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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期间，我先在冀西，后到冀中。 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在以冀中子弟兵为主干的第三纵队工作，担任司令员的职务。 后来，我和战友们离开了冀中，率领野战部队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 三年解放战争，真可谓气壮山河，惊心动魄。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我们晋察冀解放区一开始就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形势。 晋察冀解放区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西倚五台山，北枕恒山、燕山，东临大海，地形险要，沃野千里，人烟稠密，物产丰富。 它包围和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唐山、山海关、承德、沧州和锦州等大中城市和平汉、津浦、北宁、平承、锦承、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交通干线。 它东与山东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西与晋绥解放区相毗连，是华北各解放区的枢纽。 北面，是东北三省，它对于发展和控制东北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是我们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祖国土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回到晋察冀，领导全区军民收复失地，保卫胜利果实，重建家园，解放了张家口、承德两个省会，解放了热河、察哈尔两省全境和河北、山西、绥远三省广大地区，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战略基地。 晋察冀中央局、边区行政委员会、军区等领导机关进驻张家口。 我们祖国经过八年抗战，急需休养生息，重建家园，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 这是众望所系，人心所向。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毛主席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不畏艰险，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向全国人民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真诚的和平愿望。 为了缔造和平，还不惜作出重大让步，签订了'双十协定'。 但是蒋介石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日伪合流，使用了它全部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即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向我华东解放区、中原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东北解放区、晋绥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和海南岛等解放区大举进攻。 在这个历史关头，毛主席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制订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 东北成了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 敌人从海上、陆地、空中向东北紧急运动，中央军委指示山东军区从海上、我们晋察冀军区从陆地，分头向东北进军，支援东北我军。 晋察冀军区的支援东北，比较大的行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八月。 当时苏联对日宣战，晋察冀军区从冀热辽抽调八个团零一个营的兵力，共一万三千多人，还有两千多名地干部； 并从冀中抽调三个团：沙克带三十一团到锦州，周仁杰带六十二团、七十一团到热河，共四千多人和二百多地方干部，挺进东北，协同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扩大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直到九月底，这支部队由一万多人猛增至十万人，组成十个步兵旅、两个炮兵旅和若干独立团。  周仁杰 这十万大军是后来东北我军的重要基础之一。 支援东北的第二次大的行动是一九四六年十月。 鉴于东北多年遭日本侵略者蹂躏，地广人稀，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当时兵源补充极为困难，聂荣臻司令员主动向中央建议，把冀热察与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军区。 冀热察与冀热辽是经过我党我军多年建设的根据地，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划归东北，对支援东北我军的解放战争，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支援东北的第三次大的行动，是一九四七年。 当时，东北我军开展夏季攻势，晋察冀军区自冀东派出部队，并主动把整个冀东地区划归东北，曾拿出了雄厚的人力、财力、物力。 先后划归东北的晋察冀部队有三个纵队和六个独立旅，还有十四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和地方干部共有十几万人。 东北初创，基础薄弱，支援东北是全党的战略任务，晋察冀解放区与东北毗连，大力支援东北，自然责无旁贷。 除了支援东北，我们还要保卫华北，保卫晋察冀。 这是由于晋察冀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由于晋察冀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的。 晋察冀在长江、黄河以北，占有这一地区，巩固这一地区，不仅关系到这一地区本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友邻地区。 抗战八年的历史，充分揭示了这个特点。 如抗日战争初期，我们从冀中动员大量新兵等人力、物力，补充一二 O 师，解决晋绥的人力、物力的困难。 当山东情况吃紧时，我们出兵冀东南，策应了山东我军的行动。 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聂荣臻同志亲自率领冀中教育旅和冀西的一团、五团到晋东南，支援晋冀鲁豫的反顽斗争。 一个稳定的晋察冀，对于抗战胜利后的全局是十分重要的。 也正因为如此，晋察冀为敌我所必争，敌人虎视眈眈已久，妄图使我党我军失去这个作为重要依托的阵地。 于是，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动兵力，准备向我晋察冀解放区进攻： 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三军自兰州、西安乘车东开，占领石家庄、正定，从南面威胁着晋察冀解放区。 第二战区阁锡山部，抢占太原、大同地区，从西面和西南面威胁着晋察冀解放区。 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的重兵，抢占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山海关、昌平、南口，从东往西压迫。 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当我军向日伪军占领区进军时，从西面对我军侧背发起进攻，并与日、伪军联合一起抢走了我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出来的绥东、绥南、察西、察北广大地区，把矛头直指张家口。 在这种形势面前，我们晋察冀野战军与晋绥野战军一起对从西北面逼来的傅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反击，收复失地，围攻归绥，前锋直指包头。 但由于塞外天寒，特别是粮食补给困难，我们在消灭敌人部分有生力量后，主动撤出绥远，没有能够解除来自傅部的压力。 国民党军在我们周围部署了四十三万四千多重兵，严重地威胁着我晋察冀解放区。 特别是张家口，处在东西夹击的不利地位。 蒋介石对全国各个解放区的进攻部署完成以后，便揭下假面具，彻底撕毁《停战协定》，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以三十万重兵'围剿'我中原野战军。 我中原野战军被迫突围，忍痛告别了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原地区。 中原的'围剿'与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于是我们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最后的一场大搏斗，便从此开始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被迫自卫，力争首先解除西顾之忧，发起了大同、集宁战役。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我奉命到靠近大同前线的阳高，参加关于大同、集宁战役的作战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联合召开的，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张宗逊、罗瑞卿、刘澜涛、郭天民、陈正湘、郑维山等同志。 会上部分同志认为大同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联结点，是晋北军事要地，攻下大同既可震动国民党反动当局，又可使晋绥、晋察冀战略区联成一片，对今后作战，造成有利的态势。 而且在七月份晋察冀四纵队和晋绥军区共同发起的晋北战役后，大同已成为孤点，尽管它城坚地险，储备充足，易守难攻，但敌人建制不统一，一旦被围困则补给困难，兵力也不够强，我军如能在外围战中大量歼敌有生力量，用坑道作业突破城垣，是能够攻克的。 另外，有的同志认为当时敌强我弱，特别是我炮兵不足，又缺乏攻坚作战经验，因此先打平汉线保定南北段敌人薄弱环节为好。 会议估计到，敌第十二战区部队会东出增援大同，出动的兵力可能是四个师左右。 攻取大同，关键的问题是要打掉敌人的增援部队。 攻坚、打援，是这一战役密不可分的两个有机部分。 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攻打大同。 对攻坚和打援做了统一部署，由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晋察冀军区教导旅、炮兵团，冀晋军区第一军分区两个独立团，晋绥军区第五分区第二团，负责攻城； 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在攻下应县后也参加大同作战。 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三旅、骑兵旅，绥蒙军区第七、第九团，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四纵队（欠第十旅）、第二纵队第四旅，执行打援任务； 教导旅完成大同外围作战任务后，也参加打援。 当时，攻城任务原拟交给第二纵队，但我要求由我们三纵队来承担。 我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出自锻炼三纵队的需要。 三纵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组建起来的一支新部队，它的前身为冀中平原上的许多支游击队。 由游击队变成一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攻必克守必固的正规部队，需要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伟大的解放战争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这种转变。 我的这一要求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批准和与会同志的支持。 （一九四六年三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编为四个纵队： 杨得志、苏振华指挥的原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为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旅； 以冀察军区两个纵队合编为第二纵队，郭天民为司令员，刘道生为政治委员，辖第四、第五旅； 以冀中军区部队编为第三纵队，杨成武任司令员，林铁为政委，辖第七、第八旅；  以冀晋军区两个纵队合编为第四纵队，陈正湘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治委员，辖第十、第十一旅。） 会议决定由晋绥、晋察冀两军区联合组成前线指挥部，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同志任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员； 我任副司令员，负责指挥攻城作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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