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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牛金元 李宗印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泌阳县官府腐败，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聚众造反，其中李文胥最为猖狂。据《泌阳县志》记载：李文胥（1910—1937），男，汉族，泌阳县杨集乡薄地庄农民。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老鸹山聚众拉杆起事，这支土匪队伍迅速发展到8000多人，是泌阳境内最大的杆匪，名声大震。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在南阳、泌阳国民党保安民团的重兵追击下，李文胥于塔山突围中阵亡。当局割取其首级，悬于泌阳县东城门，示众达半月之久。
为了解李文胥其人其事，去年夏天我们驱车去到杨集乡汪庄村委薄地庄自然村，找到了李文胥的亲小侄李金有。他介绍说：我爷爷名叫李国亮，满清光绪年间出生，活到96岁时在家病故的。他生有5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李文胥，庄上人喊他“翻套马”，他是我的亲大伯。二伯、四伯的名子记不清了。他的三儿子叫李顺祥，我喊三伯。大伯李文胥拉杆起事后，三伯跟随大伯担任传达兵。大伯塔山遇难后，三伯恐怕受到追杀，偷偷逃到信阳投奔了国民党张轸部队。该部队反蒋起义投共后，他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渡江作战，还参与了解放南京的战斗，后转业返乡，1954年在家病故。爷爷最小的儿子名叫李顺卿，是我的生身父亲。这些家世都是父亲生前告诉我的。关于“翻套马”李文胥在老鸹山三人小聚义密谋造反的史料，是王道巨亲口所讲。王道巨是泌阳县杨家集乡黑刘岗村人，他是一名乡村中医生，在杨集街开药铺。黑刘岗与薄地庄是两个邻村，地头搭地头，近在咫尺。
他在小时候常听爷爷王明勋讲述李文胥当“趟将头”的故事。说在有一天，李文胥的父亲李国亮正在山坡上犁地，突然走过来一位“算命”先生，对李国亮说：薄地庄地面邪，天上的扫帚星罩着了您家老祖坟，您家将来必出一个“败家仔”，或者“大趟将”。李国亮忠厚老实，目不识丁，半信半疑，低头不语。三年后，他与童养媳结婚，生下大儿子，取名李文胥。父亲为了让他光宗耀祖，送他读私塾，但他不服老师管教，不爱学习，还调皮捣蛋，老师让他背“人之初，性本善”，他却背“人自出，都捣蛋”，让他读“赵钱孙李，周吴郑杨”，他则念成“找前孙哩，沟里扬场”。他爱好打架，老师打板子把他的手面都打肿了，他仍不改，老师罚他跪地，他就是不跪，还与老师对打。无耐，父亲就让他弃学放牛，他很乐意，上山砍柴、割草、拾粪等，所有农活他都干得很好。父亲讽刺说：“你生成的挠粪鸡子，啥时候都上不去客房台!”儿子回答说：“我不是挠粪鸡子，我长大当匹'翻套马’，看了不顺眼就翻个底朝天！”他长大后个头不高，但力气过人，在山间担柴行走，快步如飞，如履平地，用小石块打飞鸟，百发百中。他为人正直，讲诚信，重义气，爱打不平，为朋友敢作敢为，能两肋插刀。因此，在附近结交了不少好朋友，比如张铺村刘殿青、任庄村张永奇、龙泉村张纪增等人。程庄村刘春芝小时候常听爷爷讲述“翻套马”李文胥的故事，说在老鸹山下的高楼村与木棣山前的薄地庄村，中间隔着泌阳至许昌的土公路。那时候，高楼村开放，薄地庄村保守，高楼村起戏办庙会，不喜欢薄地庄村人赶会，两个村成为“什么村”，世代不和。当时，薄地庄村以李文胥为首，组织十多个浪荡年轻人站到高楼西岗上敲着大锅拍，大喊道：“薄地庄人敲锅拍，高楼人死一百！”高楼村也有许多年轻人回应，村里高大少爷带头敲着大破锣，高声应道：“薄地庄，土地薄，穷光蛋，都死绝！”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泌阳县先旱后涝，薄地庄土地瘠薄，更是颗粒不收，加之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什么壮丁税、牛驴税、锅台税、光棍汉税等，使村民苦不堪言，纷纷外出讨饭。李文胥不甘心讨饭，就与附近刘殿青、张永奇等农村朋友去周边地主老财家中“吃大户”。有一天，他们去到高楼村吃了高大少爷一家的“大户”之后，齐聚到村北边老鸹山祖师庙中商议下步行动。李文胥说，现在世道变乱了，我这个“翻套马”也到了该翻套的时候了，立下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咱仨也拉杆子“当趟将”吧！三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决定就在当天晚上动手。于是，李文胥、刘殿青、张永奇他们三人趁深更半夜各怀揣杀猪刀，蒙面闯入高楼村高大少爷家中，将一个不懂事的小男孩劫持走当“肉票”，索要300块“袁大头”（即银元），传言要在三天之内交款“续人”，逾期“撕票”（即杀头）。高家大少爷担心小儿子生命，第二天就凑齐300块现大洋，把小儿子“续”回来了。李文胥用这笔款购置了一把“洋榷”和一支汉阳造步枪，初步有了打家劫舍的武器。之后，高楼村高大少爷为了报仇，投奔了国民党的正规军，后来他混上了团级参谋长的大官。几年后的一日，他请求上峰批准，带领一个排的兵力，跃武扬威，回乡找李文胥、刘殿青等人报仇。此时，李文胥的杆匪团队已被“剿灭”，李文胥和刘殿青等头目也已尸首分离了，高大少爷为了解恨，去到李文胥家抄家，临走时把他家的几间破草房也点烧了。杨家集乡已退休的老公社书记禹殿明，是当地的“文化通”，对匪首李文胥的团队有所了解。他说，木棣山西侧的大闫庄村闫天增，绰号“土光棍”，能掐会算，文武双全，神通广大，黑红两道都有他的人脉关系。谁若得罪了他，能杀人不见血，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官府豪绅和地主老财对他敬畏三分，普通老百姓更不敢惹他。为了解闫庄村“土光棍”闫天增为救官庄街“德生和”李家千金小姐，被迫跟随李文胥当“趟将”的故事，禹殿明帮助我们找到龙泉村与闫天增家有偏亲的张家彦（其祖父张纪增与闫天增系姑舅老表关系）。经过访谈，弄清了闫天增被“逼上梁山”当“军师”的来龙去脉。
当时，李文胥一伙人以对高楼村高家同样的方式去官庄街“德生和”索要五百块大洋，扬言三天之内不交钱就绑架李家“小千金”。那时候，官庄街“德生和”李家在官庄一带财大气粗，号称“四疯子”的李家大掌柜根本不把李文胥这一群小杆匪放在眼里。他立马坐轿车去到闫庄村，找到“土光棍”闫天增商量对策。闫天增年轻气盛，答复说：“四大掌柜的，你别害怕，你家小姐的事就是我闫天增的事，到时候你看我亲手把这几个小毛贼宰了！”“李四疯子”依计而行，等到第三天头上，“德生和”李家没有动静去按时交款，李文胥就派张永奇带领几名小兄弟去抢李家千金小姐。当几名小匪徒闯入李家深宅大院寻找小姐的“绣房”时，闫天增从“绣房”中破门闪出，大喝一声：“我便是！”逐掏出短枪，“咔嚓”一声，将子弹推上膛，吓得众匪徒屁滚尿流，往外逃窜，“砰”“砰”两枪，放倒了两个。说时迟，那时快，张永奇急不择路，快步流星跑到街外边一块红薯地里逃命，被地里红薯秧绊着脚，跌倒在地。闫天增追到跟前，又一枪结束了张永奇的生命。几个小弟兄被杀后，血气方刚的李文胥火冒三丈，传言要血洗大闫庄，为弟兄们报仇。此时，闫天增想到：李文胥人多势众，又是亡命之徒，眼下自己人少，光棍不吃眼前亏，若是硬碰，等于以卵击石。想到这里，就去到龙泉村找老表张纪增商量办法。张纪增也是“黑红绞子”，在当地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也算德高望重。张纪增对闫天增说，现在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黑暗，土匪横行，此时若与李文胥硬拼，等于是死路一条，倒不如将计就计，就此投靠李文胥，或许能寻求一条生路。“土光棍”闫天增感到事已至此，走投无路，只好“逼上梁山”了。张纪增立即与李文胥沟通，从中劝和。李文胥乃江湖好汉，也重义气，就决定以德报怨，冰释前嫌。张纪增趁热打铁，马上设宴席招待他俩。在宴席上，李闫二人相互敬酒，谈古论今，共叙友情，同为君子，言归于好。经张纪增从中搓合，李文胥当场就与闫天增结成“金兰”兄弟，同喝血酒，焚香跪拜，化干戈为玉帛，一笑泯恩仇。从此，李为兄，闫为弟，二人亲如手足，并肩战斗。李文胥自称“大驾杆的”，俗称“大当家的”，封二弟闫天增为“军师”，当杆上“二当家的”，让其大显身手，行使打仗指挥大权，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方保安民团坐卧不安。曾在官庄乡冯楼村驻村的官庄乡退休老干部汤金泉对闫天增的家世也很了解。他说，闫天增只生有一个儿子，取名闫应修，闫应修是个“暮生”，还没有生下来，闫天增就战死塔山了。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里，汤金泉带领我们驱车去到官庄镇冯楼村委大闫庄，访问了闫应修的儿子闫学会。他说，爷爷闫天增被迫当“趟将”临走时，与奶奶二人抱头痛哭。爷爷说：“我这一趟恐怕就没有退路了，可能咱这个家也回不来了，待孩子生下来后，你一定把他抚养成人！”从此，爷爷踏上“不归路”，奶奶至老再也没有机会能与爷爷见上一面。爷爷尸骨分离，不知何处，奶奶死后无法合葬，至今留下孤零零的坟头，每年过节时，我全家人都去坟头上烧纸扫祭。东至张铺，西至下湾，南至城北沙子岗，北至大闫庄，都属于李文胥的保护区，他提出“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准杆上人们在保护区内随意进村打扰祸害老百姓。谁若违反了这个“道规”，轻者割耳朵，重者断筋骨。他的属下有个“惯贼”，还是个“大烟鬼”，入杆后，不思悔改，旧病复发。有一日烟瘾发作后，就怀揣大刀，摸到保护区蒲山街村一个财主家索取“大烟土”，临别时还把财主家的“小娘子”强奸了。“翻套马”李文胥得知后，恼羞成怒，立即令打手将“大烟鬼”的耳朵割掉一只，送到那个财主家“谢罪”，换取了受害者对他的信任和谅解。
官庄乡退休老所长汤金泉向笔者讲述“杆首”李文胥枪杀“烟枪”师傅匪首李文胥虽是一介武夫，但也粗中有细，对杆上纪律严加管理。他对杆众团队提出“缴获钱财按人枪二八分配”，让持枪者得大头；“弄来的钱财一律入账，防止私自装腰包”等“道规”，制约土匪们的行动。官庄乡汤庄村汤金福说，俺村汤书成是个文化人，“穷秀才”，教过私塾，双手会写梅花篆书，但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因交不起苛捐杂税，被迫投靠李文胥，当上文书后，负责起草保管重要文书和财物记账，颇受李文胥的重用。李文胥缺少一个管理“烟葫芦”的人物，汤书成就“举贤”不避亲，推荐自己的姐夫钱勤虎充当“烟枪师傅”，专为李文胥“吸大烟”服务，因为侍候周全，也取得了李文胥的信用。但钱勤虎的手脚不太干净，有一次偷拿了烟葫芦中的“大烟”，被卫兵发现告知李文胥后，他立即勃然大怒，命令卫兵将钱勤虎五花大绑，准备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此时，文书汤书成马上跑去说情，恳求网开一面。李文胥气愤地说：“家有家法，道有道规，我今天绝不会饶恕这小子，你再为他求情，老子我现在连你这小舅子也捎带上！”遂掏出手枪
，“砰”的一声枪响，将钱勤虎当场击毙。顿时，汤书成吓得魂不附体，跪地连喊：“李大当家的饶命！”在场的随从们也一齐跪下，为小文书说情，才饶恕了汤书成大难不死。出生在原陈庄乡七里岗村的乡农技站退休农艺师、共产党员董国安，他的父亲名叫董凤祥，中共地下党员、革命烈士，是活捉杨大队长的知情人。董国安在小时候经常听父亲叙述“杆首”李文胥为救生父，在九门岗设计活捉国民党保安团杨大队长换回“人质”的营救经过。他讲述说，当时国民党马谷田区伪区长白相臣，有权有势，抱着唐桐泌三县“剿匪”总司令张虎臣的粗腿，横行暴敛，欺压百姓，还自恃马谷田围寨有保安中队守卫，根本不把李文胥一伙放在眼中，扬言：“李文胥这帮小毛贼若敢骚扰马谷田，定让他成为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为了打击白区长的嚣张气焰，李文胥亲自挂帅出征，与“军师”闫天增、“三驾”刘殿青各带一连人马，夜袭马谷田围寨，一举端掉了区公所，缴获长短枪二十几只。白区长吓得屁滚尿流，连夜跑到泌阳县城向国民党伪县政府状告李文胥。伪县长蔡景琳惊恐万状，坐卧不安，生怕李文胥继续同官府对抗，会丢掉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指令县警察局先把李文胥的父亲李国亮抓来投入大牢，当“人质”，诱骗李文胥投降，还立即电报国民党南阳伪行署专员朱玖莹，请求派兵前来泌阳协助“剿匪”和“清乡”。很快地，南阳宛属十三县“剿匪”总司令别廷芳指派宛西团队杨大队长带领几百名保安团首先进驻泌阳县“剿匪”。为迅速救出大牢中的父亲，怎么办？李文胥正在一愁莫展之际，“军师”闫天增通过内线探知城西南九门岗村一个李家子弟官至“国军”旅长，又与杨大队长两家有点旧交，有过交往，杨大队长准备乘此机会再次巴结李家，捎口信将于某日去九门岗李家“探亲”。“军师”闫天增得知这一信息后，如获至宝，他猛然想起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项羽鸿沟议和，救回“人质”生父的历史典故，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对李文胥说：“有了，这次行动听我安排，请大当家的放心吧！”
革命烈士子弟董国安向笔者讲述李文胥与“军师”闫天增在九门岗捉“人质”救父亲的故事某日，李文胥与“军事”闫天增、三弟刘殿青各带精干杆匪80多人，携带长短兵器，分别埋伏在从县城去盘古山西麓九门岗一带的沟沟壑壑之中，准备智擒杨大队长。上午九点许，杨大队长备上礼品，骑着高头大马，后边跟着一个班的持枪警卫，大摇大摆地进入伏击圈之内。李文胥一声枪响，埋伏路边两旁的杆匪们似猛虎下山一样，高喊：“缴枪不杀！”杨大队长还没有弄清是咋回事时，所带的八名贴身护兵就首先缴枪投降了。李文胥一伙遂将杨大队长拉下马来，对其绳捆锁绑，嘴上塞满棉花，拉到盘古山深处的一个山洞中关押起来。随后写上纸条，通过线人传话，限令在两天之内，将李文胥的父亲释放出来交换“人质”，否则，杀掉“撕票”。伪县长闻讯后，吓得浑身出冷汗，生怕李文胥随时会弄死杨大队长，自己不好向别司令交差。于是，立马将李国亮从死囚大牢中放了出来。李文胥当即也把杨大队长带到指定地点，双方顺利交换了“人质”。李文胥堪称孝子，他为确保父亲的人身安全，自此，自己的团队趟到哪里，就把父亲带到哪里，使父亲成为名符其实的“随杆”家属。其间，父亲一直跟随李文胥东闯西荡，饱尝了颠簸游离之苦。由于李国亮是个老实农民，几年来在杆上也没有啥恶迹。所以，李文胥失败后，国民党县政府也没有株连加害于他，让他回薄地庄继续种地，最后在家里寿终正寝。泌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冯建海在《文化泌阳》栏目中著文称：明朝正德年间，老下冯一世祖冯海携家眷复迁至羊册老下冯。民国年间，老下冯已发展为近千人的山镇，期间，商贸发达，建有日用商行、戏园、牲畜交易市场、山货、布匹、铁器等日用品，十分繁盛。数百年来，冯氏后裔在这里繁衍生息，历史人文非常浓厚。红枪会“抵御杆匪李文胥”的传奇佳话在当地民间家喻户晓，老少皆知。民国25年（1936年）夏天的一日下午，下冯村族人派出“探子”飞马来报，杆匪李文胥的某部百余匪众人马，全副武装，携带精良武器装备，从羊册自西往东，浩浩荡荡而来，傍晚将在下冯村北五华里外的黄太店村安营扎寨。由于他们早有耳闻下冯寨有一帮“刀枪不入”、“喝法”、“唱符”的红枪会守寨，在方圆十几里非常闻名，甚是敬畏。于是，就派人捎来“片子”（书信），说只是“借道”而过，并不侵犯。下冯族人和红枪会知道匪众势力强大，武器精良，并配有花眼手提快枪。恐怕有诈，不同意“让道”，决定以弱胜强，与匪众一搏。第二天一大早，土匪得到下冯寨红枪会欲来黄太店攻袭的消息，非常震惊，立即将全部人马转移至冯寨山西北长虫山山顶，临时修筑工事，等待下冯村红枪会来攻。正在屋内排刀“喝法”（唱符、练功）的红枪会师傅（聘请的武师，东北人）一听说土匪已“压顶”（占据了山顶）长虫山，立即吹起集合号，召集红枪会会员们在村东北角打麦场上集合攻山。红枪会“会首”一声令下，数门土炮被用香火点发，一齐向山巅射发，顿时硝烟弥漫。接着，红枪会师傅口念咒语，带领队员们个个袒胸露乳，红巾裹首，腰勒战带，襟飘带舞，猛虎般跃地而起，赤膊振臂，手握刀枪，喊杀震天，奋勇杀向山顶敌阵。山顶上的土匪小头目下令向山下射击。突然间，一颗又一颗子弹向山下飞射，形成枪林弹雨，冲在最前面的红枪会师傅被一颗子弹穿透肋部，顿时鲜血如注。红枪队员们最忌见“红”，见此情景，惊愕失色。“会首”感到出师不利，急忙下令收兵，边打边撤，往村中急退。红枪会吹号手高呼战斗失利，急告乡亲们马上转移。土匪本是凶神恶煞，看到红枪会撤回，更是穷追不舍。当他们一鼓作气，攻开东寨门后，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见牲畜就抢，见房屋就烧，点燃起无数扫帚、笤帚，凡是能引燃的房舍、柴草，都无一幸免。霎时，山村上空，烈焰四起。慨叹百年古寨，数百间民房被焚烧殆尽，成为一片废墟，村民们来不及转移的牲畜、粮食、衣物等，均被抢劫一空，其状惨烈，令人不忍目睹……“李文胥驾杆当'趟将头’，实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他自幼出身贫苦，对官府和地主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阶级本质是好的，流寇行为是可以改造的。经过共产党人的教育，他一度有改邪归正的愿望，同情我党，同情抗日。但因为走上了邪路，一时匪性难除，在“投共”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被国民党民团除掉。民间关于王老汉劝说李文胥参加抗日游击队的传说，经过调查考证，我们认为是事出有因，有据可查，有待研究厘清的！”上述这段谈话，就是中共泌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樊玉才亲口所讲。中共泌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郭晓勇也在《泌阳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贡献》一文中写道：1934年1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途径泌阳时，由中共泌阳县地下党组织安排十几名党员担任向导，向沿途村寨送信，筹集粮草等，行至贾楼以北的路线，由曾照义等中共地下党员带路，并伴随保障供应，确保红二十五军安全出境。
曾沟行政村曾宪荣（86岁）向笔者讲述伯父曾照义（地下党员）为红25军北上抗日“送信让道”的经过贾楼乡曾沟村外口组农民曾宪荣，今年86岁了，他说：泌阳党史中记载因公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曾照义是我的亲大伯。1934年冬天，中国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经过泌阳时，伯父曾照义当时在曾沟村当中医，开中药店，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他负责与杆匪李文胥联系，保证给红军“让道”。因为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通过泌阳东部、北部山区的路线，正是李文胥杆匪盘踞的主要地盘，若不事先联系好，李文胥不会主动让出道路，双方擦枪走火是极有可能的。当时，我伯父与杆首李文胥的二把手、“军师”闫天增有点交情，是伯父携带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印发的“北上抗日宣言”和部队首长写给李文胥的“条子”，（即信件），通过“军师”闫天增送给李文胥，讲明红军是正义之师，是革命队伍，是北上抗日的。此次只是借路而行，保证对贵地秋毫无犯，绝不打扰。李文胥、闫天增等几位杆匪头目见信件后，深明大义，仔细思考，从中受到了教育，明白了道理，他们当场保证给红军面子，主动让出通道，还提出送给红二十五军15只山羊，15斗小麦，用以慰问红军。因此，红二十五军长征路过泌阳东部和北部山区李文胥的地盘时，呈现出一片和谐，李文胥的团队主动让道，一枪未发，使红军安全过境。杨家集乡沔阳郭村桃园组村民王元杰，高中毕业，《桃园红色村史馆》撰稿人。《中国共产党河南省泌阳县组织史》中记载，“中共桃园支部，始建于1932年2月，党支部书记叫王鼎三”。王元杰说，王鼎三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他为掩护革命工作，受上级党组织指派，打入敌伪内部，担任国民党泌阳县双庙区杨集伪联保处主任。李文胥拉杆起事后，他表面上支持国民党“剿匪”，暗地里却与李文胥保持接触，不明真相的人误认为他是“黑红绞”。红二十五军长征过泌阳之后，李文胥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支持抗日。时任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王老汉（即王国华）审时度势，趁机通过我父亲王鼎三几次去做李文胥的思想转化工作。王老汉对李文胥诚恳地讲：“一个'穷’字掰不开，天下穷人一家人，你不穷，就不会拉杆当'趟将’，我不穷，也不会掂自己的人头随'共产’。可是，我们共产党人走的是光明正道，是为天下所有穷人打天下，而你走的是歪门邪道，是为自己谋利益。你如果执迷不悟，危害社会，危害老百姓，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没有人去搭救你。你只有带领队伍，跟随共产党，参加抗日，赶走日本鬼子，打倒国民党蒋匪帮，才能洗刷过去，重新做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王老汉的耐心教育下，李文胥开始醒悟了，表示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红军改编，弃暗投明，跟随共产党闹革命。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就因为收编后的职位问题，使这个“翻套马”又翻了套，双方谈判暂时没有成功。按照当时我党收编土匪的惯例，只有像收编安段二团一样，给李文胥安排成抗日队伍的一名营长。但是李文胥官瘾很大，声称“自己拥有八千人马，收编后起码得给个旅长干干！”王老汉诙谐地回答：“前头有车，后头有辙，咱们共产党在泌阳县只有一个豫南抗日独立团，我才兼了个团政委，你要的官比我的官大的多，这事必须请求上级批准才能答复你，今后咱们之间好事多磨吧！”
杨家集乡沔阳郭村桃园北组组长、共产党员王元须对笔者说：我的堂伯王鼎三充当“三开”人物“黑红绞”是适应革命形势复杂多变的必要。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县城上师范时带头参加“学潮”运动，受到国民党的追查，后又辍学回乡建立了我县农村较早的中共桃园村支部，并发展党员，担任党支部书记
。他受中共地下党安排，打入国民党伪政权，担任泌阳县双庙区杨集联保处主任后，在国民党、土豪劣绅和土匪面前左右逢源，都能“吃得开”。当地有这样的顺口溜：“见官不见官，先见三鼎三”！啥事只要他出面协调，就能把事情摆平。俺桃园村农民自卫队队长徐老七，涉嫌“通匪”被抓进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局死牢。经他出面协调，并向国民党县政府保释，才将徐老七从死牢中救了出来。俺村老年人都知道，当年李文胥准备投奔共产党，就是王鼎三伯穿针引线的结果，在一个秘密地点，王老汉（即王国华）几次约见李文胥，经过反复劝说、教育，使李文胥深受启发，准备“投共”。在薄地庄村，李文胥的亲侄李金有则有另外一种说法，他对笔者说：“俺村老年人都知道，俺大伯（指李文胥）'投共’是真的，王老汉已经给他发了党员证件，他若不是在塔山战死，恐怕他早就是共产党的一员，带领自己的团队，跟随共产党打天下了！”他说的这件事是否属实、准确，有待考证。泌阳县地方志办公室退休老编辑宋书秀参与了对李文胥的考察，他说：“塔山在白云山西北角，位于板桥、付庄两个乡（镇）的结合部，我的老家宋河村离塔山只有十几里地，山高路滑，塔山下边有一山寨，名曰宋平寨。当地人传言，塔山原称塌山，为不祥之地。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的一股小部队受到南阳总兵左良玉的追杀，就是逃到宋平寨准备进入塔山时全军覆没的，当年李文胥的团队残匪也是在这里被国民党的保安团击败的。付庄乡竹林村年近九旬的牛书德老人的父亲牛德青，当年亲自耳闻目睹了李文胥塔山战败被害的经过。牛书德说，民国二十六年冬天，我父亲正撵着一群山羊在塔山下边的宋平寨上放牧。突然看到有二十多个人窜到宋平寨，都带有武器，精神很疲惫，像是打了败仗的模样，父亲担惊受怕，慌忙把羊群往山下赶。还没有回到家中，就看到国民党的一支民团蜂拥而至，从四面八方将小山寨包围起来，枪声不断，双方对打了一阵子，随后枪声逐渐停顿下来。后来听说，逃到山寨上的二十几个人全是李文胥的贴心家将，战至弹尽粮绝，宁死不屈，无人投降。最后，李文胥已成“光杆司令”，阵地上仅剩下他和“压寨夫人”。这时，他本来有时间可以骑马逃跑，但他为保护心爱的“小美人”，失去了逃亡的宝贵时间，当李文胥坚持抱美人上马逃命时，贻误了战机，被国民党保安团的一名枪手开枪将李文胥打死，将其头颅割掉，向上峰献头邀功请赏。后来，听说他的“压寨夫人”也被保安团中的一个大头目抢走霸占为妻了。
杨集乡钱庄村已故老中医钱广运过去曾对笔者说过，李文胥的“压寨夫人”钱德梅也是钱庄人，是他近门族家小姑，她族小姑有两个亲哥哥，大哥钱德同，二哥钱德全，钱德同的儿子叫钱广记，娶妻侯桂兰。有人传言钱德梅是被土匪李文胥抢走作为他的“压寨夫人”的，完全与事实不符，因为那时李文胥已成“大驾杆”的，办事总会讲点面子，在保护区之内不会随意抢人的，况且，钱庄离薄地庄只有6里地，李文胥又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规。钱德梅姑姑年轻貌美，是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村花”。她长到18岁那年，李文胥已有名气，看中她之后，就经过明媒正娶，堂堂正正地娶她做了“压寨夫人”。迎娶那天，李文胥身着礼服，骑着高头大马，后边跟着“八抬大轿”，并在薄地庄大摆宴席，附近十几个村的达官显贵和地主老财都去祝贺送礼，十分风光。
钱德梅的娘家小侄儿媳妇侯桂兰说：俺丈夫名叫钱广记，俺公婆是德梅姑的嫂子，公婆在世时说过李文胥爱情专注，婚后与我姑钱德梅的感情很好。在塔山之战中，李文胥为了保护姑姑，临危之际，他仍然苦劝姑姑上马逃命，因为那时姑姑已怀身孕，又是三寸小脚，行走不动，怕逃亡途中连累丈夫，姑姑不从。李文胥说：“要死咱俩一块死，我不能在战场上丢下你！”李文胥武艺高，会打仗，此时骑上战马逃命是没有啥问题的。可是他为了救我姑姑，最后把自己的命也搭上了。李文胥阵亡后，追杀李文胥的南阳保安团黄团长看到我德梅姑十分漂亮，就产生爱慕之心，不忍心下毒手，令军士把她背到军营中保护起来，并甜言密语，软缠硬磨，欲娶她为军中“小妾”。姑姑开始不允，但念其自己身怀李文胥的“后代”，也就只好同意了。待李文胥的孩子生下来后，姑姑又为黄团长生下了一个女儿。解放初，黄团长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德梅小姑随之投井而死。待小姑的儿子长到12岁时，曾一路讨饭打听，从南阳来到泌阳钱庄“认舅”。只因当时生活紧张，俺家养活不起他，在钱庄俺家暂住了两个月后，便打发他回南阳老家了，他回家之后的详细情况至今不得而知。
泌阳县史志办退休老编辑韩保顶携妻子苏长芝向笔者讲述李文胥“驾杆”背景泌阳县史志办退休老编辑，92岁高龄的韩保顶对李文胥的失败，有这样的讲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泌阳县自然灾害频繁，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老百姓苦不堪言，他们为了活下来，纷纷铤而走险，聚众造反。但皆因为没有政治主张，成不了气候，都称不上是什么乱世英雄。当时泌阳境内的大小杆匪有百股之多，杆匪队伍中多数是逼上梁山的穷苦老百姓，也有一些地痞流氓和社会上的人渣加入。李文胥对外一时号称拥有8000多人马，实际上队伍成份很复杂，有钢枪会打仗者不到1000人。队伍中，以枪支论资排辈，持枪者统治无枪者，这些无枪者跟着杆上当车夫、马夫、伙夫、驮运工，身扛肩挑干重活，跟着混吃喝，喝鸡汤，吃剩饭。白云山龙潭寺有个老和尚入杆后，仍然“吃斋”，不吃肉食，行军时将自己的做饭小锅和抢来的米面驮在驴背上。这些跟着“吃二馍”的下等人，比持枪者低人一等，别人大盘吃肉，大碗喝酒，他们皆不能享用。因此说，这支杆匪与其他杆匪一样，属于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遇上强敌，一触即溃。泌阳县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孙群堂生前也曾讲过，当时，泌阳县推广南阳宛西“清乡”经验，南阳十三县“剿匪”保安团总司令别廷芳坐镇泌阳，直接指挥，建立地方武装，实行保甲联防，县有保安团，区乡保设立保安队，并发放枪支，乡村皆兵。他们遵照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训令，各区乡保清剿土匪分配指标，每个保须上交两名“坏人”，统一枪毙。加之南阳各县保安团都来泌阳协助“剿匪”，使泌阳境内的大小股匪逐渐失去了生存的活动地盘。李文胥的杆众多，目标大，自然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他么受到前后夹击，围追堵截，致使这群杆匪在逃命乱窜中，死的死、伤的伤、病的病、逃的逃，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被动局面。李文胥在罗汉山的最后一战中，开始时尚有500多人，宛西各县保安团从西边猛追，东边又有泌阳民团堵截，李文胥一路上丢盔弃甲，损兵折将。最后逃到付庄乡塔山下边的宋平寨时，只剩下20多个人和十几条枪。“军师”闫天增指挥着这些残兵败将，与敌人对打了一阵，最后弹尽粮绝，他拉响手榴弹，首先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李文胥也因救美人被敌人射杀，敌人在割掉李文胥头颅的同时，也将“军师”闫天增的头颅割掉，一并带到县城“邀功”。国民党县政府将李文胥的头颅挂到东城门，将闫天增的头颅挂到西城门示众，恫吓老百姓。穷凶极恶的敌人还将他们二人的心肺剖开，拿到国民党县政府大院进行“展示”，借以复仇。仅从这点来看，李、闫两位也算绿林好汉，生前共同浴血奋战，最后同在塔山殉难，兑现了二人结拜时“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誓言。
县史志办退休老编辑宋书秀讲述对“杆首”李文胥蒙难地——塔山位置的考究意见原泌阳县档案局副局长吴山林生前写过，李文胥是在方城与泌阳两县结合部“塔山”战死的，这实属“笔误”，导致误传。事实上，泌阳县与方城县的两县结合部根本没有塔山，李文胥是在泌阳县付庄乡东边的塔山战死的。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竹林村老人牛书德曾带领我们去到李文胥遇难地点塔山实地考察。我们又专程驱车去到方城、泌阳两县交界处找到曾在社旗县下洼乡（该乡原归方城县）担任党委书记的王志道，他说：下洼北部山势连绵，是桐柏山系最西北方向的一支余脉，交界处在原方城县一侧的下洼乡境内只有大乘山，交界处在泌阳县一侧只有郭集乡罗汉山。我们又询问了当地村民王章留、陈富先、教师付振三和退休老干部孙长林等人，都说两大山之间的方城境内只有大乘山，山中有个普严寺，当地俗称北大寺，大寺附近还有霸王岭、王山、葫芦头几个小山包，两县交界处根本没有塔山。原县史志办编辑宋书秀精通历史文化，也善于考证，他曾专门对清道光8年出版的《泌阳县志》做过诠释，也证实说方城、泌阳、社旗三县交界处没有塔山，泌阳县境内只有一座山叫塔山，塔山就在他家宋河村的东南角，他从小听村里老人说过李文胥是在这里战死的。总之，经过初步考证，我们认为吴山林先生是“笔误”。当否？待进一步佐证。泌阳县电视台原总编辑闫照有在读《匪首李文胥驾杆起事始末》一文后有感而发，诗曰：少壮出身穷家，性刁乖戾，是个“翻套马”，砍头也不怕。时逢水旱蝗汤，生活无着，聚众老鸹山，造反起家。设计救人质，名声大振，拥有八千人马。落草白云山，作恶称霸，只知打打杀杀。后来匪性未除，拒受红军改编，为官职漫天要价。暴殄天物，祸害百姓，血洗冯家寨，该千刀万剐。塔山之战，穷途末路，为救美人，巢倾人垮。割人头，城门挂，开膛破肚，让官兵唾骂。（本文依据王道臣、李金有、汤金泉、宋书秀、闫照有、王志道、张家彦、禹殿明、王元须、王元杰、董国安、韩宝鼎、刘恩西、刘春芝、闫学会、曾宪荣、牛书德、钱广运、侯桂兰等人讲述整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牛金元，男，汉族，81岁，中共党员，大专文化，泌阳县官庄人，历任小学教师、校长，公社文教组专干，县委办公室秘书，县外贸局科长，县农村公路管理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注册经济师。退休后，兼任《泌阳报》编辑，泌阳县老记者协会秘书长，驻马店市政协《文史资料》撰稿员。
李宗印，男，汉族，74岁，中共党员，郑大政治系毕业，泌阳县太山庙乡人，泌阳县人民法院审判员、法庭副庭长，退休后，兼任泌阳县老记者协会记者，泌阳县政协《文史资料》撰稿员等。
沈书宇，男，汉族，70岁，中共党员，家住泌阳县盘古乡杨西庄村委四道沟小组。县人民医院原骨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退休后受聘在泌阳仲景医院供职，系文中图片供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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