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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杂文渐行渐远的人 吴营洲 陈章先生曾经撰文称：“而从杂文起步后便与杂文渐行渐远者，我从未见过……”（载《杂文报》2010年7月5日第5版）其实，与杂文渐行渐远的人，据我所知，或许并不在少数——诸如河北沧州有位杂文作者（姑且隐其名姓），1960年代生人，1980年代开始写杂文，当时创作颇丰，为一时青年才俊。他因“杂文”赢得声名后，遂被当地有关部门赏识，提拔为某区区委副书记，进而提拔为某局局长，某县县长，某市市长，后为某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据我所知，自打他“被提拔”后，便与“杂文”渐行渐远，不再写了。但从官方公布的“个人简历”看，曾经的“杂文”仍是他骄傲的资本，称自己：“曾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晚报》等各种报刊上发表散文、杂文和随笔等300多篇，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约撰稿人，其多篇文章被选入全国性类书中……”又如，上海有位杂文作者（姑且隐其名姓），1950年代生人，其最初的杂文写得风生水起，也因此而声名鹊起，后或也因此而步入了仕途。印象里后来成了沪上新闻界、传媒界的大拿。然而新近（2022年）有传媒称，此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长期与私营企业主不当交往，沉迷资本运作，漠视风险管控，把公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靠企吃企、借机敛财，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危害国有企业利益和国有资产安全”等等原因而被双开。我与此人不熟，此人有关杂文写作方面的一些情况，是前《杂文报》的前编辑李恩柱先生生前告诉我的。还曾听说过此人的一则轶事：此人的一篇文章，或许写得不合时宜了，而受到了宣传部门某高官的批评或打压，而此人与某高官同姓，于是，此人待其儿子出生后，竟将其儿子的名字取的与某高官只字不差。当然，这属道听途说，各位看官一笑而过吧。说到与杂文渐行渐远的人，倘若“拉个大旗”，周恩来或许也是一例。周恩来年少时，明确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题目本身就是“杂文”。周恩来的人生，可以说是从“杂文”起步的。他在南开读书时，主编《敬业》会刊、《校风》周刊，发表了许多“时事评论性文章”（其实这就是“杂文”）。但“周恩来的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开始意识到，“杂文”，乃至所有“诗文”，终归属“雕虫小技”，与国家强盛、民族崛起等，并无多大补益，于是就渐渐地，“弃文从政”了。张春桥恐怕也是一例。1930年代，张春桥在上海发表了不少杂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化名狄克，“恶毒攻击”鲁迅的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1950年代及其稍后，他还出版过《访苏见闻杂记》《今朝集》《龙华集》等杂文集。称张春桥的人生是从“杂文”起步的恐怕也不为过。当然，自打他“平步青云”后，也就不再写“杂文”了。据我所知，二月河也是从“杂文”起步的。他最初的“学术论文”，即那篇他“颇为得意的发轫之作”《史湘云是“禄蠹”吗？》，其实并无多少“学术价值”，只不过是篇杂文而已。二月河最初是想研究《红楼梦》，但，研究《红楼梦》，尤其是要想深入研究《红楼梦》，就该是了解作者曹雪芹的，而了解曹雪芹，就该是了解曹雪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二月河也正是由此钻进故纸堆的。然而，倒也恰恰如此，二月河便渐渐地走进了另一方天地，渐渐地忘了他的“初心”，也渐渐地与所谓的“杂文”渐行渐远了，最终创作出了大量的“帝王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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