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高加索的十字：中世纪的格鲁吉亚王国

横跨了黑海和里海之间地峡的高加索山脉，将整个亚洲、欧洲、中亚和中东的地理“十字路口”一切为二。高耸的山脉不仅带来了生活地域的分割，也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为高加索地区丰富的历史和丰富无比的传统文化提供了诞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摇篮。

在文明的足迹里，高加索地区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时间款。但现今的格高加索地区——或者说南高加索地区主要有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在北高加索则生活着奥塞梯人、切尔卡锡人、阿布哈兹人和车臣人。

地处文明的交汇点是一种独特的优势还是动荡的根源呢？在欧亚大陆交界处的格鲁吉亚，以其曲折的历史说明了——人类文明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世界里是如何在冲突当中进行交流与融合的。

而在高加索的群山河谷和黑海的波浪中诞生，并延续至今的格鲁吉亚民族，又以其顽强的生存斗争展露了千年风雨中如岩缝植株一般强悍的生命力。

高加索的原住民

一条穿过里海和黑海“狭长”走廊的的大高加索山脉，分割了欧洲和亚洲的地理、国家、社会、文化，也使得这里的文明有足够的时间来让自己演化得烂漫和多彩。

和迦南地自古以来人类族群一直进行的不断迁移活动的状况不同，高加索——这片欧亚大陆的交界地当中，特别是格鲁吉亚境内，有着发源于旧石器时代的、真正意义上非常古老的原住民。

拥有“原住民“对一个地区的社会文明发展历程来说，既意味着这个社会文明有着客观的、物质性的延续性，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文明几乎不会”缺席“每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如果在几千年的时间中这个文明没有被彻底毁灭而断代的话。

而格鲁吉亚境内的“原住民”，即从石器时代延续至今的人类族群更加能够体现格鲁吉亚本身在这个交汇地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来源于其民族的独立性。

关于独立性的另一则佐证，则是格鲁吉亚的语言。格鲁吉亚语是专门在高加索地区使用的卡尔特维利语，而卡特维尔语系与任何其他语系都无关。阿塞拜疆语是阿塞拜疆所说的突厥语，而亚美尼亚语更是印欧语系的一个独立分支，它涵盖了斯拉夫语、凯尔特语、印伊语和罗曼斯语。

说回原住民。这些原住民人群和聚落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前普遍聚集在现今格鲁吉亚西部、南部海拔较高的洞穴里，但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后，地理环境的变迁使得这些区域变得更冷了。于是原住民们纷纷开始迁往海拔更低的平原寻找新的家园。

他们开始渐渐地遍布整个高加索地区，使用动物的皮制作帐篷并居住其中、形成地上聚落。在此时的采集经济中，他们主要通过狩猎、捕鱼和捡拾可食用的植物来谋生。

进行经济生活的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也有一部分骨制的器具和动物的角。渐渐地，这些生产工具的种类也在增加，狩猎由团体活动变得更倾向于个人活动。弓箭的使用在岁月当中逐渐占据较大比重，捕鱼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经过现代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这些气候变化后人类迁徙所至的“新家园”，经常出现在格鲁吉亚的德维斯赫夫列里、撒卡日阿等丘陵山地地区和撒米尔茨赫列的森林中。在格鲁吉亚境内，到处都能发现南高加索人的祖先们生活过的痕迹。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已经发展出了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当中的农业技术的进步相当快，畜牧业和陶器的烧制也方兴未艾。我们能够看到格鲁吉亚有着浓郁风格的陶器，其起源已经上探到了公元前的格鲁吉亚文明。

金属器皿和陶制器具的出现使得整个高加索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青铜制作的箭矢、青铜制作的剑、匕首等大量投入使用。此时的格鲁吉亚地区的民族已经把养牛和其他种植农业作为了主要经济来源。但采集和狩猎仍然占据有不算小的比重。

这里则要特别提到格鲁吉亚境内文明的另一个璀璨结晶——也就是发源于6000年前的格鲁吉亚葡萄酿酒技术。往克维莫——卡尔特里地区的东南走去，在Gadachrili Gora历史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痕迹当中的葡萄种子和残渣。仅是这一个发现，就直接将格鲁吉亚人使用陶罐酿葡萄酒的历史追溯到了6000年前。

尽管千年间经历了数次冰期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但格鲁吉亚地区本身就在高加索山脉南侧，海拔差异带来了水汽和不同的小气候，使得格鲁吉亚的土地有着红土、黄土、黑土等丰富多样的土壤，这些水土多样性和特殊的自然条件，让格鲁吉亚成为了葡萄种植的“圣地“，这样的气候和土地上长出来的葡萄，也极其适合葡萄酒的酿造。

与此同时，在青铜时代，格鲁吉亚的文明能够被称为百花齐放也不为过。虽然一些部落仍然是母系氏族状态，但父系氏族已经成为主流。从格鲁吉亚东部的古拉——阿拉克文明，到后来居上的别杰尼文明，再到青铜时代中期的特里阿列文明，在黄金烧制工艺和青铜器制作工艺进步的背景中，均诞生了灿烂的文化。

高加索地区的原始文明逐步解体、以及到格鲁吉亚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国——科尔希达王国建立的期间，高加索地区的各个部落和人类社会同样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和迁徙。

格鲁吉亚各部族经常同自黑海沿岸扩张而来的赫梯人发生冲突，同卡什基人却有所交好。同样在高加索地区纷争不断的还有姆什基人和亚述人——公元前12世纪，姆什基人进攻高加索南部的亚述人，被亚述人打败。

亚述王国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进入较为强盛的时期，此时的亚述王国已经入侵了高加索北部，占领了高加索北部大片区域。在这之前，高加索北部的乌拉尔图王国曾尝试和亚述人结盟，并进攻基阿奥赫人。这些军事行动最终获得了成功，基阿奥赫人的版图被裂解，乌拉尔图和科尔哈各自占据了当中的一部分。

亚述人不可坐视乌拉尔图的壮大，也正是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亚述王国举兵攻伐乌拉尔图。乌拉尔图国国王被逼向北“转进“，一边躲避亚述人带来的战火，一边寄希望于从高加索中心地带博得一线生机。

但位于此地的科尔哈人没有给乌拉尔图人机会。科尔哈人各部团结一心，竟使乌拉尔图人迟迟无法征服科尔哈的土地。但即便如此，科尔哈后来也被西徐亚人占领。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对格鲁吉亚各部产生了深远、长久的影响的基麦里人和斯基泰人开始进入高加索地区，并进行扩张——基里麦人在对亚述和乌拉尔图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三国缔结了和约，亚述人和乌拉尔图人对基里麦人俯首称臣；斯基泰人则选择攻占科尔哈，然后以高加索地区为跳板，继续向中东、中亚进攻。

也正是因为基麦里人和斯基泰人进行的战争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在格鲁吉亚境内都能找到很多基麦里人和斯基泰人留下的遗迹——比如古墓，比如武器的残骸，比如描述他们四处征战的雕塑作品。

到了公元前6世纪，高加索各部族之间混战的场面随着以萨斯别尔人部族联盟的壮大和科尔希达国家的建立而音声渐稀。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以国族为视角，脱离原始社会的文明史逐渐登上了舞台。

征服与被征服

高加索作为欧亚交界地，其“枢纽“说法的来源之一是《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将世界划分为了枢纽地区、内新月地带、外新月地带。历史上的蒙古人正是越了过喀尔巴阡山，向东欧地区发动了战争。

作为一处亚洲和欧洲强国扩张过程中的必经之地和战略要点，枢纽地带——这个在以人类在大陆上的活动作为核心构建历史观的学说观点看来，其也认为，只要控制了枢纽地带，就能够获得军事战略和社会活动的优势，也就能够获得“统治世界“的权力。

格鲁吉亚在南高加索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极其重要的地缘价值，使得这一地区常年成为了大国争霸的“角斗场“。包括萨珊波斯、罗马、奥斯曼土耳其和中世纪后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均从外部深深影响了格鲁吉亚历史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建立。

公元前6世纪，格鲁吉亚地区的西部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即科尔希达王国。至公元前4世纪，科尔希达王国进入一段强盛期。

在这一时期前后，高加索的铁器铸造工艺正在走向成熟，农耕经济蓬勃发展。因紧靠黑海沿岸，一部分希腊人活动的痕迹延展到了高加索地区，他们曾向西格鲁吉亚沿海地区进行侵略，并尝试进行殖民活动。

在西格鲁吉亚，希腊人占领了一些城市，比如皮基温特、基奥斯古里亚、基埃诺斯，以及一些较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城市。

希腊人没能深入地将脚步踏入高加索地区，他们仅限于在黑海北岸建立了波斯弗尔斯王国——同样的，他们也就没有对科尔希达的统治造成早年高加索部族混战一样的影响。

从希腊人的行径来说，他们更加渴求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的资源。希腊人在侵略和沿岸殖民活动中抢夺原住民们的粮食、木材、可供一用的金属工具和器皿，以及当地奴隶。在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后，他们也向该地区卖出陶瓷、装饰品和爱琴海风味的葡萄酒。

高加索地区，或者说格鲁吉亚民族对欧洲文化的融合，就从希腊人开始了。希腊人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即对科尔希达的侵略和经济联系对科尔希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印象。

希腊文明经此传入科尔希达，科尔希达也在这一过程中与黑海纵深沿岸、小亚细亚、古叙利亚和埃及的城市建立了联系。

公元前3世纪左右，科尔希达的货币产生了较大的进步，他们铸造并普及了银币。货币进步带来的经贸繁荣进一步刺激了科尔希达王国的发展，其文明一度达到了相对当时欧洲地中海文明来说都较高的水准。

至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人做到了希腊人没有做到的事，他们长驱直入占领了科尔希达全境，西格鲁吉亚大片地区就这样成为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而在格鲁吉亚东部，公元前4世纪时，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亚历山大入侵并占领了东格鲁吉亚卡尔特利和西格鲁吉亚科尔希达部分地区。

马其顿对格鲁吉亚地区的控制权并不能说强到了可以随行行政命令且不用维稳的程度。故公元前4世纪中叶，卡尔特利的贵族法尔纳瓦斯起兵推翻了马其顿王国在当地的统治，建立了属于东格鲁吉亚人的新政权。

法尔纳瓦斯统治了东格鲁吉亚后，把原卡尔特利重新划分为了8个行政区，亲自为每个行政区任命行政长官。但和现代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政府“行政权”不同的是，当时的这些行政长官可以被允许或者需要自行招募军队，来维持当地的治安，或者作为国家征召兵的一部分准备打仗。这使得“行政区划”更具分封制的意味。

法尔纳瓦斯去世后，他的儿子萨乌尔马克继位，卡尔特利的各个行政区长官均借此机会掀起了叛乱。席卷全国的叛乱几乎耗尽了法尔纳瓦斯王朝的国力，虽然最后叛乱仍然被平息了，但内战带来的伤害却不是短短数年可以被弥补的。卡尔特利的王国统治的基础已经被严重削弱。

与此同时，王国的外部安全态势也不容乐观。在格鲁吉亚南部，是从乌拉尔图王国的残基上诞生而来的亚美尼亚王国，他们对卡尔特利的土地虎视眈眈。只要卡尔特利有一丝倾倒之状，入侵很快就会开始。

但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入侵并不绝对来自于亚美尼亚，而是罗马人。这又回到了西格鲁吉亚的科尔希达被入侵和占领的时间段当中。事实上，罗马人在针对卡尔特利的进攻行动中遇到了较大的阻力——不仅仅是在当时条件下后勤线过长带来的问题，卡尔特利人本身的抵抗意志就十分强大。

所以公元前66年罗马军队进攻卡尔特利的王国时，东格鲁吉亚人和罗马人达成了和约，卡尔特利的王国成为罗马的属国而非全部让与罗马统治。

罗马从共和时代走向帝国时代的“实际上的皇帝”奥古斯都临政后，他操纵着罗马共和国转变了对东格鲁吉亚这些边缘地区当中的边缘王朝的策略——罗马人停止了对高加索地区的进一步攻伐，转而顺应卡尔特利的想法，同卡尔特利结盟了。卡尔特利利用同罗马的军事同盟反攻了亚美尼亚王国，夺回来部分先前被亚美尼亚人侵占的领土。

公元2世纪初，伴随着卡尔特利向西格鲁吉亚地区和黑海扩张，卡尔特利的王国的国力迎来了一段巅峰时期。尽管罗马也迎来了“五贤帝”，但客观上罗马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力还是在下降的。

直到公元3世纪20年代，卡尔特利开始走向衰落，波斯的萨珊王朝与罗马不断争夺其在高加索地区的统治权——而历史上产生激变的罗马在三世纪危机中走向衰竭，最终由萨珊波斯取得了东西格鲁吉亚的控制。卡尔特利和亚美尼亚都成为了萨珊波斯的属国。

但世事无常，波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存在并没有一直发挥强盛的影响力。在3世纪末期，萨珊波斯连续经历了数次军事失败。直到298年，萨珊波斯不得不在高加索问题上“松口”了，他们和罗马人达成和解，同意把卡尔特利和亚美尼亚重新划给罗马当属国。

后来，罗马的变迁也没有对高加索的历史进程形成过什么别的影响，高加索地区的枢纽地位带来的崛起帝国和旧帝国之间的角力一直在进行。而公元5世纪下半叶时，卡尔特利的首都变更为了第比利斯——也就是现代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

早期国家的建立大大促进了格鲁吉亚人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出现，东西格鲁吉亚国家的建成和罗马这一外部因素通过战争的推动作用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了格鲁吉亚民族国家成型过程当中相当重要的阶段。

乔治亚

我们在前篇的大批铺垫，都描述了高加索——古格鲁吉亚地区部族和国家变迁的过程。那么，格鲁吉亚民族是如何在高加索地区繁如天上星星的部族当中形成的？我们可以通过前篇见到，是高加索的原住民们生长在长期的、相近的文化和生活当中这一前提下，经历了频繁的分裂与统一形成的。

但“分裂与统一”这个描述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如果要分析格鲁吉亚民族聚沙成塔的现象，则要找出促使现象产生的动因。而这些远在古代，我们已经无法直接触碰到的历史要素，又是如何成为现代格鲁吉亚的基石的呢？这需要先从格鲁吉亚这个名字说起。

格鲁吉亚在欧美世界当中的英文名称是Georgia，音译就是乔治亚，是一个极具宗教意味的名字，和大部分格鲁吉亚人信奉东正教的现状息息相关。

但格鲁吉亚人更喜欢称呼自己为Sakartvelo，这个名字则同宗教没有什么联系了，是自卡尔特利时代就一直流传下来的格鲁吉亚人的称呼，直到十三世纪被广泛用于称呼整个格鲁吉亚王国。

格鲁吉亚民族的形成恰恰和生活历史、宗教以及中世纪人类社会的变迁有着深度联系。前文说过，格鲁吉亚地处高加索枢纽地带，整个地理区域内宗教信仰和部族构成非常复杂，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异常曲折。想要实现跨血缘跨地域的民族认同，必须有群体文化、宗教和地理归属共同作用才行。

群体文化自原住民篇章就已经有所体现。而宗教则是一个非常显性的要素，也可以作为一个首要切入点。公元1世纪时期，基督教就已经传入高加索地区。传说基督十二使徒中的安德烈、西门和马提亚来到格鲁吉亚地区传播教义。

公元4世纪初，圣徒尼诺将基督教传播到了东格鲁吉亚的伊比利亚王国，其国王将基督教宣为国教。至11世纪基督教会东西大分裂时，东部宗教区域的影响力几乎辐射了整个欧亚北部森林带，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也一度兴盛起来。

讲到这里，或许会有知悉格鲁吉亚宗教信仰，或知晓一些亚伯拉罕一神教的形式的读者朋友们问：“格鲁吉亚人不是信奉东正教吗？为什么这里说的是基督教呢？”

这里则要简略介绍一下基督教宗教流派的发展和演化脉络。“东正教”的本意是“基督教的正统派”，东正教会“遵循初代教会呈现的基督教义”。“东正教”的中文翻译里的“东”，正好是这一宗教词汇的译者为遵从“基督正统派”教会的地域特性而加入其中的。

依照《圣经》的叙述，耶稣基督受难并复活后，基督使徒在不同地区建立了多个宗主教区来传播宗教，形成了以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罗马以及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几个大型教区。

但伴随罗马帝国分裂而来的中心帝国政教关系、语言文化、教义分歧等方面的变化，导致东西区域的教会内部矛盾变得尖锐化了。此后，基督教牧首米恰尔一世的教籍被开除这一事件的发生则带来了基督教东西教会的彻底分裂。而格鲁吉亚就恰好是这些大型教区当中靠东侧的教区。

实际上，从基督教会辐射格鲁吉亚之初，格鲁吉亚境内的宗教事务就归属安条克宗主教区管辖。公元5世纪时，安条克宗主教就赋予了格鲁吉亚教会自治权。早期进入格鲁吉亚的基督教一度以包容著称，这一点直到6世纪后的格鲁吉亚各个修道院的兴起，才在“修道院主义”的映照下逐渐变成了欧洲大陆传统基督教的模样。

时至今日，由圣徒尼诺携带至格鲁吉亚区域内的“十字”，作为基督教最负盛名的标志，仍然放置于格鲁吉亚的一处古老圣十字修道院内。这能够充分解释现代格鲁吉亚国旗上红色十字的来源，也能解释格鲁吉亚民族聚合中的重要要素——即格鲁吉亚人能够产生的基督教的教义认同。

早期格鲁吉亚区域内各个国家能够聚合，中世纪初基督教在高加索山脉南麓的传播和影响对其施加的影响力是相当关键的一部分。这个关键性既来源于格鲁吉亚地区人群共同认可的基督教会的号召力，也来源于教会在社会结构中起到的规范性的作用。格鲁吉亚人正是通过这些内容逐步构建起了共同的精神文化根基。

但是，一个民族形成的过程，也不能够仅从宗教等提供规范性和精神文化认同的角度覆盖其他一切有关的解释，否则如何看待欧洲大陆的基督教国家至今并未能够统一的现象呢？

在寻找认同感这个议程上，人类社会通常习惯于首先从更显而易见的生理表现的特征去区别本族群和其他族群，进而通过共同的社会生活经验来区别本民族和其他民族。

特别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的封建社会变迁过程中，在生活经验的区别上，外族入侵带来的社会规范的变化使得格鲁吉亚的当地人更加倾向于强调“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生活的人”和“非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人生活的人”的概念。

具体原因无他，因为进入中世纪以后在欧亚大陆枢纽进行博弈的各个大国们，在入主格鲁吉亚以后，无一例外都采取了高压的民族政策。这个高压民族政策，不论是出于宗教冲突，即穆斯林——基督徒冲突，还是出于压榨被征服地区资源潜力而施行高压统治的需要，最终结果对于在格鲁吉亚地区生活的人来说竟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正是有了反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对于外族专制政权的不认同的历史，才使得“在公元6世纪后，格鲁吉亚部族（民族）于反抗波斯萨珊王朝和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点能够立足。

自公元7世纪始，迅速崛起的阿拉伯人便希望能够控制欧亚大陆的枢纽带，故同样入侵了高加索地区。在7世纪，阿拉伯人的战争能力根本不容小觑，即使格鲁吉亚人抵抗再强，他们也还是占领了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土地。

但当时的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人，同样不愿意彻底放弃昔日罗马在黑海边境的影响力——进入9世纪后，经历了“圣像破坏运动”的拜占庭，其国力有所恢复，他们也同北进的阿拉伯人起了冲突。

拜占庭和阿拉伯的战争客观上削弱了阿拉伯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格鲁吉亚人就此趁阿拉伯人在高加索地区军事力量虚弱的时间段，起兵攻伐了阿拉伯人的统治机构——然后便建立了独立的格鲁吉亚政权。

但格鲁吉亚国独立的过程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9世纪中期，亚美尼亚同样爆发了反对阿拉伯统治的武装行动，但很快被阿拉伯人残酷镇压。本就觊觎高加索的阿拉伯人以此为借口，在镇压了亚美尼亚的暴力反抗后强行进入格鲁吉亚境内，重新占领了第比利斯城。

阿拉伯人的脚步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北上进攻。战火一度烧到了北高加索。但对于中世纪时代的军队而言，大高加索山脉的地理环境本身就能够对阿拉伯军队造成相当大的阻碍，所以当我们听到“阿拉伯军队在高加索北部遭到激烈抵抗”的历史时，足以想象到当地人能够在抵抗运动中获得地优势到底是什么。

至9世纪末到10世纪时，阿拉伯帝国也走向了衰落。高加索地区此起彼伏的抵抗活动终于算是坚持到底，然后迎来了格鲁吉亚地区再次独立的曙光。公元914年，格鲁吉亚地区彻底从阿拉伯帝国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格鲁吉亚再次确立了独立地位。

格鲁吉亚独立的过程也正是格鲁吉亚民族基于外部压力和内部认同而形成的过程。格鲁吉亚传统国家的建设形成一方面依靠于专制制度和宗教文化，从而构建为一套政治和社会实体。阿拉伯人离开到格鲁吉亚国建立前，格鲁吉亚人首先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了。

另一面， “从最初的地域依赖发展到血缘传承，由多神教要素形成族群认同,到之后引进宗教视为国教，以宗教思想为辅助，实现跨血缘跨地域的文化身份，同时借由抵抗外族接受专制集权的统治，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的政治认同”，格鲁吉亚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认同基础的建构。

英雄史诗

格鲁吉亚在阿拉伯人离开高加索后，其上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贵族们迅速以各自的领地为依托，形成了一个个独立且相互敌对的封建公国，使整个格鲁吉亚地区进入了军阀们分裂割据的局面。

这些形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公国主要包括卡赫齐公国、爱列京公国、陶一克拉尔哲季公国，以及继承自阿拉伯占领时代的阿布哈兹王国。

整个封建公国形成的国群，自卡尔特利演化而来，跨地域范围北至大高加索山脉南麓，南临杰别达峡谷，西面则是恰拉西河以及穆特克拉里河。尽管南侧和东侧边界一直在变化，但面积始终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遑多让。

公元9世纪至10世纪，格鲁吉亚刚刚获得独立时，以往大国的影响力在高加索地区都显得弱一些了，这和格鲁吉亚地区的稍广一些的范围一道为格鲁吉亚后来的统一提供了历史机遇和舞台。

公元9世纪时期，西格鲁吉亚混乱的局面被阿布哈兹国王列昂二世终结，他统一了西格鲁吉亚，以库塔伊西为中心建立了艾格利斯——阿布哈兹王国。但好景不长，在公元10世纪末期时，马其顿进攻了这片地区，阿布哈兹的领土被马其顿吞并了。

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格鲁吉亚的军阀贵族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混战。公元1008年至1010年期间，经历了两年的战争，陶一克拉尔哲季公国国王巴格拉特三世对卡赫季亚公国和爱列京公国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胜利。

巴格拉特三世就此统一了阿布哈兹以外的整个格鲁吉亚，建立了巴格拉提（Bagrationi，另一译称为巴格拉季昂）王朝。格鲁吉亚国实体就此建成。

在11世纪后半叶，新的征服者踩着旧日帝国的征伐脚步席卷而来。1064年，土耳其塞尔柱突厥人攻入格鲁吉亚境内，占领了阿哈尔卡拉季；1068年的第二次大举进攻，塞尔柱突厥人攻占了格鲁吉亚南部地区；但1073年塞尔柱突厥人第三次进攻格鲁吉亚时，被愤怒的格鲁吉亚人民击退了。

长此以往，土耳其依然存在的军事压力使得格鲁吉亚王国无法忽视自身军事建设和战略纵深的短板，何况分封贵族们又在毫无底线地掠夺土地、奴役农民，使得国家初露系统性风险。在1083年时，格鲁吉亚国不得不向土耳其人求和，使得其成为了向土耳其缴纳贡赋的属国，对土耳其人俯首称臣。

1089年，格鲁吉亚的部分贵族已经无法承担时任国王乔治二世的无能给整个格鲁吉亚——以及这些贵族们的命运带来的后果。不论是“逼迫说”还是“在压力下主动逊位”的说法，乔治二世都选择了将国家权力让渡给自己的儿子大卫四世，由大卫四世继续领导格鲁吉亚国。

封建时代的国家复兴并没有辉格史观描述的一般美好。但在11世纪末期，已经坐上格鲁吉亚国王王位的大卫四世，进行了四处征战，历经1089年~1125年的三十余年战火，格鲁吉亚王国最终收复了被土耳其占领的外高加索希尔凡公国和亚美尼亚北部大片土地，也为塔玛拉女王时代留下了丰厚根基。

大卫四世十六岁上台，首年便下令改变对于塞尔柱突厥人的消极防御态势。从一个一个拔除塞尔柱突厥人占领的据点开始，大卫四世是逐步修缮在战争中被损毁的格鲁吉亚旧城，从和塞尔柱突厥人互相碾磨战线的空隙中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储量的。

1096年，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了大卫四世面前，那便是十字军开始了第一次东征——拜占庭和塞尔柱突厥人均受此震荡，所以大卫四世便趁此机会宣布不再向塞尔柱突厥人纳贡——也不再接受拜占庭的册封了，完全宣称格鲁吉亚政权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这是在以十字军东征的时间换取战略优势。大卫四世的第二个被详细记录的作为，是针对整个格鲁吉亚国的改革。改革从对大军阀下刀开始，一直波及到格鲁吉亚的东正教会——在一系列强硬而血腥的政治手腕后，格鲁吉亚国家权力不断向中央的王室集中。

格鲁吉亚的东正教会在大卫四世改革之前，一直类似于中国唐代的僧人寺院，一方面籍贯和针对其进行的社会管理都很特殊，一方面又难以施加限制，或令他们缴税——后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中国历朝历代希望整治僧人寺庙的王朝所持有的根本动因之一，格鲁吉亚国也不例外。

大卫四世对整治东正教会的第一个政策始于1103年，他命令将格鲁吉亚境内的教会纳入行政体系，教会成为国家机关，宗教领袖变成了政府官员。法理上这些新鲜出炉的“政府官员”需要服从格鲁吉亚国王的命令，如果拒绝遵从指示，下场就只有被驱逐出格鲁吉亚。

而大卫四世改革的第二个部分就牵涉到欧洲，或者说受到欧洲传统政治影响的封建国家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中国在中央集权的问题上，自秦代以后就一贯地采取将整个国家体系纳入官僚管理的范畴中来这个做法，但格鲁吉亚国在分封制度尚不能根除的社会条件下是无法这么做的。

所以大卫四世从司法权这件事入手了——他在全国增设警察机构，不仅管理治安，还管理一切有违国王意志的案件，然后统一送到隶属于格鲁吉亚国家的法院当中进行审判。法律的强制力，使得王室的权力进一步增加，王室的意志也能进一步在整个国家得到贯彻。

改革过后，历年征战获得的土地，大卫四世也不会将之交于贵族之手，选择册封了事了，而是将其整改为相对固定的行政区划，派遣官僚进行管理。这进一步削弱了分封制度的社会基础。

自改革进行后，大卫四世收获的改革成果不仅使格鲁吉亚国家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减弱，还为大卫四世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121年，大卫四世在迪德格里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二年，格鲁吉亚军队攻入昔日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收复了被穆斯林占领数百年的旧日首都——大卫四世随即将都城从库塔伊西迁到了第比利斯。1125年，大卫四世去世，其子德米特里一世继承王位。

大卫四世在位36年，创造了12世纪“奇迹般的胜利”，带走的是一个在战火中被蹂躏至支离破碎的乔治亚，留下的是一个已然恢复秩序、影响力扩大至旧波斯地区和黑海南部沿岸的格鲁吉亚国。

这是格鲁吉亚历史当中相当浓厚的一笔。导致这种叙述出现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近现代以前的格鲁吉亚历史记述者和历史学者都将大量的笔墨留给了格鲁吉亚历史上出现的“英雄”。而另一个得到这种待遇的人，是大卫四世的孙女，于1184年至1213年在位的格鲁吉亚塔玛拉女王。

塔玛拉女王是格鲁吉亚的第一位女性君主，在格鲁吉亚人眼中，她是无可争议的中世纪格鲁吉亚的伟大君王之一。塔玛拉女王执政时期，格鲁吉亚国积极对外活动。她发兵大败阿塞拜疆，侵攻亚美尼亚并掠夺了若干土地，进军旧波斯地，主持了最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行动。

同时，她还积极利用高加索地区及中东地区其他大国衰落的机会，特别是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影响力瓦解的重大历史事件，推动格鲁吉亚取得了黑海东南沿岸部分城市的实际控制权，在黑海沿岸再次形成了庞大的影响力。

塔玛拉的继位过程颇具传奇色彩。她的父亲乔治三世并没有男性继承人，在经历一系列宫廷政变后，乔治三世力排众议，在1178年将塔玛拉加冕为格鲁吉亚国共治君王。

这一事件甚至涉及到了世俗权力王室和神权教会的斗争。加冕当时，乔治三世当着所有大权在握的贵族神职人员和官僚的面，将王冠戴到了塔玛拉的头上——这既和君权神授的教会相悖，也和此前经过大卫四世推行选举制时代后的贵族利益相悖。

相对于格鲁吉亚民间的宗教信仰，格鲁吉亚王室对于“什么是国教”的选择会更现实一些。在萨珊波斯和罗马帝国的战争进行时，国王皈依什么宗教，实际上给出的信号就是当时的格鲁吉亚地区和格鲁吉亚人到底在支持哪个帝国——这个选择在政治和国家战略方面具有关键意义。

但是拉兹战争后，波斯王朝占据了格鲁吉亚的大片地区。王室再选择基督教必然会出现政治上的重大风险——所以基督教一度失去了格鲁吉亚地区国家建制的支撑。但民间是有基督教信仰基础的，当格鲁吉亚人选择反抗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督教又成为了一个极强的号召机器。

正是基于对这种世俗权力和神权关系复杂性的现实理解，格鲁吉亚的王室才力求将格鲁吉亚教区从整个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教区剥离，并要求大教区承认格鲁吉亚教区的独立地位。但这种独立地位一定是格鲁吉亚教区的神职人员所想的吗？

这并不符合教会的利益——失去了大教区的庇护，又受到格鲁吉亚王室中央集权的节制，教会无法通过“神权”这一议程来实现和扩大自身的权力。他们会更加依附于格鲁吉亚国的国家机器，并随时准备侵入、窃取国家权力。

所以塔玛拉女王在位期间的一个重大议程，便是同教会的神职官僚斗争。1184年，乔治三世去世的时候，神职官僚和贵族首先向塔玛拉女王发难了：他们要求塔玛拉女王应由这些贵族重新加冕，其次女王应当解除前农奴和外国人的权力——其中包括了一部分军事将领的权力。

这些具有象征意义和不涉及核心权力的议程，塔玛拉女王选择了让步。但贵族们提出，他们也要任命政府大臣和制定法律，获取这种能够使政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权柄时，塔玛拉女王的愤怒伴随国家权力向他们滚滚涌来了。

她首先逮捕了这些提出议程的贵族的首领库特鲁，当贵族们在博弈中都沉不住时，他们选择了退让。与此同时，女王还面临着格鲁吉亚首席大牧首带来的阻力——自大卫四世以来，格鲁吉亚首席大牧首也是国家宰相，他们在国家权力的金字塔中占据了相当高层的位置，有着相当重大的权力。

塔玛拉女王在1185年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试图罢免大牧首，但会议上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塔玛拉女王的决定，只是迫于塔玛拉女王的压力，选择将少数几个反对派的主教作为牺牲品，通过让他们下台来让塔玛拉女王不再采取进一步更强硬的措施。

这些政斗在塔玛拉婚姻问题上白热化了。贵族们推举了基辅罗斯公国流亡王公尤里·安德烈伊维奇作为塔玛拉丈夫的人选——这是和北高加索加强联系的意味深长的决定。事实上塔玛拉在当时也没得选，大牧首和塔玛拉的权势至亲都支持这个决定。

事实上尤里确实有着作为流亡王公的价值，他的军事才能相当好，足以为格鲁吉亚的扩张添砖加瓦——而塔玛拉是不会打仗的。但尤里和塔玛拉的婚姻关系极其糟糕，尤里的堕落令塔玛拉实在难以忍受，最终她提出了解除同尤里之间的婚姻。

1188年，尤里人走楼空，大牧首也去世了。旧贵族和官僚派系迅速被塔玛拉女王清洗，她让“自己人”填充了空位。这包括内阁大臣和军队的高级将领。此后，塔玛拉女王自行选择了第二任丈夫，即奥赛梯王子大卫·索斯兰。

大卫在格鲁吉亚宫廷长大，和塔玛拉女王成婚后两人感情颇为融洽。两人生育有两个孩子，均在后来成为了格鲁吉亚的君王——即乔治四世和鲁苏丹女王。

1187年，萨拉丁在针对十字军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从十字军手中拿回了耶路撒冷。穆斯林的再度崛起使得塔玛拉女王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她向萨拉丁派遣了两个外交使团，要求确保格鲁吉亚十字架修道院的安全，并且不向萨拉丁缴税，以换取格鲁吉亚和萨拉丁之间的和平。

但战争还是到来了。塔玛拉的前夫在突厥人的支持下被加冕为王，掀起了叛乱。本着夫妻一场的情谊，塔玛拉女王在一开始选择了谈判，但尤里不论是出于什么理由都不可能同塔玛拉和解。故塔玛拉女王发兵击败了尤里。只是她没有选择斩首前夫，而是把尤里流放到了君士坦丁堡。

尤里能活下来，他的支持者依然怀恨在心。当叛臣古赞再次准备掀起叛乱时，还没等他起兵，大卫·索斯兰不待塔玛拉的赦免令到达，就刺瞎了古赞的眼睛，对他施以了最严酷的警告。

此后，格鲁吉亚国似乎迎来了一段平和的时光——连年的战火停住了步伐，塔玛拉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孩子。大卫·索斯兰大喜过望，遂决定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座穆斯林城市发动进攻，以示庆祝。

此举同样惹怒了南方的穆斯林王朝，他们号召穆斯林世界发动了对格鲁吉亚的圣战。首先相应的是阿塞拜疆的哈里发阿布·巴克尔，他们越过了边境线，开始对格鲁吉亚进行军事行动。但此时的格鲁吉亚已然如日中天，国力强盛，数次军事博弈中阿布·巴克尔均未能取得什么成果。

格鲁吉亚反倒是借由这次战争反向占领了阿塞拜疆的一些城市，甚至包括一座非常重要的贸易城市。在此后的反攻中，阿布·巴克尔也没能取得决定性成果。一些历史观点认为，在接连遭到军事失利后，阿塞拜疆的哈里发似乎一蹶不振了，并且在不久后便酗酒而死。

听闻阿塞拜疆对格鲁吉亚战争的失利，塞尔柱帝国苏丹大怒，他甚至向塔玛拉女王寄去了一封极具侮辱性质的信件，并同格鲁吉亚开战。但随着1202年，大卫·索斯兰取得了巴西尼亚战役的胜利，这场由苏丹开启的战争中，苏丹反而落入了劣势境地。几年后，随着穆斯林军队反攻失败，这场战争便就此不了了之。

1206年，格鲁吉亚军队占领了埃尔祖鲁和卡尔斯。1207年，格鲁吉亚的战神大卫·索斯兰去世了。但格鲁吉亚南下和东征的步伐仍然没有停止。在塔玛尔时代，塔玛尔治下的格鲁吉亚国达到了其领土范围和政治影响力的最高程度。在后世，塔玛尔和大卫四世一道被东正教封为圣徒。

后来，塔玛拉想要将王位传给儿子乔治四世。但就在乔治四世继位后，格鲁吉亚属国趁君王继位时，发起了内乱。格鲁吉亚的外敌似乎嗅到了一丝机会，想要向格鲁吉亚复仇或夺取一口格鲁吉亚的果实。就在欧亚大陆的东方，来自草原的蒙古人正磨刀霍霍，准备远征。

第五节 日落

进入公元13世纪，随着塔玛拉女王到乔治四世的君权更替，格鲁吉亚国内王权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格鲁吉亚的政治和经济繁荣在看似无穷无尽的内耗中快速衰退，一度受到严重威胁。

1207年，蒙古军队入侵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军队野战难敌蒙古军队，进而大败。乔治四世在同蒙古军队作战的过程中御驾亲征但不慎受伤，于1223年去世，由妹妹鲁苏丹继承王位。

蒙古军队的进攻沉重打击了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国力。昔日强盛的格鲁吉亚已然成为了历史的上一页。蒙古人并没有对治理高加索展现出什么兴趣，格鲁吉亚再次失去了独立地位，成为了金帐汗国的属国。

就像百年以前一样，格鲁吉亚人再次受到了外族的残酷统治，忍耐和频繁的起义成为了接下来格鲁吉亚历史的主题。此时，就连格鲁吉亚国统一的基础都一触即溃了。

公元15世纪，格鲁吉亚分裂为卡尔特利王国、卡赫齐王国和萨姆茨赫——萨姆巴戈公国。这一分裂，促使了半独立领主制度在格鲁吉亚内成型。但仅从形式上说，中央集权客观上无法实现后，格鲁吉亚再度迎来了分封时代。

而在大高加索山脉的另一侧，俄罗斯很早就同格鲁吉亚建立了联系。在中世纪即将结束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多次对格鲁吉亚抵抗蒙古人的活动施以援手。但在一个世纪后，随着俄罗斯人的善意到来的，便是俄罗斯南侵高加索的军事和殖民据点，以及大批的俄罗斯军队。

尾声

在高加索这片历经战争蹂躏的土地上，文明交替和王朝更迭在更久远的历史篇章当中也显得异常密集。这片土地民族、宗教、文化矛盾的“交会地”，其社会各要素的复杂程度使得生长于这片土地的所有人民在民族认同、国家建构方面都走过极其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位于枢纽地带的格鲁吉亚，和高加索诞生的其他孩子一样，他的土地诞生过灿烂的史前社会文明，在战争和宗教引领下完成民族聚合、国家一统，又最终没能挽留住中世纪时期的辉煌，随着大国争霸的惊涛骇浪，隐没在了“世界岛”的一角当中。

我们无法再用辉格史观去评价格鲁吉亚从聚合到扩张，到成为区域性强国，再到被重新侵占、缩入地缘政治的阴影的过程中存在如何的波折和正义性。但世界上又有着多少民族经历过如此过程，又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

在格鲁吉亚上空飘扬的红色十字旗帜，既是两海地峡和大高加索山脉对格鲁吉亚民族的凝视，也是大卫四世、塔玛尔女王对格鲁吉亚后人的凝视。如今，格鲁吉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已经不再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只愿和平永存，格鲁吉亚的人民可以在前人的荫蔽中，一直幸福安宁地生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