。报纸上常见他发表的大块文章，特别是他对理论研究颇有建树。报纸上的社论很多也是由是他执笔。我读过他很多文章,如《从马克思、恩格斯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实践中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几个问题》、《力求完全准确地领会和掌握对立统一规律》等等。都很新颖深邃。也读过他撰写的社论《拨乱反正，振兴承德》，有理有据，情感激扬，字里行间蕴含着教育人鼓舞人的力量。邓一民还是驾驭长篇通讯的高手。他的《迎来春色滿人间--记承德县朝梁沟人学用〈毛主席批语〉的事迹》。文章中让我看到新一代农民崭新的精神风貌，他们在毛主席批语《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的鼓舞下，团结一心，穷则思变，改天换地，脱贫致富，一跃成为县里学大寨的先进典型。1980他的长篇通讯《在人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记民兵连长王秀深见义勇为舍身救人的事迹》在《承德群众报》发表后，引起轰动，新华社发通稿，中央电台随之播出，同时被《解放军报》等三家大报采用。我见那文章，笔锋灵秀，人物鲜明，情节感人,一连读了三遍，并剪报存留。不久，他的又一长篇通讯《面对生命的呼唤 ——记围场县民兵郑宝忠的先进事迹》在《承德群众报》登载，又被《解放军报》、《华北民兵》等报刋转载，并由中共承德地委、承德行政公署、承德军分区联合转发，并发通知号召全区学习。邓一民的文章令我感动，邓一民的才华令我景仰。我喜欢与他聊天。闲暇时就到他那里串门，每每都会有意外的收获。有时他说的一两句话，就令我茅塞顿开，回头用在文章里，文章就有了深度。在我到政文部不久，原来负责文艺副刊的刘编辑就外出学习,我一个人组稿编稿，有文化活动还要出去采访，写消息，写通讯。我们主任对我的工作很认可，说我虽是新人却能独挡一面。那时我心里也美美的。一天，我到理论部串门,见到邓主任,发现他正看当天的报纸，报上有我编的版面，我就随口说：“请主任多提意见。”邓主任听了我的话，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看着我，微笑着问：“你真的想听意见？”我说：“真的，您不是理论专家嘛，看问题深透。”他说：“那好，我可就直言了。”邓一民这人表面看温文尔雅，若是给人提起意见可毫不留情。他说：“我觉得你这文学版，还真是缺少点味儿。”“什么是味？”我有些不明白。他说：“文学味儿。”看看你们的诗歌是不是都像在喊口号，小说呢，多是些个好人好事。每到七一，你们的颂歌就从南湖小船一直唱到天安门。八一呢，就从南昌起义唱到蒋家王朝倒台，中间都是些个历史事件的罗列。一篇篇，文字不同，内容极似。正如古人所说，'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文学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他的话如一阵冰雹砸过来。我一时接受不了，转身要走。他忙说：“别呀，你不是让提意见嘛，一提你就不高兴，原来口是心非！”我说:“您是搞理论的，应该用辩证法，一分为二。”他说:“哦，你只说让提意见,没说其它，我就提意见了，你又不爱听。要不要再说点表扬的话——”我说：“谁要您表扬了?只是——”他接过话茬：“只是别一棍子打死。对了，我这人就爱打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妥，马上更改:“不对，孙悟空的金箍棒是打妖魔的，你是咱们的同志不能用它。”说时，大笑起来。屋里的人都笑了，我也不再生气。接下来，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文学是人学，各人有各人的相貌，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性格。一篇作品，无论长短，都要展现出性格，人的思想，人的情感，透过文字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他说到这儿又问我，读没读过《文心雕龙》，读没读过《诗品》，看没看过《毛诗序》。他告诉我：“这些书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华，讲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的专著 ，很精湛，搞文学的不能不读。”我说：“知道《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他说：“知道不用，与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如今三中全会都开了，拨乱反正了，不能总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了。”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了，想邓主任的一番话，又想自己编辑的那些文稿，觉得他说得还真是挺有道理的。我上大学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宣布结束，许多经典书籍都在禁阅中，读的书不多。关于文学创作，只记得当时四人帮，提出了一个“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主张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其实所谓高大全的人物与现实是有距离的。作家们只能凭空捏造，本质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因受“高大全”的影响，人物脱离现实，作品都成了空空的海市蜃楼。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文学也应回归本质。但是因为受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实中的阴霾一时不能扫尽。特别是我们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接受更多“三突出”的文学观，思想转向更有些难度。于是，我开始思考文学创作的方法问题。有空就去资料室找文艺理论书看。见市场上有《文心雕龙》还买了一本，回来阅读。同时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思索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认知就有了变化，改革版面也有了新的想法。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在文革思潮的禁锢中。来稿多是些空洞的口号。为改变这种状况，我多次在通讯员会议上讲，到业余作者的会议上讲。讲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讲“诗言志”，还列举了古代与当代一些思想和艺术俱佳的好诗为例。经过一番努力，来稿有了变化。喊口号的诗大大减少，真情实感的多了，这些变化也被邓主任看到了。一次下班，我与他骑着自行车并行。他主动谈起我编的版面，他说：“每期都看了，还真是大有进步。”我说：“还不是您那一顿大棒打出来的。”邓主任笑着说：“我那只是外因，终归还是你的内因起了作用。以后你还得多学点理论。多学点辩证法，能开拓思维。像一棵大树，根深才能叶茂。他推荐我再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些书我上学时读过一些，粗枝大叶。他说：“学不细你就看不深，看不深你就记不住，记不住你就用不上。”自邓一民提示后，我开始认认真真地读。一条一条都做了笔记，关键的地方还记在小卡片上，放在衣兜里，有空就掏出来看看。哲学思想融入脑海，再看问题时就不拘泥于表面了，随之作品也有了改变。文中融入辩证法的因素，作品自然跃上一个台阶。很快我的作品就走出承德，河北，登上了《诗刊》和《人民日报》。邓一民懂诗，我深有感触。但是没见过他写诗。有一年报社搬家，最难搬的就是资料室了。报纸最多。《承德群众报》从1945年9月23日创刊，到那时已有40年。每年样报都是12大本。摆满了一个个大货架。我帮忙搬家，每搬一罗，都要随手翻一翻。特别是文学版总会多看几眼，无意间在1962年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首小诗，上面的名字是邓一民。哦，邓一民。是他吗？原来他真的会写诗呀。那诗的题目叫：这诗以拟人化的笔法写了家乡的小河。格调质朴清新，形象地展现了小河的奉献精神。读着这首小诗，仿佛那清澈的溪流在我心中涓涓流淌。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党对国家对美好新生活的热爱。据有关资料记载，邓一民的老家在兴隆县。他年幼时，正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长城沿线制造千里无人区，大修“人圈”。那时邓一民的母亲正怀着弟弟，即将临产，硬是被逼着去修“人圈”的围墙，监工见她干活慢，说她偷懒。一顿毒打后流产身亡，弟弟也随之夭折。后来爷爷奶奶叔叔也被日伪迫害致死，深仇大恨刻在他幼小的心灵。幸亏中国共产党带领民众奋勇抗敌，家乡解放，他才得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有了读书的机会。邓一民读书五年，高小毕业，16岁就参加了工作。他感谢共产党给百姓们带来的幸福而安宁的生活。诗歌《小河》正是他心灵之感的抒发与写照。我挺喜欢这首小诗。虽有些青涩，但很恬美。掐指算一算他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刚20出头的年龄。可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这么长的时间，他不会就只有这一首诗吧。的确他还有许多的诗作，原来他从1959年就开始写诗了。他写诗并不是为发表而写，他只是习惯用这种文体记录生活，首首都是有感而发，随心所欲。国家每发生一件大事，乡间每一个些微的变化，他都用诗的形式记录下来。山水风光，乡间的人物就悄悄地走进他的诗里。恰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日积月累，他笔记本上也有一百五十余首诗了。有人约稿，他就拿出一、二。我曾在1982年《国风》诗刊上看到他的诗《故乡行》和《题仙人塔》。“仙人塔”是兴隆县雾灵山中的一景，他介绍说“雾灵山中有孤石挺立，层层叠叠，高五丈余，状如宝塔，上有云雾缭绕，下有清泉流淌，游人无不为大自然的杰作而倾倒。”此诗想象神奇，利用夸张，比拟的手法，描绘出山的灵秀，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他写诗，也写词。他曾说过，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大胸怀，大气魄。许多篇章他都能背下来。也喜欢唐诗、宋词，词家他偏爱苏轼和辛弃疾，还有岳飞。他说：“岳飞的作品不多，但那《满江红》确是诗中极品。“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崇尚“文以载道”，青睐对国家对百姓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品。1977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刚过，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全面展开。邓一民感慨万千，抚今追昔，壮志在胸，发誓追回逝去的光阴。挥笔写下:“巍峨金山寺，迷茫烟雨楼。荡漾一湖碧水，微波泛扁舟。莫道百侣曾游，明月伴我来去，不须怨杨柳。倦游去寒宫，叱咤风云吼。宵夜短，眉宇皱，起刁斗。半生胸怀激烈，到头枕空流。试问今日何方?答曰“纲举四化”，忠贞为国酬。敢射南山虎，风雨下扬州。”此诗，字里行间，尽透豪迈之气。表达了作者“忠贞为国酬”，誓为“四个现代化”勇于拼博的心愿。读后让人热血沸腾。此诗后来刊载在《承德日报》上。
1986年我离开了报社，调到市文联工作。不久邓一民也从报社出来了，他被调到中共承德市委党史办工作，办公地点在市委二号楼。也真是有缘，我们文联与他们党史办恰巧在同一个楼上。我在三楼，他在四楼，又有机会与他聊天了。不忙时就到那里串串门。离开报社我们仍然在与文字打交道。只是面对的事业不同了。我去文联专攻文学，他去党史办搞党史研究。组织部任命他为党史办副主任，热河史办主任。史学工作不同其它，无法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他们的工作都是急活，必须只争朝夕，因为稍稍拖沓，就会给史料造成空缺，留下遗憾。因为熟悉情况的人都渐渐老去了，还健在的人已经不多了。晚一晚，慢一慢 ，损失就不可估量。热河抗战史，是惊心动魄的历史。在日本侵略者全面进犯中国的时候，在承德长城一线制造了千里无人区。烧杀抢掠。1937年李运昌接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创建雾灵山根据地的指示，组织起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这是全国著名的八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李运昌任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在雾灵山区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曾组织21个县的20多万武装民众举行抗日武装大暴动，为华北及北京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李将军已年过90，厘清这段历史刻不容缓，他组织人员深入老区调查，自己亲自进京采访李将军，并完成了《李运昌回忆录》解放战争部分的写作，同时也让这段波澜壮阔的热河史得到了完善。邓一民非常敬佩李运昌将军。他曾写诗赞扬他:李将军也很看重邓一民，欣赏他的为人与才华，多次的促膝长谈，让他们心灵相通，情感益深，成了忘年交。邓一民每到北京，李将军都不让他去住宾馆，而安排他住在自家的小客房里。邓一民深感将军的厚爱，感恩之情在诗中溢于言表：在承德曾流传着一段李运昌寻找冰儿的故事。冰儿大名叫朱海清。1943年李运昌率冀东军分区机关300多人在兴隆县五指山区休整，突遭日伪军的围攻。危急中有个绰号叫“麻俐嫂”的农家妇女，不顾怀孕即将临盆之身，引路突围，使部队脱离了险境，突围中“麻俐嫂”在冰上产下婴儿，李司令取名“冰儿”。这事李司令一直念念不忘，经过50年艰苦寻找，终于找到了。1988年4月李将军来承德，在“绮望楼”宾馆与冰儿相见。邓一民的诗也记录下这一场景。邓一民热爱党的事业，专心党史的研究，他撰写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发表，书一本接着一本出版。听说他到党史办后撰写或主编的书籍就出版了15部。也鉴于他曾经搞理论研究，目光深远，思维广阔。他能发现以往没有发现的东西，在热河史的研究中，他发现日本在华北建立千里无人区，杀虐、致死无辜贫民35万人，被抓39万人，烧毁村庄1700个，制造人圈2506座等。根据这些事实。他第一次提出了“以原热河省为中心，包括冀东、辽西、察哈尔部分地区在内的千里'无人区’，是比南京大屠杀事件时间长、范围大、规模大、更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事件”的论断；第一次提出了“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这个形象的概括。并获得上级的认可与赞同，将承德热河史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此时，邓一民这位曾经新闻界的理论才子，一转身又成为党史研究的著名专家。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每年12月13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他闻知感慨万千，联想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狂言，气愤填膺，落笔成诗，题为《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因南京大屠杀公祭日，邓一民又想到了承德的千里无人区。随后又成诗一首。“何日公祭慰英魂？”这是邓一民心中所盼，也是所有承德人的愿望。我相信随着承德热河这段历史研究的广泛传播，“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的论断，一定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识。再逢12月13日，南方、北方公祭英魂的汽笛声将一同鸣响。邓一民师长，那时可达成了您的心愿？
1991年文联决定出版一部抒写承德风光的散文集。题目定为《情满山庄》。由我组稿编辑。那天我到楼上看望邓一民。想问问他及部下的同事有没有这方面的稿子。他说：“有一篇《初雪登金山岭》的游记，承德日报发过，给你算不算一稿双投？”我说：“不算，我这是编书，入选的大都是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他说：“那好！”就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剪报给我。我接过一看，写得真好。思路清晰，行文有序，语言优美，思想深刻。作者面对金山岭，通过初看，细看，再看。层层递进，完整地再现了金山岭长城美丽的风光和厚重的历史积淀。我认为这篇文章在散文作品中也属上乘之作。”选一段与大家共享：“初看金山长城，城墙高大，楼台错落，山势险峻，绵延百里，吐雾的巨龙，从东往西，飞奔而来，实在是气势磅礴，雄伟壮丽。细看金山长城，还有它轻盈剔透之处，它宛如一条玉带，从燕山第一峰雾灵山的背后，沿山脊飘洒而下，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高忽低，忽隐忽现；蜿蛏逶迤，跌宕错落，洋洋洒洒，飘飘忽忽，你站在城楼之上，真有玉带陡起，飘然欲飞之感。同时，一百五十八座楼台，像镶嵌在玉带上的颗颗珍珠，洒落在波涛滚滚，峰催浪卷的崇山峻岭之间，放射出耀眼的光华。还有再看，再看金山长城在工程设计、建筑艺术等方面也有许多独到之处。长城楼台依山就势，伏奇藏险，能攻能守，别具匠心。方形楼、扁形楼、圆形墩；穹隆顶、船篷顶、四角钻天顶、八角钻天顶；三眼楼、四眼楼、五眼楼、六眼楼，一楼一样，巧夺天工。库房楼因楼南有库房而得名，楼北有战台，为楼的屏障，在万里长城中也很少见。花楼有汉白玉卷门，上刻花卉浮雕，甚为壮观。望京楼耸立在群峰之巅，北瞭敌阵，南眺京城，居高望远，甚为得体。据说登望京楼，在晨曦中可以远眺北京城廓，在夜幕中可以望见北京灯火。”这段文字生动形象地呈现了金山岭长城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和巧夺天工的人文景观。倘若文章写到此， 也并没什么新奇。重要的是邓一民曾是搞理论研究的，写文章从不拘泥眼睛能看到的。他的眼睛里就像有个x光的摄影仪，总能看到深处，那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发现美丽光鲜的外表后面的历史局限。他写道：“万里长城，浇注着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天下本无险，庸夫自作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长城，终究难以挽救封建王朝的覆灭。元突起，明王朝顷刻瓦解：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万里长城，难以御敌。城非不坚也，兵非不广也，何以至此？登金山岭，一步一高，一步一思，蜿蜿蜒蜒的长城在山峦中回转，抒写着一个个问号。请每个前来的人回答么？”这话提醒了我，长城修得再坚固，也只能是天然的防线，并不能阻止入侵者的野心。因为能确保国泰民安的长城应该是肉眼看不见的，那是建在人的心上的长城。所以之后的康熙皇帝不主张修长城，他在笼络人心上下功夫，修寺庙，派公主和亲，团结少数民族，形成边疆稳定，万方朝贺的局面。当然也有个别叛乱者，如葛尔丹，康熙皇帝也绝不手软，御驾亲征，确保了边疆的安宁，迎来了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喜欢读邓一民的文章，有感他聪慧，睿智，干啥像啥，写啥成啥。他就像一个建筑师，一辈子天天摆弄着那群方方正正的汉字。随意地调动它们，构建不同的文体。无论是理论文章，新闻通讯，党史研究，哪怕是一首小诗，抑或是一篇散文游记，他都排列的得心应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特色，但同时都具有相同的卓越，相同的美。邓一民什么时间退休的，我不知道。只觉得他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写文章，一直在出版书籍。同时还在写诗。像记日记一样，皆是有感而发。他曾每天到避暑山庄的“四面云山”晨练。与一同晨练的人，结成了好友。自称“云派”四面云山是康熙皇帝所题36景之一，承德府志记载：”山庄西北隅最高处，构亭其上，凌霄切汉，群山拱揖，各开生面”，这就是四面云山亭，亭为方形，双排柱，攒尖顶。柱上有“山高先得月，岭峻自来风”的对联。这里视野开阔，长风四达，花香鸟语，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氧离子，人呼一口，都感到心舒气爽，这里确是晨练的好地方。“云派”友人。每天晨起陆续赶来，后来的喊，先到的应。山谷回声阵阵，很是热闹。晨练时也是花样百出，闪转腾挪。有夫妻对练，有老汉吊在树上倒挂金钟。间隙时，大家高谈阔论，时政要闻，城乡奇事，你播我报，笑声起伏。邓一民作诗《四面云山 晨练杂咏》。通过《喊山》、《山友》、《山雨》《山雪》、《山恋》、《山论》、《山寄》等记载了晨练的友人们活动，读之深感幽默，有趣。邓一民身为“云派”山友的一员。深感晨练中所生发的快乐。但是，人生易老。当他发现诸多登山友人年事已高，山路行走，步履维艰时。他真切地希望“云派”后续有人，让“云派”传统世代相传。避暑山庄是皇家的园林，美㬌多多，低处有水，高山多亭。康熙皇帝题名“南山积雪”的亭子在北峰之上。登亭南望，层峦起伏，林木苍郁，农历四月已是立夏时节，登亭远望犹可见远山片片白雪，“皎然寒玉，琼瑶失素”。邓一民也登此亭赏南山积雪。并作一组《南山积雪 赏雪怀古论今》诗，有《亭问》等五首这里李校尉指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唐朝诗人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诗句，卢纶有诗赞李将军“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杨将军指得是抗日名将杨靖宇，他与日伪鏖战东北雪原，康慨就义，逝世后被日军划开胸腹，发现他胃中的食物竟然是一团野菜草根。邓一民观雪思人，可见李、杨二位将军在他心中的位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爱国永远是第一选项。爱国情怀在他的诗中也随处可见，《又逢甲午年》和《九三抗战纪念日》抒发了“世代铭记耻辱史，有敌来犯勇向前”的坚定信念！时光荏苒，岁月流转，不觉之间邓一民已到了74岁的年纪。寿日这天，他来到烟雨楼。烟雨楼是避暑山庄一处重要的景观，是仿照嘉兴烟雨楼所建。此楼四面临水，碧波荡漾，人在其间宛若置身仙境。在烟雨楼中慢步，徜徉于烟容水态之间，万千思绪，涌出脑海，随之化成首首小诗，记录下了此刻的心情。诗的题目为《烟雨楼 七十四岁寿日感怀》：这里的含意应该是，岁月催人老吧。杜甫有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到了这个年纪的人，不觉之中头发白了，不觉之中脸上的皱纹深了。这天他第一次想到了老。想到了亲人，首先是自己的父母：奶头山是他故乡的山，应该是母亲山吧。他怀念母亲。可惜自己才五岁就失去母亲了。日本侵华是他心中永远的痛。这天他还想到了他的爱妻秀云。妻子小他十余岁，非常爱他，他很珍惜这份情感，希望自己心宽体健，与她百年好合，长相守护，他的诗中也流露出这一愿望：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是提前离开了。他本没有什么大病，鹤发童颜，精神饱满，生活规律。每天早起，或登山晨练，或在小区花园打太极拳。这天与往常一样，他到小区打太极拳，心爱的妻子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看着他。怎知他打着打着，身子向后一仰，突然倒地。好残酷呀，他竟然倒在妻子的视线中，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这年他86岁。86岁的他走了，留下他的爱妻走了。留下了许多文友、云友走了。但诸多汉字垒起的层层叠叠的建筑，却以不同形式，不同风格完完整整地存在那儿。据说，近日还有他主编的书籍要出版。他人走了，事业还在继续。邓一民，人民中的一员，但你所作的贡献，的确超乎寻常。党史大厦里有你的积土成山的楼台，新闻战线的亭阁中有你心血凝聚的宏篇，文学的百花园中有你植下的永不凋谢的花朵。
作者简介：杨林勃，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1950年出生，曾就读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供职于承德日报社，承德市文联。2006年退休，退休前任承德市文联创作室主任、承德市作家协会主席。 出版个人作品专集《心灵的辐射》(诗集)， 《采花归来》(散文集)和《心灵的笔记》(散文集》。还编辑出版了故事集《裙衩故事》，《香妃的传说》（二人合编）及散文集《情满山庄》。 王琦：一介书生——怀念邓一民先生
郝洪喜：著书立说 学者风范 ——沉痛悼念邓一民老师
刘 朴：我与邓一民先生的交情
雒志达：一曲《蒿里》寄哀思——追忆邓一民先生
邓一民先生早年文章：《毛泽东与承德》
呜呼！逝者已逝，生者如斯！——各界人士追思悼念邓一民先生
沉痛悼念邓一民先生
寇占文：痛悼亦师亦友邓一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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