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两犯易县,在我们的打击下均没达到目的。 在门墩山战斗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又于十二月十六日三犯易县。 敌人这次进攻的部署是: 一路是第九十四军,由北面高碑店、涞水出动; 另一路是第五十三军和暂编第二总队,由南面保定出动,作为对九十四军的策应。 十二月十九日,敌第五十三军一三 O 师三八八团前出至后大留,三八九团进至大马房一带,第二总队两个团进占相庄、东营、道口三个紧挨在一起的村庄。 这两支部队成了敌五十三军主力伸出来的触角。 针对当面敌情,军区命令我统一指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及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八旅,迎击敌军。 我们决心以独七旅、独八旅牵制北面的敌第九十四军,并破击固城、保定间铁路,主力南向,歼灭敌三八八团和暂编第二总队的两个团。 具体的部署是: 三纵队围歼三八八团,四纵队攻歼暂编第二总队。 依照战斗部署,第三、第四纵队很快展开兵力,把两部敌人分别抓住。 敌三八八团是美械化团,为了迅速歼灭它,我们使用了第七旅、第八旅两个旅的兵力。 于二十日黄昏,对敌三八八团发起攻击,有的分队突入村内,但很快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没有能够巩固住突破口,仅控制了外围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 敌人见它的一个团被我们团团包围,立即派三八九团紧急增援。 而且,敌五十三军一一六师、一三 O 师都相距不远。 如果我们不能速战速决,待敌援兵赶到,则会造成又一次歼灭战的落空。 半夜十二点钟,我到了七旅指挥所。 七旅指挥所设在后大留村外的田埂上,离后大留不过几百米远,能清楚地看到村内夜战的情景。 敌人非常凶猛。 抗日战争时,敌第五十三军曾远征日军侵占的泰国、缅甸,是美军一手训练、装备的,战斗力较强。 我把七旅旅长周彪和八旅政治委员王道邦召集到一起,为两个旅组织协同,并派出二十三团阻止敌三八九团的增援。 周彪 这样,按照统一号令,两个旅对敌三八八团发起猛攻,把敌人压向村内。 借助照明弹,我看到我们的指战员和敌人激烈搏斗的壮烈情景。 村落里每条街每幢房屋都成了战场,到处喊杀连天。 这场厮杀一直进行到拂晓才告沉寂,敌人终于被我们粉碎了。 这次战斗毙敌四百多人,俘敌少将团长佟道以下两千二百多人,美械化三八八团全体官兵无一漏网。 这是我们三纵队继全歼美械化三六一团后全歼的第二个美械化团。 在晨曦中,我进村看了经过激烈搏斗过的战场,只见所有的房子全部成了碎石瓦砾,老百姓战前已经转移,没有造成伤亡。 当后大留战斗胜利结束时,我第四纵队也于相庄、道口、东营歼灭了敌暂编第二总队两个团的大部。 遭此打击后,南线敌人缩回保定,北线的敌九十四军也龟缩在涞水地区未敢妄动。 敌人第三次进犯易县就此被我击退。 以后,我主力南下扫除保定以南守备薄弱的敌军据点,第四纵队等部攻占新乐、望都、定县,歼灭守敌。 我三纵队进至方顺桥以北,二纵队进至阳城镇。 这时,敌人企图乘我主力南移,又向易县发起进攻。 二月六日,敌第九十四军和第十六军二十二师,从涞水向易县进攻,第五十三军在徐水,固城一线策应。 为了寻机歼敌,我军主动撤离易县,军区命令第二纵队出击徐水、固城一线,迫敌五十三军和敌二十二师东转,从而孤立了进至易县姚村地区的第九十四军。 歼灭姚村之敌的有利战机,终于出现了! 这是一次大打歼灭战的机会。 可惜,发生了失误,战机稍纵而逝。 假若这一仗打好了,将会对战局的态势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敌第九十四军五个团孤立于姚村一带时,聂司令员抓住时机,命令我们三纵队、四纵队(欠十一旅)围歼该敌,命令第二纵队到徐水地区阻援。 聂司令员叫我统一指挥三、四两个纵队的行动。 有了大打歼灭战的机会,军心大为振奋。 我们正在极力寻求打它一个大歼灭战,把敌人打痛,改变被动僵持局面。 这一段时间总是敌人出动,我们迎战,处于被动地位。 一定要做到用我们的积极行动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牵动。 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是打它几个大歼灭战。 我们把易县暂时让给敌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受命后,我们采取夜行军,强行七十里,乘夜将敌人包围。 尔后的外围战斗也进行得很顺利,我九旅在姚村以西的黄山歼敌一个团,把姚村团团包围起来,计划次日夜发起总攻。 夜战是我所长,为敌所短,五个旅包围敌人五个团,是三比一,兵力对比占绝对优势,胜券在握。 黄昏,我们正要发起总攻的时候,忽然接到报告说: 敌人弃城东逃,四纵的两个旅和三纵队的七旅,已追击逃敌去了,只剩下了八旅、九旅。 我立即电询聂司令员,回电说:姚村之敌没跑,十五分钟前他们还在发电报。 可是,我们的部队撒出去了,一时无法收拢,折腾了大半夜,还集中不起来,贻误了战机! 这时,敌第二十二师和独立第九十五旅增援至姚村附近的烟台一带,情况发生了对我不利的变化,我们只好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失去这次战机,实在可惜! 由于战斗频繁,处理伤员也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古人云:杀敌一万,自损三千。 这个说法不一定十分准确,但总还是有它的道理。 在战争中,要歼灭敌人,就免不了有伤亡。 即使医务人员在阵地上抢救伤员,自身也面临着流血牺牲。 在一次战役中,三纵队伤亡两千五百四十人。 伤员多,条件差,许多负伤的同志依赖于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才能重返前线。 在部队的补充上,医务人员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我们部队里曾有一位白求恩式的国际友人,是一位日籍外科大夫,他的名字叫安达次郎,中国名字叫安达仁。 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的老作战科长、副团长周自为同志身负重伤。 多亏这位国际友人、日籍外科大夫精心救治,使周自为保住了一条腿,重新回到了战斗岗位。 多少年过去了,我总是忘不了这位安达仁大夫。 周自为自一九三九年初,就跟随我在一分区当参谋,后来又一起到冀中,为了进行实际锻炼,他从作战科下到七旅当副团长。 在向敌人占据的居民点发起冲锋时,他的左腿根部大动脉严重受伤。 经过战场上紧急包扎,抢救下来,在旅部治疗。 不料,他又得了回归热。 我派人把他从旅部接到纵队卫生部。 卫生部检查过他的伤势后报告:需要截肢。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尽管处在战斗的紧张阶段,我还是赶到卫生部去看望他的伤势,以便及早下决心。 他的大腿根部的大动脉被切断了三分之二,严重淤血,形成很大的肿块,外边蒙着明亮的一层薄膜,这层薄膜随时都可能破裂,一旦破裂,不仅伤腿保不住,连止血都不可能。 当时,我们的医疗水平有限,遇到这种情况,也只有一个办法:截肢。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我不同意给他截肢,立即派人到军区医疗队请安达大夫,看有没有其它办法。 安达仁是在中国长大的,早年毕业于东北南满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安达仁(左一)与老师(左二)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石家庄开私人诊所,一九四五年秋,他由于追求真理,献身人民,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刘仁同志的帮助下,携带全家九口奔赴解放区,把全部的医疗器具和财产献给了张家口人民医院,他本人和一个弟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担任前线手术队的外科医生。 安达仁一家 在大同战役中,手术队安置在紧靠火线的一座古庙里,配殿就是他的手术室。 他在进行手术当中突然遭到轰炸,炸弹把正殿炸塌,但他若无其事,拍掉伤员和自己身上的尘土,继续动手术。 从撤围大同途中,遇到一个老乡被敌机炸伤,危在旦夕。 他在情况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为老乡动手术,从腹中取出弹片,拯救了老乡的垂危生命。 安达仁接到我的邀请,星夜赶到平汉前线。 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军区卫生部部长张杰同志。 我和张杰是老战友了,早在红军北上时,他就为我治过伤。 这次,他同安达仁一起来了,使我对周自为伤势的耽心,宽慰了许多。 张杰首先介绍道: '杨司令员,这位是安达仁同志。' 我和他一面握着手,一面打量着他。 他中等个头,人很精干,宽脸盘上颧骨稍稍突起,鼻梁挺拔,前额宽厚,下须向外翘起,目光和善明快,端端正正的鼻子下面留着又黑又浓的日本式胡子。 军装已经半旧,但洗得很干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佩在左胸,军帽低低地压在眉毛上。 '安达仁同志,欢迎你到我们纵队来。' 我握着他的手,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就去看伤员了。 经过诊视,他立即进行大动脉结扎手术,他以精湛的医术避免了周自为的动脉大出血。 周自为的腿保住了。 这个经过八年抗战,个性刚强的老兵,看着国际友人为他精心保住了的腿,心情十分激动,两眼含着泪花,注视着日籍大夫。 半个月后,当保北战役胜利结束时,他回到了部队。 在保北战役中,安达仁还及时地抢救了几个感染了破伤风的伤员。 当时,转移到狼牙山的几个重伤员感染破伤风菌,濒临绝境。 安达仁赶到狼牙山,日夜抢救,使他们转危为安。 安达仁说: '不治好这些战友,怎么能对得起狼牙山五壮士和中国人民呢?' 安达仁同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拿着他的有力武器——手术刀,自我军第一次进军绥远到最后攻克太原,他经历了华北战场所有重大战役,踏遍长城内外的万里山川。 他不畏酷暑,不惧严寒,以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献身于中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而进行的最后一场大搏斗。 他亲手治愈的伤病员达一千多名。 手术中的安达仁 他除行军、看病、动手术外,还经常给医护人员上卫生课,培养医务人员。 三纵队很多医护人员,就曾听过他的讲学。 有不少同志,由于他孜孜不倦的教育,后来成长为外科专家。 全国解放以后,安达仁大夫被聘为公安部队医院外科主任。 安达仁与医院同仁合影 一九五三年他回到他的祖国日本。 可是,他总是怀念着他战斗过的中国,满腔热忱地希望着中国繁荣强盛。 他在晚年,很想写一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一些事情,他给他的老战友、老部长张杰写信说: '我愿意重新回忆一下三十五年前在中国工作的情况。 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三年在中国能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一点工作,这是我一生感到最光荣最高兴的事情。 战争年代为伤兵治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记。' 他远在数千里之外,隔着浩瀚重洋,一颗热忱的国际友人的心,总是对我们可爱的祖国致以衷心的祝愿。 他说:'中国对我来说,实际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感到我的血里有中国的血在流动着。' 当他已至古稀之年时,还想来到他的第二故乡,象战争年月那样拿起他的手术刀,把最后的光和热留在神州大地上。 他多次要求,到首都医院工作。 可是,他的夙愿还未实现,就染上了癌症。 作为一个医学博士,他深知将不久于人世,这个时候他想到的还是中国。 他作了很大的努力,终于得到以'日中医学交流访华团'的身份,重睹他战斗过的大地。 他不想住高级宾馆,而是希望住在老战友家里,或者去住医院的宿舍,直接接触老战友和中国人民的生活。 他为能够到老战友张杰的家里吃顿便饭而欣慰、高兴。 与战友一起端起饭碗,唠起家常,叙起往事,他似乎又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笑声朗朗,年轻了许多。 1980年,安达仁在原公安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张杰家中 由老战友陪伴,他登上长城,倚着古老的堞口拍下照片,把他垂暮之年的身影,与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永远地联系在一起。 正是在长城内外,他度过了与中国人民共同战斗的岁月,自首次向绥远进军到最后鏖战太原,有多少次行军,他是从长城脚下走过的啊! 他站在颐和园花木葱笼的假山上,手持拐杖,态度严肃,面对曾度过上千个日日夜夜的公安医院,他伫立良久,一语不发。 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那神情告诉我们,他怀念在公安医院里的生活,怀念公安医院里的同事、战友,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与他为之献身革命、从事工作的第二故乡告别。 可惜,周自为得知安达仁大夫莅临的消息,已经太晚了。 当时,安达仁已经购好机票,还只剩下一个晚上的逗留时间了。 那时,周自为在天津警备区任副司令员。 他念念不忘安达仁大夫保住了他的左腿,使他能够完成战斗任务,能够担负起党和人民交付的重担。 周自为要送给安达仁大夫一点礼物,以寄托深深的感谢之情。 送点什么呢? 他想起了当年解放天津后,安达仁最喜欢吃天津的大麻花。 他跑了一家又一家,可是这时食品店都已经关门了。 而且,这么晚了,家家食品店都把大麻花售光了。 最后,他给店里的同志讲了很多好话,说明是送给国际友人的,才算达到了目的,食品店破例地给他赶炸了两斤。 他赶到北京,看到即将飞离的国际友人。 安达仁接到周自为赠送的麻花后,哪里舍得吃,而是小心翼翼地捧上飞机,带回日本,和亲朋共享这份珍贵的礼品。 癌魔终于向他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当他在弥留之际,仰卧在铺着洁白床单的病榻上,左首圆桌上放了一束鲜花,他叫儿子把人民解放战争三级勋章缀在曾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地方,艰难地倚靠在床背上,两手合在胸前,两腿微曲,在站立两侧的四个儿孙陪伴下,怀着庄严肃穆的神情,留下了最后一帧照片。 逝世前安达仁与家人的合影 当张杰同志把这张照片转给我时,我久久地注视着,说不出话来。 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朋友,失去了一个多么高明的医生。 安达仁大夫,你虽然溢然长逝,但精神永存。 你的遗照就是最好的纪念。 你是那样庄严地佩戴上英雄的勋章,艰难地但又是严肃地看着照相机的镜头。 在那一瞬间,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猎猎红旗,是雪地行军,是战友们的面影,还是你视为第二故乡的神州大地的壮观景象呢? 战争时期,平汉线北段作战,反复出击,相持数月之久。 虽然歼灭了不少敌人,但当时从总的方面说,我们还没有取得充分的主动。 这一阶段一结束,便踏上了胜利的坦途。 明媚的春光,已经穿透战争的阴霾。 标志着新的转折的是随之而来的正太战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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