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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 黄利通与墨庄书院，情深谊长 黄利通启蒙较早，童年时代就显示出敏而好学的特点，且有很好的记性和悟性，遇事往往独立思考，有自已的见解和主张。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听祖父和他讲写诗的故事，祖父讲黄庭坚七岁时写的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祖父还讲了黄庭坚八岁时写的一首《送人赴举》诗：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归去明君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意在诱导黄利通学习远祖，成为一名诗人。 有一天，祖父带黄利通下畈看收成，到黄大山望牛坡放牛场时，黄利通即与牧童们玩得很投缘。祖父见状，嘱其也以牧牛为题吟一首诗。黄利通望望山脚下的黄桥河，再看看身边的望牛群和放牛伢，摇头晃脑地就来了四句：小溪三五踏春坡，野绿风翻两岸过。短发不梳斜带笠，远烟似雨欲披蓑。爷爷听了，说还顺口，要再来几句，利通沉思片刻，又来了四句：垅头竞长无名草，犊背横吟没字歌。为问当年秦相国，出山犹似在山么。爷爷赞许说挺不错，但是这只是个开头，想学远祖黄庭坚会做诗，就要多读多练，熟能生巧，积少才能成多。自此后，黄利通终身吟诗自娱，诗文亦名扬一时。 祖父黄景恒也带黄利通到河西畈，脱脚下田插过秧。在插完一趟秧上岸时，爷爷向黄利通讲解了一首插秧的诗：“手捏青苗来插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道），退后原来是向前”。使他从小就理解“耕读起家”的必要，只有辛苦做，才得快乐吃。感悟“退后原来是向前”的哲理。在黄利通后来所写的佛禅文章中，多次岀现稻（道）之说，沿习四祖道信创设的农禅并举，修身养心的方式方法。 有一则黄利通赶考迟到，对对联解围的故事，足见其年少聪慧。说的是黄利通赴黄州考秀才，误了时间，不得进考场，在门外大喊，要求主考官金必显让他进去，未见允许，黄利通大声问：“里面是谁?”答曰：“金銮殿，金凤阙，金笔点元金必显”，黄利通一听，知是主考官，当即对道：“黄州府，黄梅县，黄榜题名黄利通。”金必显见其才气不凡，遂令人开门让其进去参加考试。这一考黄利通果然中了秀才， 古代科举考试在不同级别进行，秀才、举人、进士是三个重要的等级，被誉为“三元及第”，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角色。最基层的考试是院试，每三年进行二次，参加考试的是童生，合格的晋升为秀才。第二级是乡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参加考试的是秀才，合格的晋升为举人。第三级是会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参加考试的是举人，合格的举人晋升为贡士。最高级别的考试是殿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在皇宫举行，参加考试的是合格的贡士晋升为进士。通过这次考试的人，可以成为朝廷的高级官员。黄利通康熙二十年，27岁时的他中辛酉科举人，康熙三十三年中甲戌科进士，果然是黄榜题名黄利通。 通过黄利通乡试中举人，会试中进士的经历，联想到《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经典故事中的范进，他一直努力学习，希望通过科举这条路升官发财、光耀祖宗。无奈屡试不第，家境贫寒，靠岳父资助生活，到了50岁也只是考取了一个秀才。直到他52岁那年，他考取了举人，范进为突如其来的喜事欢欣鼓舞，不料，喜极生悲，范进竟然疯了！当街赤足狂舞，喋喋不休的念叨“我中了！我中了！”范进为什么中举后喜极生悲呢？ 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科举制度，就会发现，通过科考何其难也。若与现代高考、考研、考博相比，仅从录取比率来分析一下，就明白了难在那里。现在的本科及以下的录取率达到了70%以上，要知道，科举时代，童生的录取率大概在20%的样子，可见现代考上本科生才相当于古代的童生。现在的研究生的录取率大概在30%以上，而科举时秀才的录取率是多少？万分之2.5。在古代考个秀才，录取率比现在考研，可算算要难多少倍。现在的博士生的录取率大概在万分之一，而古代举人的录取率是多少？万分之0.25、而进士的录取率就更低了，为万分之0.01！举人是10万人中挑一个，进士是百万人中挑一个！哪个更难？由此看看，范进中举的事如果发生在今天，还会那么疯狂吗? 据《湖北通史》载，明一代湖广行省（包括湖南省和湖北省）进士及第1660人；按明朝的历史276年计，两省每年录取6个进士。湖北省清朝共产生进士1247个，举人6229名。按清朝从入关建立全国政权计268年，湖北省清朝每年产生进士进士4.6个，举人数为23人。参照现代高考，湖北省2023年高考人数为50.1万人，一本录取约8万人。湖北省2023年录取985高校的人为1万人左右。若将明清时期的中举与现代的985高校录取相比，中举的难度难于上清华和北大。若要中进士，必须是省高考状元才有希望。由此可知，对于范进这个无依无靠的穷书生，考取功名之路的艰辛，完全可以用“残酷”二字来形容。 按明清朝科举制度，中试分为甲乙“两榜”。甲榜为进士，登科者即可授予官职。乙榜为举人，举人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后，其身份已经具备担任官员的资格。他们跟一般的县令属于同一个级别，可以直接出任地方的官员，如县级的学官、佐官，甚至有可能被任命为知县，或被聘请担任幕僚。如姚启圣、左宗棠都是举人出身做官的名人。清朝的举人，在当时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他们可以享有多种权利和待遇。如进士、举人都有旗匾银以及冠服的赏赐。旗匾银是专门给中试者竖旗、挂匾、建牌坊的花销，以荣耀乡里。 新中试举人于鹿鸣宴后，也有衣服、顶戴的赏赐。举人即具有司法特权，例如可以见到官员时不需下跪，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是非常尊贵的社会地位。举人及其全家都可以免除赋税和徭役，这是极大的经济优惠。除了免税外，朝廷还会给予举人一些补贴，是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举人是乡绅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做官，也有很高的名望和社会影响力，一般称秀才为相公，称举人为老爷，常被聘请为幕僚或家庭教师等，收入水平也相当可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考试便是学子们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功成名就带来的荣耀有多现实，两相对比，我们就会理解范进中举却喜极生悲的事。 黄利通高中两榜后，既没有如范进中举后喜极生悲，欣喜而狂。也没有像其他黄榜高中者岀仕做官，去奔锦衣玉食的锦绣前程。而是安静地回到故园，隐逸乡里，以归僻处太白湖上，择湖边游螺墩一幽静的居所，“斗室萧然，隐逸不仕”。这一隐就是二十年，从二十七岁到四十七岁这风华正民茂之年，他却置”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于脑后，空老于林泉之下。归隐山林原本代表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生活志趣，在世俗之间，算是特立独行。古有宁肯烧死也不出绵山的介子推，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陶渊明，跑到富春江去钓鱼的严子陵，都是隐士之中才名卓著者，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这个宁肯烧死也不出绵山的介子推，原本晋国重臣，是割股奉君的春秋三杰，因与晋文公政见不和而隐居绵山。后来有人在一棵枯柳树下，发现死了的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晋文公悲痛万分，在介子推的尸体前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曾经做过官，任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 介子推、陶渊明的隐，与黄利通的隐，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介子推、陶渊明是先仕后隐，他们俩都做过官，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而黄利通则是黄榜题名，取得做官资格后，一天官也没有做。或许有孔子说过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意思，但这种不慕富贵，不图名利的思想品格，值得受到后世的称誉。乡里人说他放着现成的官不知道去做，是书读多了，成了“书腐”。其门下士则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以赞其高风亮节。
中国有句古话，“学而优则仕”。《增广》有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古至今，许多“头悬梁、锥刺股”、以萤火为光照明读书的人，多是为了做官。一个人要实现人生理想，获得自身的生存空间应该去做官。所以，作为“学而优”这部分人，做官是一种较高甚至最高的人生追求。读到那些名垂青史学而优则仕兂辇的事迹，许多读书人都觉得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入仕”。其实，学而优不一定仕必优。“当官”与“学而优”不一定成“正比”，仅学而优往往“成仕不足”。学而优不一定能入仕，学而优也不一定非要入仕，当官不一定是成为人才的唯一途径，也不是走投无路的最差选择。黄利通之所以做出“优而不仕”的人生抉择，与其家族“读书未必要做官，做官必须要读书”的家训分不开。 学而优未必仕，如回归乡野的屈原，写出了流芳百世的《离骚》。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被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流芳千古。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官员当官与做学问、做生意都取得了成功，如身残志坚的司马迁写出了历朝历代奉为圣典的《史记》;功成身退的范蠡淡出朝政，却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商贾。已身为相父的吕不韦仕途、商场两不误，最终实现了对秦国商业的垄断…… 古人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说，即人生在世，首求立功，立功无门可寻立德，立德不成则可立言，著书立说。在当今社会，还有一立即立财。投身商海成就伟业，也不失为体现自身存在价值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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