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零年，我买陈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二十年后，我又买《陈垣来往书信集》的增订本（北京三联，2010）。至于为什么要一买再买这本书，我自己也给不出充分理由，只能说是一时兴趣所致。夜书房其实就是如此成长起来的：并非基于既定目标或深谋远虑，而是跟着兴趣走也跟着兴趣变。这也和媒体岗位有关：并非因我兴趣广泛才投身新闻业，而是因为从业新闻采编我不得不兴趣广泛。很多时候，我的采买书籍，正与的我采编主题有关。夜书房书籍之驳杂，正印证了媒体人视野之多变。 话虽如此说，也不能据此断定所有出没在夜书房的书籍都是随性而至，随缘而聚。有些书我还是可以牵强附会上一些理由的。比如刚提到的这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今天我就强行建起了一个“因果链条”：为什么一九九〇年、二〇一〇年我都买这本书？那是因为，又十几年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深圳收藏家王鹏二千七百八十万元一举整体拍得陈垣上款信札一批，而王鹏兄是我的朋友。 太牵强了？当然。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历史因果关系就是如此这般搭建起来的，加上我这个也不多什么。政治家们喜欢自作主张，尤其瞧不上“事前孔明”，而自己回顾历史时却喜欢当“事后诸葛亮”。许多鸡毛蒜皮的所谓“历史事件”因此就格外“亮”了起来。 王鹏拍场得意后几乎一个晚上没睡觉，因他心心念念十几年的这批珍贵手札历史文献，是他收藏近现代学人墨迹二十多年来市场仅见之体量最大，极别最高，学术文献价值最大，“涵盖了蔡元培、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沈尹默等一众学人大师，内容精彩绝伦，是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弥足珍贵”。所以得此消息后我也跟着激动，还在公号里直接叫阵： “向王鹏兄致敬！请接受发自夜书房的各种高调的羡慕、倾慕、仰慕！这批宝贝抵达寄梅堂之日，请记得叫上我参与接收、开箱、先睹为快、合影留念。这批传世文献的抵达，将是这座城市文化史上的高光时刻。”【参见 那个花三千多万元买了七百多封信的人，真是深圳的王鹏吗？】 今天王鹏一大早就打招呼了：“大侠兄早，陈垣来了，今天有没有时间来雅昌看。”还说，“第一时间只告知您一人。第一号！” 可是，今天我却因感冒而无法出现在雅昌和七百多封陈垣上款手札共处一室，只能从他发来的现场图中领略一二了。    陈寅恪也来了——  胡适之也来了——   藏园傅增湘也来了——  感冒过后，我还是得去“见证”一下，大过一下眼瘾。我尤其要看看曹聚仁先生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一日写给陈援庵先生的信到了没有。曹先生信中谈及的香港文化人写作生活，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宝贵物证。没有这些手写的记录，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相信香港曾经有过一种“爬格子人类”？ 曹聚仁先生写道： 昨天感冒加重，我发了几张图填补“公号”空白，以求“日更”之实。不少朋友留言区里劝我“身体第一，写作第二”，多吃药，多保重。读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我的感冒一下子好了。和那些香港前辈相比，还好意思《感冒……放图》？唉！不论健康能力，还是写作能力，还是功底见识，怎么相差越来越远呢？我得去王鹏那批手札宝贝里找找“救己良方”。至于“救世”，懒得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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