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泠八家”诗文探论 林乾良 西泠印社社员 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 陈 谊 复旦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 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摘要 本文用总分总结构，从分析诗文视角考察“西泠八家”之金石艺术创作中对于文学创作的兼顾，以及文学创作中如何记述篆刻活动，体现其印学思想，同时指出八家在诗文篆刻的创作上达到“印中有诗，诗中有印”的理想境界。 ✐关键词 西泠八家 篆刻 诗文 诗书画印合璧 印中有诗 诗中有印 绪论 八家名称之成立 两浙学术，发端于六朝，大显于两宋，时势使然也。而诗文之盛，代不乏人，则山川有以助之。若论篆刻艺术，则导源于元代吾衍（1268—1311，一名丘衍，字子行），至清以丁敬为宗，其弟子黄易，及私淑蒋仁、奚冈继之，遂成风气，史称“西泠四家”。清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毛西堂辑《西泠六家印谱》成，加入陈豫钟、陈鸿寿，谓之“西泠六家”。同治六年（1868），丁丙辑《西泠八家印谱》成，增入赵之琛、钱松，“西泠八家”正式确立。［1］清光绪中钱塘丁辅之集拓八家刻印及边款成《西泠八家印谱》，罗榘序曰：
论八家之形成者夥，而罗氏此文最为翔实，录此以见梗概。西泠八家，先后联翩，以篆刻艺术名于时，而诗文特为余事。虽然，亦不可轻忽视之。八家之时，文史为基础，诗文为性情，又与书画印同属游于艺者，故无不兼通。诗词歌赋与金石书画皆艺术创作之形式，在精神内涵与审美体验上有诸多共通之处，而古代艺术理论语汇使用时，亦往往将诗论语汇用于绘画书法，书画语汇也常常用于诗歌理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学艺术批评语汇，把诗论、词论、文论与书论、画论、乐论、印论等在美学层面上归拢为一套语汇体系，故对于篆刻艺术家的诗词研究，或是对于文学家的艺术作品研究，都是立体全面构建艺术家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八家诗文之总论 一时代之文学艺术创作，必然带有一时代之烙印：或因承，表象为作品与时代同频共振，为构成该时代特色中必要之色调，是谓主流；或拨反，表象为作品与同时代之特色之主动保持距离，为构成该时代特色中必要之迥异，是谓异彩。“西泠八家”之诗文书画篆刻创作，要皆能与所处时代之主流契合，篆刻艺术矗然为有清一代之巨观，而诗文创作亦能体现创作者所处时代之基本色调，与同时代诸诗文名家往来唱和，如丁敬之与厉鹗、杭世骏等成立城南吟社，钱松与释六舟、杨岘等成立解社，黄易之与阮元、翁方纲等金石考古诗词酬和，陈豫钟、陈鸿寿、奚铁生之与袁枚、陈文述等诗文渊源，并与何元锡等创立得树轩吟社，以此为媒介，广交诗友，形成活跃的文学艺术交往圈。与八家交往之诗词名家约有五人：厉鹗，清雍正乾隆时期浙派诗学词学之中心人物；杭世骏，继厉鹗以后的浙派诗人中坚；阮元，两次抚浙，建诂经精舍，对于浙江文化学术建设具有极其重要之贡献；翁方纲，经学史学大家，诗学上提出“肌理说”，主张以考订学问为作诗之根本，其有关金石书画碑帖等诗歌创作，实与八家以篆刻艺术家身份之作诗有身份转换之表征；袁枚，为八家乡人，在诗学上提出“性灵说”，主张诗歌创作是诗人天分使然，苦吟锻炼，能至自然天成之境始妙。以上五人在清代中期诗坛中或为一派之领袖，或为兼综之大家，在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上均有崇高之地位，而八家之诗学理论主张及诗文创作趣尚，亦时时受到相近之人之影响，随时表现出一种时代感和群体共性。 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指出，浙派诗风，至清中叶已经明晰：
鉴于以上特质，浙派诗人的创作基本上趋向于外在山水风景名胜的模范，与内在书画篆刻金石碑刻等艺术形式的体验相交融的共济状态，“西泠八家”所存之诗文作品，亦带有这种时代地域特征。故而，八家诗歌在题材上以写景、咏物、唱和为主，而咏物中又以名物、金石、古器为多，这种以诗词形式熔炼金石考古、书画篆刻等内容，以学问考证为内容，展现咏古格物之才情，形成“西泠八家”艺术创作的整体表象：作印人，则一代规范；作诗人，亦本色当行。 二、八家诗文之分论 “西泠八家”作为地域性艺术创作流派，共同具有浙派以山水学问为诗料、以才华性情为诗格的基本特征，此种特征体现为乡邦情结、师法继承，然艺术家创作超越规范、独具面目的基本规律，又使得八家诗词风格，在蕴含流派特征的同时，各具特色。谨分论之如下。 丁敬（1695—1765），字敬身，一字砚林，号钝丁，自称孤云石叟、龙泓山人、胜怠老人、钱塘布衣，有诗集《砚林诗集》三卷、《拾遗》一卷、《龙泓馆诗集》三卷三种存世，是南屏诗社重要社员，与厉鹗、杭世骏为亲知，另辑有《武林金石志》。何琪《砚林诗集序》云：“隐君诗不苟作，偶有所得，不自爱惜，往往友朋收拾其散佚什袭之。”按“诗不苟作”，是谓丁氏善于遣词造境，虽推敲斟酌，而无造作牵强之态。《印人传》云：“诗古文笔力超隽，迥出辈流，兼有皮陆之博奥，不袭郊岛之寒瘦，信可流传不朽矣。”“笔力超隽”是说丁诗富于才情，“迥出时流”是说丁诗不沿时人窠臼，“兼有皮（日休）陆（龟蒙）之奥博”指丁诗能以浅语出隽味，“不袭（孟）郊（贾）岛之寒瘦”是说丁诗虽语言浅近，不事雕琢，以才情富艳，故其诗蕴藉馥腴。又按“诗不苟作”在古代诗学话语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即诗人颇善于推敲苦吟，但又不见雕琢行迹，语鬯理醇。如宋包恢《答曾子华论诗》中有：“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3］梁启超《蛰庵诗存序》中评价曾习经的创作云：“平生于诗不苟作，作必备锤炼，炼辞之功什二三，炼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无复可洗伐而精若未餍。所存者则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千金也。”［4］对于丁敬之诗作，读者亦可从此而体味之。 《咏茶六首（壬午六月九日访扬州项均罗两峰二君于艮山门外之睦庵啜茶回录此请正之杭郡六十八叟丁敬记）》诗云：
《登吴山题文昌道院壁》（乙酉立夏后三日与郑生辑之汪生丽天登吴山题文昌道院壁孤云石叟丁敬身并书）诗云：
《郊游同厉樊榭杭堇浦符南竹作》诗云：
此诗用语奇崛，意象殊特。 丁敬之文不多，《西泠五布衣集·砚林集拾遗》收录文十余篇，其中《赏延素心录序》《飞鸿堂印谱跋》等皆质实有文，庄谨有道。而其印章边款中小文，信手拈来，颇有六朝小品之遗韵。 如“苔花老屋”印款云：
寥寥70余字，将苔花书屋之各种描绘清晰，如同绘画，逸笔草草，勾勒出神。而《崔子忠醉归图跋》则充满谐趣：
蒋仁（1743—1795），本名泰，字阶平。因在扬州平山堂得古铜印“蒋仁之印”，遂更名蒋仁，并号山堂，别号吉罗居士、女床山民、仁和布衣。八家中惟山堂诗文无传本，清吴颢编《国朝杭郡诗辑》录其诗一首，阮元《两浙輶轩录》六首，至同治中丁丙重订《杭郡诗辑》合两书共七首，今人朱琪撰《西泠八家研究——蒋仁》，搜集较富，据蒋印边款及同人唱和又辑五首，共计12首诗作，阮元《两浙輶轩录》中引邵志纯评山堂诗云“诗格亦清雅拔俗，而《净慈寺礼无量佛忏归途口号》尤脍炙人口”，又引郭麐语云“诗亦洒然无一俗语”，施朝干《武林人物新志》评其诗“洒然拔俗”，《光绪杭州府志拟稿》亦云其诗“清雅拔俗，咏苗刀七言古诗尤脍炙人口”。所谓拔俗者，乃着眼于蒋诗中用语奇峭，意象森然。其中《自鸣钟》《苗刀诗》两首，为时人所称，若用蒋氏“真水无香”印款中语“玉龙夭矫，危楼傲兀”八字，足以况之。限于篇幅，长诗不能全引，录其数句，尝鼎一脔云。 《自鸣钟》略云：
《苗刀诗》略云：
读此等诗，顿觉真气连绵，异峰突起，蟠曲拗折，令人神伏。 山堂文亦不存，惟据其印章边款文字，可推测其不凡的文学创作。乾隆四十九年（1784）蒋仁为胡作渠制“真水无香”印，跋云：
此跋叙述“真水无香”印之刻制过程，犹如记事珠，而尤其是对丁敬刻印之膺服摹仿，实山堂篆刻艺术之夫子自道。语言明丽晓畅，难得之佳什，足可列著作者之林。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盦，别署秋影盦主。钱塘人，监生，历官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生而颖异，公事暇辄究心诗文，长短句宗家学。亦工篆隶，生平精刻印，得秦汉之遗。又善画山水，随意皴染，人争宝之。好古金石刻，宦辙所到，嵩高岱岳，攀萝剔藓，无碑不搜。所藏唐宋旧搨汉魏诸碑双钩附跋，刊为一集，名《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又录所积碑为《小蓬莱阁碑目》藏于家。钱大昕题其《得碑图》云“平生未有和峤癖，作吏偏于孟母亲。一辆芒鞵一双眼，天将金石付斯人”，可谓实录。著有《小蓬莱阁诗》、《秋盦诗草》、《秋盦词草》、《秋盦题跋》［以上三种清宣统二年（1910）李汝谦石印本，合题《秋盦遗稿》］、《嵩洛访碑日记》、《岱岳访古日记》等。秋盦随处寻访古迹，捶碑摩崖，考古探幽，常常系之以诗，并与同时金石家翁方纲等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其诗歌之创作风格亦时受影响。其小诗则性灵天分流露，巨制则根基学问，循环往复，铺排蕴藉，得肌理说之精髓。其词虽不多作，然亦一时本色，精者足入温韦之室。 如《送郭十四南归》诗云：
《吴门夜雨》诗云：
《登封九月十三夜作》诗云：
《嵩阳旧馆图为卢雨田作》（唐卢颢然嵩山草堂有樾馆、倒景台、枕烟庭、云锦淙、期仙磴、涤烦矶、幂翠庭、洞元室、金碧潭诸胜，谢时臣手摹此图，颇得幽深之趣，今藏姚制府家。雨田以素册索画，为写此奉报。鸟倦知还，安居最乐，吾两人志也，并系以诗）云：
《铁生此画风致嫣然而骨格秀挺寄呈晴村大人必邀赏爱也谨题一绝附正》诗云：
长篇则有《杨兄鹤洲购赠元氏赞皇石刻有汉篆三公碑甚奇喜极复求沈君愚溪觅之》，诗云“最奇三公碑，琳琅汉玉筋。虫蚀二百字，瘦蛟蟠老树。疏密任意为，篆隶体兼具。或屈玉折刀，或悬针垂露。或疾若风行，或郁若云布……”，对《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之极其变化神韵皆以形象诗笔出之，令人极易掌握《三公山碑》之篆隶之间结体特性。 秋盦词之富，为八家中仅有。《秋盦词草》存词30余首，长调回环往复，曲尽铺排，短句则清喜可人，如《南歌子·题陈㦸门小照》云：
又《南歌子·题孙介圃小影》云：
此二阙同调同题，然因所咏人不同而风格迥异，性格凸显，形象具体，可谓写神之作。 奚冈（1746—1803），初名钢，字纯章，号铁生，又号萝龛，别署鹤渚生、蒙泉外史、散木居士。钱塘布衣。性旷达耿介，工绘事，山水以潇洒自得为宗，点染花卉，亦生动有致，名重四方，大隶篆刻，靡不精妙，超然绝俗如其人。生平喜剧饮，酣嬉淋漓，意气如虎。意有所不合，辄大骂，或失声哭，故人目之为狂。与二陈等曾于西湖葛林园成立“得树轩吟社”，亦一时嘉会，唱和不止。著有《冬花盦烬余稿》三卷［清嘉庆十年（1805）武林陆氏爱日轩刻本］。后人尝集其山水画题诗成《冬花庵题画绝句》一卷，收入黄宾虹、邓实所编之《美术丛书》。奚冈能诗，而又工山水画，故所作山水每题以己作。兹录数首于下：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九十七录奚氏诗四首，录之如下。 《游宝石山》诗云：
《陈春渠先生过冬花庵话旧》诗云：
《同余慈柏徐秋雪汤点山游韬光》诗云：
《湖上晚归》诗云：
奚冈亦有词，然不多见，郭麐《灵芬仙馆词话》卷七载乾隆六十年顾洛为郭麐绘《盟鸥图》，有其题词，调谱《菩萨蛮》云：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钱塘廪生。著有《明画姓氏韵编》《求是斋集》。深于小学，篆隶皆得古法，摹印尤精，与陈鸿寿齐名，时称东园二陈。与奚铁生交最洽，使气忤俗，狂饮骂座，二人亦极相似。工画兰竹。阮元抚浙时，作文庙乐器铸鎛钟，将为铭，命秋堂摹古文以勒。既成，阮元叹赏不止。秋堂诗与文，皆无专集传世，仅能自其刻印边款中略窥一二，“洗翠轩”朱文方印款曰：
“赵辑宁印”“素门”连珠印款曰：
“希濂之印”款曰：
“青门生”印款曰：
“最爱热肠人”印款曰：
“莲庄”印款曰：
“莲庄书画”印款曰：
以上数则，置于并世文人集中，毫不逊色。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又号种榆道人。钱塘人。嘉庆六年（1801）辛酉拔贡，权赣榆县事，捕盐枭，筑桥梁，清积牍。旋补溧阳县知县，邑向无育婴堂，曼生捐俸创始。以报最升扬州江防同知。在制河节署司章奏者有年，调淮安府海防同知。初以古学受知于阮云台尚书，尚书抚浙时与从弟云伯同在幕府，有二陈之称。生平于诗文隶古篆刻外，兼好六法，意兴所到，生趣盎然。山水不多着笔，翛然意远，亦工花卉兰竹。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精严古宕，人莫能及。又在宜兴，辨别砂质，创制新样，名曰曼生壶。为诗不事苦吟，自然朗畅。郭麐称其诗宗尚太白，不屑屑字句而标致自高云。曼生诗是八家中存世最多者，其诗得袁枚指授，主张“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而时见天趣”，实出自随园性灵说。创作为得树轩吟社之中坚，诗集有《种榆仙馆诗抄》，另有《桑连理馆集》，已佚。 曼生诗歌风格及艺术特征，其弟子高日浚在《种榆仙馆诗抄书后》中述之甚详，摘之如下：
《小游仙诗》十二首，颇能观其诗才意趣，如：
《访家秋堂（豫钟）问途不得》云：
《郯城道中》云：
而沈廷炤《曼生诗稿向不示人辛巳夏来吴门就医因获于案头见之为读一过奉题二律》则为曼生诗之定评：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号献父，又署退庵、宝月山人、萍寄室、退盦、退庵、梦沤亭。钱塘布衣。金石文字，出秋堂之门。阮元刊《积古斋钟鼎款识》，泰半出其手写。刻印神似曼生，集浙派之大成。兼精绘事，树石草虫，致极生动。居高士坊，晚耽禅悦，栖心内典，名其庐曰补罗迦室。屠焯题其壁云“食蜜中边自在甜，蓼辛虫苦不须嫌。眼前十笏光明地，笑把花枝信手拈”，读此可以想见其人也。著有《补罗迦室集》。《国朝杭郡诗三辑》卷三十一收有赵诗15首，兹录数首如下。 《丁酉端月偕次白老社友过孝慈庵次白用俍亭禅师夜过半亩居诗韵呈青雨上人余亦同作》云：
《登六和塔和夏九松如韵》云：
《题甘滋苍（澍）侍师承欢二图》云：
《自题画石》云：
《溪山清旷图》云：
“萍寄室”印款镌汤锡蕃为撰《萍寄室记》，末云“是记为吾友汤昼人所作，今昼人已归道山矣，甲戌夏日自制此印，并附小诗，以志知己之感”，诗云：
“补罗迦室”印款曰：
佛理入诗，圆融无碍，亦是一时作手。 钱松（1818—1860），初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古泉叟、未道士、云和山人、云居山民、铁床觉者、见闻随喜侍者、曼花盦、秦书汉画之室，晚号西郭外史。钱塘人，因居吴山铁崖，因名其居曰铁庐。善鼓琴，工山水花竹。精篆隶，尝手摹汉印二千纽，然不轻为人作印。咸丰十年（1860），杭州城陷殉国，妻沈氏、子县诸生范、子妇张氏女一同殉。其摹印极为高古，直逼汉人。盖忠义之气，蕴于中发为翰墨，嵚奇历落，出乎寻常蹊径之外，非貌似者可同日语。卒后同邑高邕于光绪三年（1877）辑其遗印成《未虚室印赏》四卷行世。尝与西湖灵芝寺释莲衣、李念孙、杨见山等创解社，习隶古。未几散，净慈寺释六舟招重聚而社友大盛，遭乱消歇。今录其诗四首，以见一斑。 《新关里访友》诗云：
《冷泉亭》诗云：
《月夜探梅》诗云：
《题画》诗云：
画家手段，述景如绘，语词清警，叔盖以气节闻，其诗亦足以多之。 三、八家诗文合论 “西泠八家”之诗文艺事交往，前期以丁敬和黄易为中心，后期以钱松为中心。《西泠印社成立启事》有云：“在昔乾嘉时，则有丁龙泓、金冬心、厉樊榭结吟社于先。钱叔盖、杨见山、范稚禾诸人立解社于后。”吟社即南屏吟社，是净慈寺僧释明中发起成立的一个诗人社团。丁敬曾为释明中刻过二印：一是“明中大恒”，款署“大恒社友和尚”；二是“两湖三竺万壑千岩”，款曰“祝大恒和尚社长之寿”，则丁氏曾为南屏吟社成员。南屏吟社中有杭世骏、厉鹗二位中坚，皆是丁敬儿女亲家。故以丁敬诗词书画印兼工之才情，必然成为吟社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位。解社也称南屏解社，其初为研习汉隶书法艺术的民间结社，清咸丰年间由西湖灵芝寺僧释莲衣召集钱叔盖、李节贻、杨见山创立的。钱松在八家中的地位直接继承丁敬、黄易，振起浙派印风。赵之琛曾说“此（指钱氏刻印）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若论八家之关系，前四家中丁为首，黄继承衣钵，蒋、奚亦曾私淑砚林。后四家中以二陈为首，林乾良《印迷藏印印话》“陈秋堂刻怀清堂印”论二陈有独到之见，略云：
陈豫钟跋陈鸿寿“问梅消息”印云：
八家之艺事交往，同时代者则师友之间酬唱步和、切磋琢磨，非同一时代者则亦步亦趋，后先继武，一以促进艺术境界提升为目标，并无文人相轻、同行相仇之陋习，实浙派郁勃振起之根由。 后四家在诗词交往中亦有诗社出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9）夏［8］，陈鸿寿、陈豫钟、奚冈同朱彭、吴嵩梁、何元锡、汤礼祥、李方湛、余锷、高树程、查揆、沈益等在西湖葛林园立“得树轩吟社”，经旬订嘉会，唱和分诗简，亦极一时之诗情豪兴。陈鸿寿有《重五日梦华招集葛林园分得水字》《得树轩赠梦华》《得树轩吟社赋得霜叶红于二月花限生字》《得树轩即事呈同座诸公》等诗，奚冈有《夏日何梦华招集得树轩同余慈柏陈秋堂曼生汤点山沈酉山分得客字》等。诗文唱和之余，尚有绘事其间，铁生绘花草各种，分赠同人。［9］ 丁敬的《论印绝句》12首，是以诗词韵文的形式对印学史、篆刻理论进行研究与描述，其中饱含着诗人个体对于印学的独特认知。在此层面，文学与艺术合一，而另一种形式的合一则是用艺术的形式表现文学的内容，如以书画印塑雕等技艺来表现诗词的情境，可以说八家在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中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也形成了一定的个性特征。《砚林集》载12首绝句如下：
此12首绝句，所涉内容极其丰富，如印学史、篆刻风格、印面章法、篆法、流派等皆有所论列，而以诗性语词出之，颇觉雅致，而无一丝考据家理论家之掉书袋与严肃面。 黄易《孙渊如观察得司马迁三字铜印题二绝句》：
则又融考据词章于一体，浑然天成。 八家刻印中之诗文，有为自作者，如黄易刻“翠玲珑”款载诗云： 三尺云根一段烟，玲珑翠影小窗前。欲临白雀馆中画，只在顽礓乱筱边。 有刻他人诗句文句者：赵之琛为沈炳刻查慎行“蔷薇一研雨催诗”；赵之琛仿汉两面印刻诗印，《西泠八家印选》卷三载“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回首旧游何在，柳烟花雾迷春”。前半出自南宋陈与义《临江仙》词，下半出自宋曾觌《朝中措》词。闵鲁孙评此印：“浑厚中自有逸气”。为汪远孙刻“一闲且向苍天借”，为宋赵希迈“满江红”词句。 赵之琛印款亦极有韵致，其为钱塘诸生金城刻“钱湖花隐”印款云：
“西泠八家”交往之主要形式乃在篆刻，刻石寄语成为同代人之间最有效之交流形式，这种形式对于篆刻风格之影响继承，具有极为重要的纽带意义。边款之中，寄寓各种心情，几乎无所不能。《西泠八家印选》附录有《西泠四家印所见录》，第一条“丁印”中有“赵贤”“端人”二印，注云：
于此可知，丁敬为赵之琛之祖赵贤刻过名印，而二陈亦为赵氏父子刻印十余方，赵与三位前辈，自然皆有世交，父祖辈为篆刻受主，其中流派传承，已然可见。 黄易为奚冈刻“振衣千仞”款曰：
黄易为奚冈刻“鹤渚生”朱文印，无款，有陈豫钟刻识语：
奚冈《得黄小松讣》诗云：
赵之琛曾为钱松刻“耐青”朱文方印。 钱松跋论“西泠六家”云：“仿汉之作，如黄秋盦之秀劲，蒋山堂之浑厚，奚蒙泉之冲淡，陈秋堂之雅逸，丁钝丁则落笔嶙峋，陈曼生则用意潇洒，各得其妙。”而韩登安先生与秦康祥先生于“西泠八家”中，共推“丁敬之拙、蒋仁之逸、黄易之超、奚冈之雅、秋堂之秀、曼生之放、次闲之能、叔盖之朴”云。［10］此类短语评价，与诗论中之《诗品》用语相类，亦可以见诗文与篆刻在艺术创作层面之合流共体。 八家篆刻创作，尤其是边款之文字，多具有文人吐属，非一般记时记事可比，长者四面满布，其字逾千；短者寥寥数语，亦极蕴藉之至，均能运用诗性语言，抒发胸怀。而八家之诗文词创作，亦往往融经铸史，咏印论印之作屡见，如丁敬有《论印绝句》12首，黄易有《孙渊如观察得司马迁三字铜印题二绝句》等，几乎达到诗文之文字创作与篆刻之视觉艺术创作并臻高峰的理想境界，因此笔者仿照苏轼评价王维之诗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拈出“诗中有印，印中有诗”一语来概括八家诗文创作与篆刻艺术创作之间的融合境界。所谓“诗中有印”即在文人最擅长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中广泛涉及印学史、篆刻史的诸多内容，诗词文赋只是形式，尤其是在诗词中运用文学理论的语词进行印学理论的描述；“印中有诗”则是说在篆刻作品中以诗句，词句，文句为创作内容，借以抒发印人之情愫，表达自己对于印学史等见解。此类篆刻作品能体现篆刻者之无限创作力，极具个性化，与诗词作品共同构筑艺术家之艺术世界。 ✐注释 ［1］余正编著：《浙派篆刻》，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25页。 ［2］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敝帚稿略》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4］载曾习经：《蛰庵诗存》，民国二十六年（1937）番禺叶氏石印本。 ［5］“似”字原漫漶不清，《西泠八家印选》丁仁按云：“绝”字下有一点，疑夺一“似”字。今据补齐。 ［6］林乾良：《印迷藏印印话》，《印迷丛书》（上），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7］［清］丁仁编：《西泠八家印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页。 ［8］参见萧建民：《陈曼生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第239页。唯系此事于“九月九日”，据陈鸿寿及奚冈诗题，当作五月初五日。 ［9］汤礼祥《何梦华招集得树轩奚铁生作画贻诸同人余后至不及陈秋堂分得水仙一幅赋谢》有“凌波仙子风神好，小笔萧疏忆白阳（注：此幅全仿白阳山人）”，［清］汤礼祥：《栖饮草堂诗抄》卷一，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10］同［6］，第37页。 本文编辑丨《西泠艺丛》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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