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本质上是一场儒家思想向现代化转型的结果,那后来为什么,日本还是走上了邪路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明治维新时期,对日本人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就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所发明的“心学”。 那“心学”对日本人的影响有多大呢? 下面这些人都是王阳明的死忠粉: 日本走向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推手大久保利通; 打赢了对马海战的东乡平八郎; 倒幕战争主要的领导者之一西乡隆盛; 日本最早的实业家,建立了三井银行和新日铁的涩泽荣一等等; …… 明治维新时期,几乎所有的改革实干家和支持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阳明的“心学”,就是日本走向现代化,最大的内在思想动力,那“心学”到底又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追求,那就是要做圣贤,为全天下的人服务。 可是到底要怎样做才能成为圣贤呢?做到了什么程度才能算是成功呢? 按照儒家的标准理论,《礼记·大学》里的说法,你需要“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啥意思呢? 如果你问的是朱熹,他会这样教你,你要双目圆睁,怒发冲冠,盯着一根竹子恶狠狠地看,看到它都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本性,然后你就能找到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也就是天理这个东西。 这样你就可以去除自己的私心杂念,思想里没有了一点点污垢之后,你就算是圣贤了。 但是如果你要问王阳明的话,他会告诉你,朱熹的说法纯属扯淡,难道他的眼睛是X光机吗? 当年我对着竹子看了几个月,没把竹子看得不好意思,差点把自己看成了对对眼,还是没有找到天理这个东西,所以这法子不灵。 那该怎么办呢? 王阳明会这样告诉你,天理这东西,其实就在你心里,只要你去发掘出自己内心的善,并且按照它的指引去做,那你就找到了天理。 如果你接着追问王阳明,我怎么知道我发掘出来的,到底是不是善呢?需不需要一个人来评定一下呢? 这时候王阳明会拿出一枝花来,他问你,你没看到这只花的时候,这只花存在吗?当你看到了这枝花的时候,难道你感受不到它的美艳动人吗? 然后你就恍然大悟,原来我觉得我悟到了天理,那就是天理了呗。 说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有点迷惑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这和日本能不能走向现代化,有多大的关系? 关系太大了,甚至是决定性的。 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的定义,一个国家是不是走进了现代化,其中一个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他的国民,是否认可一个,想象出来的命运共同体,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那这和上面那些,玄而又玄的哲学有什么关系呢? 你信王阳明的说法,你大概率就会成为一个,狂热的社会活动家。 你若是承认朱熹的理论,那你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看客。 那这为什么又很重要呢? 因为自从欧洲爆发工业革命之后,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国家的标准,就是绝大多数的国民,是不是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要不要为这个国家负责。 如果在儒学的语境下,表达同样这个意思,那就是你是不是个圣贤? 你是个圣贤,你就该为国家出谋划策,鞠躬尽瘁,你不是个圣贤,一边凉快着去。 那要是按照朱熹的理论,绝大多数的人,就只能当吃瓜群众。 但是如果按照王阳明的说法,那人人都可以把自己当成国士。 由于日本人信的是王阳明的理论,自然个个都把自己当根葱,谁都觉得自己是个圣贤,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忧国忧民的愤青,这就让日本人显得非常奇葩。 举个例子,俄国计划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之后,很多日本人觉得俄国人图谋不轨,认为日俄之间必有一战。 因此当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以皇太子的身份访问日本的时候,一个叫三藏的警察,为了这个原因,拿刀就去砍他,差点要了沙皇的命。 这一下子就酿成了重大的外交危机,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于是天皇赶紧道歉,一个27岁的孕妇,为了给天皇分忧,立刻就自杀,替天皇向俄国人谢罪。 你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不都是一群神经病吗? 但是如果你要从王阳明学说的角度来看,你就能理解,这些人可不觉得自己脑袋有问题,他们都把自己当成了圣贤,这是在为国家舍身取义。 所以当黑船来袭,国难当头之后,整个武士阶层全都躁动不安,出现了大量的行动派。 有的人马上就爬上了美国船,要跟着美国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立刻就把矛头指向了幕府,酝酿着要刺杀将军,推翻幕府。 还有的人迅速就跑到中国来调研,想找出失败的根本原因。 日本政治在此时,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中下层的武士,经常有着极强的主人翁意识,不顾任何代价去自发行动,而且行为非常的极端,裹挟着整个日本社会,不得不发生改变。 而反观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知识精英,对鸦片战争的失败无动于衷,毕竟这是朝廷的事,关他们个屁事,大不了就在茶余饭后骂两句,昏君无能,奸臣当道,然后该干啥还是干啥。 这一下双方就拉开了差距。 所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很快就完成了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 这就导致了双方在甲午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上至天皇,下到妇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人都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战争期间,日本天皇移驾到了广岛,在一个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板凳的房间里,设立了总指挥部,白天就在桌子前办公,晚上就睡在这张桌子上。 而日本各界成立了大量的社群组织,能上战场的就上战场,不能上战场的就掏腰包,日本国民都表现出了极强的主人翁意识。 而反观中国,主战的朝廷没有兵,有兵的李鸿章不想打,其他的人要么在看热闹,要么在瞎起哄,整个战争根本就没有一场通盘规划,扭扭捏捏,三心二意。 平壤战役里,淮军大将叶志超,根本就无心恋战,一门心思想着保存实力,在还没有分出胜败之际,居然率军逃跑。 而北洋舰队这个护国利器,由于实际上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一直受到了以主张削藩的翁同龢为代表的保皇派,在经费上的刁难,到了真的要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日本全国上下拧成了一根绳,而中国完全是一盘散沙,双方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已经有了民族认同,全体效忠的是以天皇为代表的国家。 而中国军队虽然表面上归属于朝廷,但实际上要么听命于李鸿章,要么听命于湘军大佬,没人听从皇上的命令,还是个前现代国家。 所以到底是信朱熹的理论,还是信王阳明的学说,到了这个时候,那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那“心学”既然这么牛逼,为什么日本还是走上了邪路,最终失败了呢? 这正应了一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心学”既然能帮助日本形成民族主义,那也就会催化出极端民族主义,最后变成彻底的民粹主义。 而民粹主义必然会结出军国主义这个恶果。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日本儒学的演化,以及最后为什么,会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其实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它也发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比如财政窘迫,武士阶层的安置问题,废藩置县后的权利争夺等等,一样是一地鸡毛。 相比于这些问题,日本政府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随着西方思想的不断涌入,让日本很多人成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铁粉,这帮人叫嚷着要再次维新,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彻底的民权社会。 这种思潮就动摇了明治政府的合法性,因为日本政府,是一个按照儒家理论建立的皇权体制,可是在西洋派看来,这一切就是反动和保守。 那建制派该怎么办呢? 日本此时正在开展普及教育,所以争夺下一代就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建制派的第一招是给对方扣帽子,把对方打成反贼。 1879年,由老儒元田永孚撰写,以天皇名义发布的《教学大旨》里,说这些人是:“身为日本之籍,其心欲化异邦之俗,实为国家盗贼。” 一句话,想搞西化的人,都是一群吃里爬外的家伙。 可是光骂是没有用的,必须给个解释吧? 于是他们想出了“天赋国权,国赋民权”的这么一个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基础,是“日本精神,是由神儒佛三道组成。” 天皇是日照大神,儒家是尊皇敬神的,所以你要爱日本,就必须要爱天皇。 但是此时的日本已经接受了西方思想,特别是对现代的科学技术非常着迷,你再拿神神鬼鬼来说事,明显没法以理服人。 所以日本的儒家理论,就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必须马上再次进行现代化升级。 1890年,日本天皇又下了一道《教育敕令》,虽然这道圣旨,依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但他们接下来找了一个牛人,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井上哲次郎,让他来找找理论依据。 于是他就奉教育部之命,在1891年,写了一篇名叫《衍义叙》的文章,强调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必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是人民要有道德,一个就是爱国主义,有了这两条,日本就会变强大,这是西方所有强国都走过的路。 那人民怎么样才算有道德呢? 那就要遵守“孝悌忠信”的儒家原则,这样国家才能像一个家那样团结起来,而天皇做为一家之长,那自然就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这套说法,借用了以往西方国家强大的客观逻辑,来解释天皇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明显比把天皇当作神仙高明了很多,所以明治天皇看了后大喜,立刻命令刊行全国。 但这并没有完全平息国内的质疑,真正让天皇制站稳脚跟的,是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大获全胜,这让井上哲次郎的理论,变得似乎无懈可击。 1905年,日本又打败了俄国,进一步强化了,以日本现代儒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皇权体制。 但日本的儒学刚过了一个坎,接下来又遇到了一个坡,主义马克思这时也被传入了日本,共产主义思想又开始在日本新生的工人阶级中蔓延。 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双重挑战,1912年,井上哲次郎再次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对儒家理论进行了又一次升级。 他撰写了《国民道德概论》,被日本政府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 这套最新的儒家理论,强调日本人应该具备四种美德: 一是日本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 二是儒家修养,也就是尊重传统文化。 三是佛教精神,强调个人的隐忍。 四是西洋文化,要积极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 接下来,他又为日本的国家政治伦理,制定了七个基本原则: 一是国体和政体分离,天皇制是日本的价值取向,政府是具体的施政单位,政府可以更替,但是天皇制不能动摇。 二是忠君与爱国必须一致,爱国就必须尊重天皇制度。 三是弘扬祖先崇拜,这是爱国主义能够传承的根源。 四是承认个人从属于家族制度,是合理和优越的,这是社会互相扶助的根基。 五是尊重皇室先于国民存在的伦理,这是国家的精神纽带。 六是尊重君臣的名义之分,这是政府能够顺利实施领导的依据。 七是日本国民要尽量地保持一致性,这是日本团结和稳定的根源。 井上哲次郎制定的这些原则,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日本社会。 比如日本企业普遍实施的终身制,就是来自于第四条,个人应该服从家族制度,家族反过来也要照顾个人,而企业在这里,就扮演了家族的角色。 又比如日本人千篇一律,不爱出头,特别喜欢随大流的文化,就是第七条的要求。 看到这里,也许我们会产生一点点疑惑,日本人做的事虽然有点刻板,但好像也没有多大的毛病呀,那他们怎么会走上了邪路呢? 看表面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深究其本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新儒家思想,在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对抗的过程中,它并不是靠理论和逻辑压倒了对方,而是靠日本历次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来反证它的合理性。 正是因为日本历次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日本新儒家思想的合理性,让天皇制具备了合法性,反过来,它自然而然地,也会为战争这个目标而服务。 所以我们再仔细地看一下,上面的所有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它背后隐藏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日本人,都能变成下一场战争的合格战士。 这就违背了儒家最根本的目的,以仁义治天下,而变得像商鞅和李斯搞的,儒家极端修正主义——法家的政治原则,只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而已。 因此这就导致了日本的新儒家学说,出现了一个致命的软肋,它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它不是一种普世价值,不能放之四海皆准。 因此当日本要参加全球竞争的时候,它的形象,就变成了一个只有武力,没有思想,面目狰狞的变态狂魔。 再加上日本人,又都是王阳明“心学”的铁粉,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圣贤”,别人都是狗屁,动不动就要“舍生取义”,这就让日本的政治生态,特别容易走向极端民粹化。 我们看看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展过程,就很容易体会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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