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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形拓是中国古代传拓技艺中独树一帜的一种传拓方法。这一技艺的出现，源于清乾嘉时期兴起的金石考据之热，在以陈介祺为标志性人物的大力践行和倡导下，成为一种融研究、鉴赏与艺术于一体的文人雅好。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不同于传统的各式平面拓法，全形拓法能将三维立体的器物转化为二维平面的图像，从视觉效果上，又不失去其立体观感和图像美感。全形拓的对象主要是青铜器，亦包括陶器、古砖等。全形拓法的出现，将一件青铜器的绝大部分信息准确地保留并提供给研究、鉴赏者，这给只依据铭文拓片和器形摹本的传统青铜器著录方式提供了很好的补充。同时，对于收藏家和金石学家而言，全形拓片亦成为他们欣赏、交流和研究青铜器的一种途径。 令后世学人盛赞的金石学家和鉴藏家陈介祺所藏金石彝器无论品种还是数量皆冠绝一时，吴大澂誉其“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清史稿》载其“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陈介祺不但富收藏，同时还注重传承。以拓传古，就是其毕生追求之一。他的全形拓，以分纸拓取代整纸拓，开创新局面，后世多有赞誉。 陈介祺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鉴赏家。陈氏自幼随父在京读书，嗜古好学，受阮元影响，酷爱收藏，集数十年之功，终成大家。他的藏品时代久远、种类齐全、数量巨大。所藏器物上溯夏、商、周，下至元、明、清，数量达一万五千件之多。其收藏最著名的是《毛公鼎》，与收藏《大盂鼎》的江苏潘祖荫齐名，时称“南潘北陈”。最为可贵的是：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
与一般收藏家不同，陈介祺对藏品的研究也非常广泛和深入，厚积薄发，有《簠斋金石文字释》《传古别录》《封泥考略》《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等三十余种已刊和未刊著述，皆材料丰富，见解独到。时人以与他交往为傲，每得簠斋一信札，则宝为收藏，他也成为金石学界的领军人物，其藏品也是后世藏家和学者追捧的对象，其收藏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陈介祺去世之后，他的旧藏器物星散海内外，簠斋藏古器物目录传世者有《簠斋吉金录》《簠斋藏器目》《簠斋藏古目》等，前两种是江标灵鹣阁丛书本，只收铜器，《簠斋藏古目》（商务印书馆1925年影印本），有陈文会校补，收铜器、瓦当、封泥、玺印、泉范等，古砖目录有同治十一年（1873）簠斋婿吴重熹抄本《潍县陈氏宝簠斋藏器目》及笔者所作《国家图书馆藏陈簠斋砖拓目录》。幸好簠斋精传拓，留下很多传统精品，今人想了解其称冠海内的藏品，尚可通过传拓这种中国传统的文献承载方式得以实现。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数量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73件（包括188册，44轴，41张），大概统计约有6000纸之多，涵盖了陈氏藏古的大部分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古砖700余纸，瓦当900余纸，铜镜600余纸，青铜器1500余纸，泉范1600余纸，古匋文800余纸，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国图馆藏青铜器拓本。
青铜器是商周时期由铜、锡或铜、锡、铅合金等铸造的器物，是记录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物，还为研究商周历史、艺术、文化、风俗、信仰等方面提供了文献线索和实物材料，自古以来就备受藏家重视。陈氏所藏三代青铜器珍贵者尤多，如《毛公鼎》《噩侯御方鼎》《兮甲盘》《颂簋》盖铭文较长，提供了西周时期重要的文献资料；《鄀公簠》填补了西周诸侯世系的空白。陈介祺旧藏三代青铜器今大多藏于日本住友家族的京都泉屋博古馆。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簠斋所藏铜器的拓片，数量有几十种之多。陈氏所藏秦代铜器，均为秦权、秦量，汉代铜器则主要为镫、弩机、洗、虎符几类铜质器物，另有一件博茕，乃少见的汉代博具，铜造像则多为北魏、北齐、隋三代之物。
金文拓本汇编有两种： 《陈氏集金文拓本》，十一册，四眼线装，粘贴本，册高30厘米，宽22.8厘米。收陈介祺、吴大澂、潘祖荫等人收藏青铜器的金文拓本凡221品，有“艺斋手拓”“子英手拓”“清卿手拓金石”“簠斋藏三代器”“海滨病史”“归安吴氏藏器”“清卿”“伯寅吉金文字”“郑盦吉金文字”“东武李氏收藏”“齐吉金室”“燕庭收藏钟鼎文字”等印。陈介祺辑，1961年登记入藏。 《金文拓本》，两函，二十册，六眼线装，有包角，挖衬粘贴本。册高34厘米，宽22.8厘米。陈介祺集黄易、吴云、刘燕庭、吴式芬、听枫山馆等所藏铜器铭文拓本凡628品，1961年登记入藏。 我们都知道簠斋有“十钟山房”的斋号，所藏青铜器中古钟拓本有三种： 《簠斋十钟拓本》，一册，裱本，册页装，册高35厘米，宽23.3厘米。收陈介祺藏古钟拓本11品，每纸皆有簠斋题字，册尾有鲍康、潘祖荫、许诵恒等题跋3开。胡义赞题签，钤“石门吴乃琛赆忱珍藏”“语谿吴氏华澄阁金石”“铜井山人”“杨继震印”“十钟山房藏钟”“观古阁藏”等印，1961年登记入藏。 《陈簠斋、善斋、罗振玉等各家藏钟拓片》，31张，收陈介祺、刘体智和罗振玉等各家藏古钟拓本，清理积压所得，1977年3月3日登记入藏。 《旅编钟》，一轴，篆书，整幅本。梁启超旧藏，有梁启超题签，钤“簠斋藏三代器”“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有周匋正之后”“宝康瓠室”“饮冰室藏”印，1963年8月5日登记入藏。
簠斋藏鼎拓本有四种： 《毛公鼎》，器形全拓本，陈淮生旧藏，1张，器高51厘米，宽48厘米；铭高46厘米，宽60厘米。罗振玉题首并题端，钤“上虞永丰乡人罗振玉字叔言亦字商遗”“簠斋藏三代器”“海滨病史”“簠斋”“十钟主人”“十钟山房”“收秦燔所不及”等印。清理积压所得，1977年3月4日登记入藏。 《毛公鼎》，器形全拓本，9张，收不同铜器。钤“簋斋藏三代器印”印，清理积压所得，1977年5月27日登记入藏。 《噩矦驳方鼎》，陈介祺、陈大年旧藏器，原器今藏上海博物馆，存篆书铭文11行，86字。此本一轴，整裱，器形全拓本，器高41厘米，宽33厘米，铭高16厘米，宽17厘米，钤“簠斋藏三代器”“海滨病史”“十钟主人”“有周匋正之后”“文字之福”等印，1963年7月24日登记入藏。 同治十年（1871）九月，陈介祺从其所藏13件汉代铜器中，选择了池阳宫行镫、十六年鍪、开封行灯、温卧烛盘、桂宫行灯、渔阳郡甗鍑、阳泉使者熏炉、绥和雁足灯8件器物，请助手姚学桓绘图锓木，并一一考释，此8件木刻版经多次传拓，广为流传，被称为“汉器八屏”。国家图书馆藏汉器八屏有4套，皆1963年8月登记入藏，其中三套为完整的8轴，一套饮冰室旧藏，残存5轴。
陈氏所藏古泉范主要是战国齐刀币泉范、西汉五铢钱泉范及新莽时代诸泉范，主要有以下几种： 《簠斋藏泉范文字》，一册，册页装。收泉及泉范拓本，罗复堪旧藏，1961年7月29日登记入藏。 《簠斋藏齐刀范拓本》，十六册，线装，粘贴本。收刀范拓本，陈介祺藏，1961年10月10日登记入藏。 《簠斋藏齐刀范拓本》，四册，册页装。收刀范拓本，陈介祺藏，1961年10月16日登记入藏。 《簠斋藏泉范》，二册，册页装。收泉范拓本，清理积压所得，1975年10月31日登记入藏。 铜镜是古代妆奁照容的日常用具，中国的铜镜制造历史悠久，工艺精湛，迄今最早的铜镜出土于新石器时期的齐家文化遗址，战国铜镜大兴，汉代铜镜制作却大放异彩。汉镜的形制一直影响着后代的铜镜，直到唐朝，菱花形镜、葵花形镜、瑞兽葡萄镜等新风格铜镜才取代汉镜成为主流。如今，铜镜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见证。陈介祺所藏铜镜皆为传世品，出土地不详，大多是汉晋时期的，其次是唐代的，其中的西汉铜镜以草叶纹镜、博局镜、四乳禽兽镜和连弧铭带镜为主，罕见星云纹镜，其藏东汉、两晋铜镜则多为当时最流行的几何博局镜、云雷纹镜、变形四叶纹镜以及晚出的三段区段式铜镜，陈氏还藏有少量宋、元、明、清镜。陈氏收器重文，故所藏铜镜皆有铭文。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三部陈氏所藏铜镜拓片，共收铜镜拓本约600余纸。除《簠斋藏古器物文拓本》中的6册外，还有两种： 《陈簠斋手拓镜铭》，一册，裱本，册页装。收铜镜拓本，陈介祺藏器，饮冰室旧藏。1961年10月14日登记入藏。 《簠斋藏镜拓本》，二册，裱本，册页装。收铜镜拓本，每纸皆钤“簠斋藏古”“二百竟斋藏竟”二印。清理积压所得，登记号00503，1975年10月30日登记入藏。 此外还有各类器物拓本合装的《簠斋藏古器物文拓本》，一函，四十册，木函外刻篆书“簠斋藏古器物文拓本”9字，挖镶粘册本，六眼线装，有包角。此本乃陈介祺旧藏器物拓本汇编，包括铜器十八册，铜镜六册，匋量一册，泉范十二册，造像三册，皆精拓，1961年10月10日登记入藏。
照相技术发明之前，拓片是真实完整反映古器物形态的主要形式，陈介祺一直认为藏古当传古，每有收藏，必精拓若干份，亲自检点著录，他几十年研究传拓之法，广泛学习僧达受和张廷济等人的拓法，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并不断物色棰拓高手，与他们反复实践和探讨，身边培养了一大批传拓高手，诸如王石经、吕守业等人，皆出其门下，乌金拓、蝉翼拓、全形拓，无所不能，无美不臻，一时陈氏拓本声名鹊起，“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笔意，并不损石。齐鲁之间，皆传其法。”簠斋藏品拓片，纸墨精良，印鉴鲜艳，致仕后细研不同器物对纸墨的要求，与友朋信札多有论述，他专门定制特殊的纸张，精拓所藏器物，一与同好交流，一出售以藏养藏，今天可见簠斋拓本数量不菲，即源于此。 陈介祺的金石传拓 陈介祺十钟山房所出的各类拓本，“其鉴别之审，装池之雅，纸墨毡蜡之精，剖析毫发，无美不臻”。晚清学者叶昌炽言：“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家藏石刻，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纸，坚薄无比，不用棰拓，但以绵包轻按，曲折坳垤，无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笔意，并不损石。齐鲁之间，皆传其法，余一见即能辨之。”又言“齐鲁之间，今多用陈簠斋法，拓手为海内之冠”。现存于世的金石拓本中，出自陈氏十钟山房的究竟有多少？这是无法估量的，其金石好友吴云当时即有言：“簠斋乃当代传人。”
自同治初年始，至陈氏病殁，二十余年间“终岁无不拓之日，且继以夜”，陈氏同治十三年十月晦致王懿荣书中言：“经年累月棰拓不休，其间破裂磨擦之憾，周旋酬应，牴牾含容，教拓絮聒，收支检护，心力之繁难，束修纸墨一切之费，盖八年于兹，而近年尤甚，此事未尝一日少有间断。今之好尚共趋于此，或者天欲斯文之绝者少有所续，而有一二好文字不作玩物者讨论之，则此拓之劳诚不能已。”由此可见陈氏为传古虽历艰辛，却矢志不渝。二十余年中在其门下从事拓墨的助手和拓工有：潍县的王石经（字西泉）、陈佩纲（字子振）、张子达（字衍聪）、吕守业、徐凤岐、姚学桓（字公符）、田镕叡、胥伦、谭朴、王幼泉（王石经子）、王松甫（王石经侄）等，利津的李贻功（字书勋）、李泽庚（字星甫，李贻功侄），广东番禺的何昆玉（字伯瑜）等。
簠斋对延请的拓工不厌其烦地传教，严格要求，监督精拓。其所藏玺印、陶文皆近万计，钟鼎彝器、镜鉴等亦数量巨多，而都反复传拓，有时每次拓几十份，且不贪求速度，精益求精。如记《北周武成字文仲造玉像》：“此拓工吕守业所拓，每日不过一纸。”在簠斋的金石助手及拓工中，同邑的王石经是颇相知而得力的一位，不仅能拓墨，且在簠斋的指授下成为了治印名家，簠斋归里后的大部分用印皆为王石经所治，且为潘祖荫、王懿荣、吴云等众多名公大雅刻过不少名章用印，是簠斋的文事雅友。陈子振能拓墨外擅摹古玺印，也得簠斋指授，簠斋将其所摹古印集为《古玺印文传》，并为之向金石之友推介，后簠斋荐其幕于吴大澂府中，不久患疾而卒。张子达精于仿绘画拓法，其用浓淡墨拓《曹望憘造像》，能得其意趣。簠斋称其“（拓法）胜东省他人。但聋甚，又多疑，又能使气，又私拓，又不惜护（却未损），非有人监拓不可”。吕守业，簠斋多称其勤，并且“从容细致，为之不受迫促，一纸须他人数纸工夫，勿轻视之”。徐凤岐，精于装裱，簠斋所有拓本的装制皆出其手，簠斋书札中称“老友”，也是一直随从陈氏者。李贻功、李泽庚由李韦卿（李佐贤子）介绍，助簠斋传拓金石。李泽庚从陈氏最久，深得陈氏指授，首创以两纸精拓毛公鼎，允称绝技。姚学桓，制造器具精巧绝伦，并精摹勒，绘图刻版拓墨多由其制作，《毛公鼎》、《器侯驭方鼎》、古陶器图、秦诏量瓦复原图等皆出其手。簠斋手题古陶、矢朐盘图等，皆钤有“姚公符作图”小印。陈氏光绪四年致吴大澂：“古陶今得邑人姚公符学桓作图尚静细，今寄图屏六十二幅，又矢朐盘一幅。公符寒士，以笔墨为生，气酌助之。”陈氏还曾书“错金作字，拓古为图”四言联赠姚，此联现存山东省博物馆。而姚氏先于簠斋而卒（卒于光绪五年秋），年四十余岁。陈介祺不但拓自己所藏金石，而且经常派拓工到山川野外访拓石刻遗迹，如遣王石经、何昆玉、丁绍山多次赴琅玡台拓秦刻石及周围各地之刻石。他在《访碑拓碑札记》中提出：“凡山水名胜、古陵墓、古寺观，必多碑刻，皆须留心细访。凡碑额、碑阴、碑侧，有字及画像、花纹，均拓无遗。”还派拓工精拓多位金石之友的藏品，曾致潘祖荫云，“尽管为拓事所累已心力交瘁，仍思拓尊藏与山农、仲饴所藏，不知能遂否。”
由于陈氏藏品甚富，其拓本又精美考究，人皆称赞，一时达官贵人及各地的金石爱好者纷纷慕名索求金石拓本。陈氏对能与研究交流的金石好友，每有新品皆予赠送，吴大澂致王懿荣曾云：“簠斋丈有所获必寄一拓。”簠斋对其他爱好者、收藏者来索金石拓本者，亦不以赢利为目的，同治十二年曾作有《传古小启》（为传所藏金石拓本而定的收资启示），并刻印以广于金石之友，启中云：“……思拓传公诸海内。其旧交以真拓来投者，则亦如所投报之；其同好未识面而欲得者，衰老不能自拓，僻处无文字友乐助，辄无以应，又纸墨帛胶食功壹是所费，不能无不收微资，是终不能为古人传矣，大雅其不哂之乎。”其目的是将自己所藏广于天下真知真好文字者。而这些出于簠斋之门的精致的金石拓本，皆钤有多类印记，陈介祺自用印甚多，一生曾钤用的计二百余方，晚年所常用印也有五十余方。常钤用者有：“簠斋”“海滨病史”“陈介祺印”“半生林下田间”“齐东陶父”“十钟主人”“簠斋藏三代器”“簠斋二京文字”“考秦燔所不及”“文字之福”“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等。另外其在金石拓本上钤印，皆分不同种类以印别之，如簠斋在陶器及陶文拓本的用印：三代者钤“三代古陶轩”“簠斋先秦文字”印，两汉者多钤“宝康瓠室”“簠斋西汉器图”印，珍重之品加钤“古陶主人”“齐东陶父”诸印，还有时钤有“有周陶正之后”“古瓦量斋”“齐鲁三代陶器文字”等；瓦当则钤有“簠斋藏秦瓦当”“簠斋藏汉瓦当”等；在秦诏版拓本上多钤有“集秦斯之大观”“簠斋先秦文字”“秦铁权斋”“秦诏量瓦之斋”等印；在钱范拓本上多钤有“千化范室”“三代化范之室”“三百范斋藏范”等。其他如所藏钟鼎、酒器、玺印、封泥、镜鉴、汉石及造像等所作的拓本，亦均有不同的用印。簠斋钤印多能别以时代及品质，甚助于后人鉴赏。其金石拓本的精致考究及所具有的学术内涵，为人所广泛称道，所以当今各大古籍及艺术品拍卖会上，钤有簠斋各类印记的金石拓本，为藏家所争相竞拍。陈介祺给后世留下了数十万计的精致金石拓本。仅此一项，即足令后人感念。（节选自《陈介祺与金石传拓》） 陈介祺一度痴迷的照相术 道光十九年（1839），法国美术家和化学家达盖尔（1787—1851）利用水银蒸气对曝光的银盐涂面显影，发明照相术，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写真。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外交和贸易活动日益频繁，照相术也很快传入我国。最初外国人把照相机带到沿海通商口岸为人拍照，被视为神奇之物。王韬（1828—1897）《瀛壖杂志》对同治初年上海的照相术这样记述：“精于术者，不独眉目分晰，即纤悉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近时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板，用墨搨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王天平、蔡继福《关于上海早期的照相业》）王氏对于照相术的作用，尤其是照书画作品的独特优点做了说明。 我们知道，晚清金石学大兴，金石学家收藏多而杂，藏器后便要传拓，同时进行考释，有条件的还要刊刻出版。那么照相术的逐步普及对当时金石传拓影响如何，本文仅依陈介祺（1813—1884）与金石友朋的往来信札作一粗浅梳理。
形似而神不雅 陈介祺强调照相术在传拓金石方面的作用，不遗余力推介。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陈介祺致书吴云（1811—1883），提到“刻图有洋照法却可用。古器不易照，可以白纸糊之，用墨拓花纹照之，用其尺寸（胜以意为之），仍用拓花纹，作图自佳。洋照近大远小，过分明亦有弊，形似而神不大雅，究不能全用其法，器之曲折处，以横纸度之乃审，其不可见而仍不能不见者，仍不拘洋式照。”（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致吴云）》）从这段话可以看到，陈介祺用照相术是针对刻图，对金石传拓一事，陈氏一贯主张文字考释可以商榷，但摹刻必须精严，要使学者守之无一毫不慊之憾，否则与珠宝玩物无异。显然，陈氏对于照相亲自试验过，并且对其性能、利弊等了如指掌。他说，要把彝器用白纸糊上，用墨拓出花纹，再照出来就能清晰，目的是用来掌握器物的尺寸，这比用大概的比例来摹图肯定准确多了。但陈介祺也发现，照出来的图毫发毕现，但与传统拓法中对于器物凹折之处的独特处理方式相比较，照相而成的图形过于分明，古意全无，这是极大的弊端。因此，陈介祺推介照相术，无非是用以更准确传拓，以他的要求，照相术可以很好地复制原器图案，做到一丝不走，而传统的传拓技艺还是不可替代的。 潘祖荫（1830—1890）《攀古楼彝器款识》一书由吴大澂（1835—1902）作图，时在同治十一年（1872）春，潘氏对吴氏所作非常满意，而陈介祺不以为然。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十一日，陈介祺复潘祖荫书云：“清卿至精，只欠一古，图成，再拓原象形文，求神似则备矣。”（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此时各家纷纷刊刻彝器款识，陈氏关注刻图，尤其强调要有古意，这与他的传古思想有关。十月十八日，陈介祺又致书潘祖荫，教其如何作器图，描述甚详，由于此事的确不易操作，遂向潘氏推介照相术：“洋照法则须以纸上器而以墨或绿拓之，有白地乃可照，但有近大远小之弊，细文固宜细，粗花则吴氏两罍轩作粗画而不双钩为合。照兰竹花卉作谱亦佳，画以得迎面枝法为难，今之照法胜古人粉本，第不知古人之笔出于古人之心，时代限之，有不能强者耳。”（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陈介祺又一次强调照相术照出来的图形近大远小，但缺乏古意。因此，至同治十二年（1873），照相术在金石传拓方面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初五，吴大澂曾致书陈介祺：“前年怂恿伯寅司农刻图，因无人摹绘，遂力任其役，大澂本不工画，偶尔为之，始意大拟悉照远器，不用双钩，较为省事。……一照全形拓本，依器绘图，近有刻板代拓印成挂幅者，仿此为之，亦是一格。若钩勒精工，俨然缩本，墨拓则出前人各图之上，而款识亦须用阴文，方为合法。”（吴大澂《吴愙斋尺牍》）伯寅即潘祖荫。可见，吴氏绘图依据的是全形拓本，并且用双钩法，而用照相术复制出来的图像，虽然如实传达原器形貌，但与传统的钩摹绘图无法结合，它也很难得拓片一样具有独立的美感。
盂鼎未能成照 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陈介祺表弟谭雨帆客山东烟台潘霨署中学习照相技术，致书陈氏并展示兰花照片，可见照相术已经传播到地方。这一年，陈氏金石友朋圈子一直牵挂着一件事，那就是左宗棠（1812—1885）答应送潘祖荫的盂鼎何时辇致京城。当确定年内盂鼎可至，十二月二日陈介祺致书潘祖荫，提醒盂鼎应精拓，宜作图摹刻，嘱咐作图用洋照法，并谈洋照传古之佳。书云：“此宝已屡经剔损，切勿冒昧再施。作图用洋照而勿令其传印，收版自存之。花文（纹）以拓本撙节上版为合。可作二图，大者用原尺寸，小者则以照者摹刻，字亦可照，小者为一缩本图与字也。”（陈介祺《致潘祖荫手札》）陈介祺精于传拓摹刻，考虑到盂鼎屡次剔损，不宜轻易棰拓，他提供了一个传统拓法和照相相结合的办法，拓法尽量少用，可依照相作图存版，还可摹刻缩本。但潘祖荫并没有听取陈氏的意见，还是做了剔字处理。（张长寿、闻广《闻宥先生落照堂藏大盂鼎墨本跋》）至于用照相术照盂鼎，潘氏并未立即行动。 光绪元年（1875）正月十九日，陈介祺又致书潘祖荫，将谭雨帆以西洋相机试照鼎彝及铭文，寄数张与潘氏，再次建议照盂鼎，然后据此摹刻，并说藏器佳者及碑帖书画均宜照之，甚至可以让谭雨帆秋后进京。正月二十六日，陈介祺又以照相技术等事宜致函远在西北的吴大澂，称用照相术照三代古文字拓及器量图乃至佳，虽缩小而能不失其真，浑朴自然，有益于艺文之事，并建议吴氏：“先将敝处藏吉金试之，再及藏拓、藏碑帖书画。唯药纸所费不少，虽减于他人，恐亦甚巨耳。今先寄数纸与兄暨伯寅鉴之，并告子年、廉生、石查诸公，且望照各吉金与唐宋拓秦汉石与人间难得本也。”（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致吴大澂）》）吴大澂对此未置可否。 此时，陈介祺对照相术几近痴迷，在没有获得潘、吴的认可的情况下，又于四月二十二日致书王懿荣（1845—1900）云：“洋照虽不必好其奇，然照古器形，缩三代古文字锓木，以补其不能久存之憾，而用其能不失真之长亦佳。”（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致王懿荣）》）附笺又不厌其烦，将照相的具体细节与优点详细阐述。 在陈介祺一再催促之下，潘祖荫最终答应：“洋照及拓法，愈后当如命办理……至洋照复以之画图，则敝肆及石查皆云不能，姑俟照后再说。”（潘祖荫《潘伯寅致陈簠斋书札》）石查，即胡义赞，擅长金石考证之学，收藏书画金石甚富。七夕后，潘氏请来两人照相，结果令人大失所望。照相需要充足的光线，当时大概主要靠自然光解决。青铜器一般较为笨重，尤其对于盂鼎一类，要将它们一一搬至阳光下，潘祖荫等人想必非常不情愿，遂决意作罢，并让王懿荣代致陈介祺云：“盂鼎之重如此，岂能搬出搬进，屋小于蜗，能否洋照，乞酌定。”（潘祖荫《潘文勤公书札（致王懿荣）》）然陈介祺似乎并不甘心，七月二十六日复潘祖荫书，又谈洋照照小易而照大佳，不易拓者皆可照。潘祖荫已经没有耐心，九月二日直率复书：“洋照之弊，一经照出，街市遍传，设要人人见而求之，悔将何及。”（潘祖荫《潘伯寅致陈簠斋书札》）潘氏所面临的问题，是远在山东潍县的陈介祺一时体会不到的，后双方再未就照相传拓彝器之事沟通。
价格高易褪色 照相传拓的弊端明显，前文陈介祺评其形似而无神。然而，还存在更多的问题。在苏州的吴云曾致陈介祺书云：“承示用洋法缩照彝器及书画各图，此事南中已数见不鲜，倘因古碑碣字大而欲缩小刻之，则此法甚妙……惟不能耐久，久则西洋药水之力渐化，将成没字之碑。兄如作游戏笔墨借为消遣则可，倘欲藉以垂远则不可。”（吴云《两罍轩尺牍（致陈介祺）》）还附去何绍基（1799—1873）缩照的《麻姑仙坛记》数页，初期何氏也非常乐于此道，十分着迷，后来渐渐失去兴趣，因为所照不过三四年，文字已经大不如前，再过几年必然更加模糊，有何绍基的例子作证，吴云对此持完全否定态度。与拓墨法相比较，照相的确不能耐久，陈氏也表示认可。
然而，很多人认为照相价格昂贵而不能接受。光绪元年（1875）二月十日，潘祖荫致陈介祺书云：“洋照法大栅栏有数家，直（值）极昂……姪自腊后为债所迫，兴趣索然。”（潘祖荫《潘伯寅致陈簠斋书札》）此时潘祖荫经济窘困，虽对照相早有闻见，但昂贵的价格也承受不起。对此王懿荣又有自己的看法：“洋照具种种不妙，寿老未细思之，潍之洋照乃潍人，此处非洋即广，其药水一玻璃抵千百刻板，能禁其不退而自照乎？从此一照流遍中外矣，且照必广庭大厦得日光处，将移于何处耶？洋人广人又谁与纠缠耶？此事寿老言之易而不知其办之难。”（王懿荣《致潘祖荫书》）不仅仅价昂，更牵扯人际关系处理，实非一心传古的陈介祺所能想象。 照相术虽能传真，在人物照相等一些方面得到应用，但在彝器传拓方面与传统的拓墨法相较有种种弊端，陈介祺多方推介并未获得一致认可。 以“陈介祺”为母题的策展思考 展览是博物馆的窗口，通过对藏品及其背后故事的梳理与研究、策划与组织，利用陈列展示使这些深藏“秘阁”的珍宝走入大众及学者的视野，也是实现博物馆传承文明、社会教育、学术研究等功能的重要途径。展览不仅是展示文物、艺术的方式，同样也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以展览观照学术课题、开展学术研讨的模式，大放异彩。陈介祺在晚清金石学的杰出地位、独具慧眼的收藏、丰硕的研究成果等成为展览策划的坚实基础和灵感的沃土。 近年来陈介祺相关展览梳理 自2013年纪念陈介祺诞辰200周年以来，博物馆、美术馆及其他相关机构，举办了丰富的展览、学术研讨等活动。陈介祺是潍坊历史文化人物的突出代表，作为陈介祺的故乡，山东潍坊组织了一系列相关活动，如重新修缮陈介祺故居、陈列馆和万印楼，成立陈介祺研究会，与报刊合作推出陈介祺学术研究专辑等，2016年到2019年还举办了陈介祺艺术节、金石文化周等。这些活动，不仅对陈介祺生平、收藏、艺术以及学术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的探讨和交流，更以此推动了金石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和书法篆刻艺术的繁荣发展。 从展览的类型和特色来讲，一是以陈介祺及其藏品为主体展示的专题特展，揭示得最为深入。专题展主要集中展出陈介祺生平收藏的青铜器、印章实物、瓦当、古砖、铜镜、佛造像拓本等，以及个人的书稿、尺牍、书法墨迹、印谱等。近几年举办的部分此类展览有： 2012年，由潍坊市人民政府、西泠印社、台湾玄修印社、山东印社主办，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潍坊市委台办、潍坊市文联、潍坊市文广新局、潍城区人民政府承办的“海峡两岸金石学家陈介祺文物收藏展”在潍坊市博物馆举行。2013年，由山东省文物局、潍坊市人民政府、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主办，潍坊市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的“金石千秋 寿卿永寿——纪念陈介祺诞辰二百周年特展”在潍坊市博物馆举行；由烟台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烟台市博物馆承办、淄博山左金石研究所协办的“金石大寿———纪念陈介祺诞辰二百周年”展览在烟台市老博物馆（福建会馆）举行。2015年，市委宣传部、中共潍城区委、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陈介祺金石文物展在十笏园文化街区举行。2016年，由山东潍城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高山仰止——首届陈介祺金石书法藏品展（首届陈介祺艺术节）”在潍坊十笏园美术馆举行；由山东潍城区人民政府主办的“郭味蕖藏陈介祺文化史料观摩展（首届陈介祺艺术节）”在郭味蕖美术馆举行。2017年，由潍坊市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主办的“金石千秋，寿卿永寿——清代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在烟台市博物馆举行；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与山东潍坊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天将金石付斯人——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2019年，由郭味蕖美术馆主办的“文脉·从陈介祺到郭味蕖艺术特展”在郭味蕖美术馆举行。 以潍坊市博物馆为例，该馆有丰富的陈介祺旧藏及相关展品，有计划地组织举办了多场陈介祺专题展览，内容体系完整，展品量大质精。例如2013年，纪念陈介祺诞辰200周年之际，潍坊市博物馆展出藏品二百余件；2017年，“天将金石付斯人——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特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展出潍坊市博物馆藏品192件。 上述展览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富藏精鉴，展出陈介祺旧藏等拓本，展现了陈介祺的鉴藏成就和传拓技艺，其中在典籍博物馆展出的《西周毛公鼎拓轴》《北魏正光六年（525）曹望憘造像拓轴》朱拓本及墨拓本、《汉代君车画像石朱拓横披》等均为首次亮相，学术性与艺术性兼具。二、翰墨留香，展品为陈介祺书法，以“颜书”为基调，篆、楷、行等书体皆善，晚年从金石彝器中汲取养料，呈现出独具特色的“簠斋金石书体”。三、宗仰海内，展示陈介祺往来密切的金石名家（潘祖荫、吴大澂、何绍基等）的旧藏拓本及翰墨书法等，以交游圈体现其在金石领域的崇高声望；该部分在典籍博物馆主要展出陈介祺传世函札、手稿以及金石学考释、专著等。此外，展览还系统梳理了陈介祺的收藏及著述简目、历代学者评价等，可以直观了解到陈介祺的生平。 二是陈介祺的重要藏品、作品、著作等作为展览的一部分参与展出。如以青铜器、金石拓片、印谱、清代金石收藏等为主题的展览，多有陈介祺相关藏品的重点展出及介绍。 如2012年由西泠印社、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主办，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展出的“朱痕积萃——中华珍藏印谱联展”，其中展出了陈介祺集辑《十钟山房印举》。民国时期西泠印社社员张鲁庵曾从吴湖帆处购藏印谱，后捐赠入藏西泠印社，其中最为珍贵的就是展出的《十钟山房印举》吴大澂精拓百册大开本。 2019年，由国家博物馆策划，在深圳博物馆展出的“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中展出了陈介祺旧藏曾伯漆簠，也是陈介祺“簠斋”之名的由来，足可见他对此器的珍视。1951年由陈氏后人捐赠山东省博物馆，1959年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三是海外的相关展览。清末及民国时期，动荡之下我国大量法书名画、青铜器、瓷器、古籍等珍宝流散海外，日本及欧美收藏家大举购藏中国文物，陈介祺珍贵藏品及著作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失，现藏于国外博物馆、美术馆、寺院及私人藏家手中。近年来，经由国内外展览的组织与合作，得见遗珍。
《西晋元康八年砖拓轴》 （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李霖灿先生曾评价：“阿部（阿部房次郎）藏品与美国顾洛阜、王季迁收藏并驾齐驱，堪称海外私人中国书画收藏'三鼎甲’。”陈介祺对于齐鲁陶文和封泥的收集，有开创之功，所藏甚丰。2018年大阪美术馆“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特展”，借展东京国立博物馆20件中国古代封泥，皆来自于昭和十年（1935）阿部房次郎捐赠东京帝室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近600件陈介祺旧藏封泥，涵盖战国、秦、西汉、新莽等时期的官私印，其中555件收录于吴式芬、陈介祺编纂的《封泥考略》十卷，奠定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封泥收藏的基础，规模为日本国内之最。 2018年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大展”。参展展品达一百八十余件，涵盖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美国其他博物馆和重要私人藏家的珍贵藏品。展览介绍了晚清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端方等青铜器收藏大家，并展示了他们的旧藏及著录等。 日本泉屋博物馆收藏有大量来自住友春翠的我国古代青铜器精品。1917年，住友春翠购藏部分陈介祺旧藏，其中就有“十钟”中的10件。所谓“十钟”实际一共11件，为西周战国时期编钟，陈介祺因其自称“十钟主人”，名其斋室“十钟山房”。泉屋博物馆（京都本馆）青铜器馆，除了常设展外，每年限定开馆期内会有不同主题的青铜器展示。 四是以纪念陈介祺为主题举办的当代书法篆刻艺术作品展览。特别是具有专业性、开放性、包容性的“陈介祺金石文化周”“陈介祺艺术节”等大型系列活动，展览荟萃，金石篆刻名家汇聚，作品艺术水平高超。例如2017年陈介祺金石文化周活动中的第二届“陈介祺奖”万印楼篆刻艺术大展，2018第二届陈介祺艺术节的“两岸情·金石缘”——台湾当代篆刻名家精品展、“问道万印楼”——日本当代金石篆刻名家尾崎苍石书法篆刻精品展、叩拜簠斋——青年篆刻家祝小兵捐赠百方篆刻精品展、“斯篆千秋”——潍坊万印楼印社社员书法印章临创展等。 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中的陈介祺及其收藏 国家图书馆藏有《簠斋藏古器物文拓本》《陈簠斋藏瓦当》《陈簠斋藏古匋》《陈簠斋藏砖》《簠斋手拓镜铭》等陈介祺古拓本达6000纸，足可见其广富精鉴的收藏和精湛的传拓技艺。200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4卷本，分为古砖卷、瓦当卷、铜镜卷和青铜卷，所录拓本涵盖了簠斋藏古的大部分。
《簠斋藏古器物文拓本》 国家图书馆藏 截至目前，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中，关于陈介祺及其藏品、著作等的展示，主要是以重点展品或章节介绍的形式呈现在传拓展、碑帖展、书法篆刻展等特色展览中，可窥得陈介祺之于传拓技艺、金石之学、金石收藏等的重要影响。 2012年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国传拓技艺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传拓技艺的全面展示，对传拓的产生、历史发展、传拓工具与材料、拓本类型、金石收藏家和传拓名家等进行了精要的介绍，对传拓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隋开皇十七年张信造像拓轴》 （局部） 在“传拓技法与拓本”单元，介绍了全形拓、响搨、乌金拓等具有特色的拓本类型和与传拓相关的技法。其中展出有一件《君车画像》陈介祺朱拓本，又名《君车出行图》，该本为梁启超旧藏。君车画像石刻于东汉，清光绪八年（1882）出土于山东省潍县，先归陈介祺，后流入法国，今藏巴黎集美博物馆。《曹望憘造像记》清末民初拓本，同样为梁启超旧藏。原石北魏正光六年（525）刻，曾为陈介祺收藏，现藏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在“传拓技艺的广泛使用”单元，介绍了传拓范围，涵盖甲骨、青铜器、玉器、古墨、铜镜、钱币、砚石、印章边款、砖瓦等不同器物，不仅有利于更广泛地保存、传播文献，也大大丰富了传拓的表现。其中对作为晚清金石收藏大家和传拓名家的陈介祺作了重点介绍，展出的《毛公鼎》全形拓，为清咸丰同治年间陈介祺或其门人手拓，毛公鼎原器初藏陈介祺，为陈氏收藏中最为著名的，该器后归端方、陈咏仁，1946年陈氏交献国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器物照片
《西周毛公鼎拓轴》 潍坊市博物馆藏 在“传拓的传承与保护”单元，展出了陈介祺撰《簠斋传古别录》，为民国九年（1920）据陈氏稿本影印，首次对传拓技法作出了简明的阐述，为其同辈及后学所称道。 2014年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以国家图书馆的宏富馆藏为依托，以展示传统典籍文化为主旨，举办了主题丰富的拓片展、书法展等。开馆首展之一“金石拓片精品展”，以不同时期的拓片展示介绍了各历史时期关于甲骨、青铜器、刻石、墓志、画像、石经等不同石刻类型及法帖等的发展。《簠斋吉金录》收录陈介祺所藏商周秦汉铜器以及造像等三百八十余件，收藏种类繁多。在展览“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3个单元中，共展出陈介祺藏拓本7种，即包括青铜器、瓦当、画像石、造像等不同类型。 2017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入古出新——当代著名篆刻家印章临创展”，在展出当代篆刻家临摹及创作的优秀作品的同时，展出了国家图书馆藏吴大澂、陈介祺、吴昌硕、徐三庚、赵之谦等古印收藏家及清代篆刻名家的印谱古籍17件，其中有陈介祺辑《周秦印谱》清钤印稿本、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清钤印稿本，两件皆为善本。陈介祺一直致力搜罗古印，其所藏也以玺印数量为最，仅《十钟山房印举》收录有七千余方，是一部宏大的集古类印谱，从三代到魏晋六朝，按古玺、官印、周秦印、金玉陶骨、巨印、五面印、六面印、套印、两面印、姓名印、鸟虫、吉语、图案印等分类编次，一印可在不同类别多次出现，展现了古玺印的发展，是篆刻艺术的源泉宝库，更在印谱的编纂体例、鉴藏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在2019年纪念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的“百代芸香”展中，展出了《十钟山房印举》清同治十一年（1872）陈氏十钟山房钤印本，为贺孔才旧藏，体现了藏书文化的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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