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知道，仁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博爱是西方核心价值观，都是表达人伦关系的，从这两个观念的分析和比较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观察东西方文明的特质。这两者是一回事？还是有所区别？如果有区别，那区别在哪里？围绕“'仁爱’与'博爱’，何者更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系统的阐释一下，希望对大家理解东西方文明的特质有所裨益。
（一）“仁爱”和“博爱”分别是指什么？ “仁爱”思想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而“博爱”思想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这二者都主张爱人，有一致的地方，但二者并不相同，存在很大的差别。我们先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含义。
儒家“仁爱”思想主张“仁者爱人”。但要注意，仁爱不是平等的爱，而是有区别的爱。就是说，你爱自己的父母子女超过爱自己的表叔姑婶，而爱自己的表叔姑婶又超过远房亲戚，爱远房亲戚又超过爱普通陌生人，以此类推，这叫爱有差等。由此，可以把“仁爱”的内涵归结为三个层次。
1．中国的“仁爱”以血缘亲情之爱为基础。“仁爱”思想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宗法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思想，这种爱是一种有差等的爱。它主张首先要爱自己身边的亲人，孔子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仁爱”思想最根本的是血缘家庭的亲情之爱，随着血缘关系的向外扩展，爱的程度也是在逐渐减弱的。对于不同的对象，爱是有区别的，这很容易理解，也是我们的切实感受。 2．中国的“仁爱”可以拓展。对自己亲人之爱，只是“仁爱”的出发点，并不是全部，这种爱还可以无限延伸，把对父母子女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从而达成大仁，这叫推己及人。《论语》中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见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从这里的中可以看到“孔子已经把亲情血缘之爱扩展到了对一般人的爱，即主张'泛爱众’就是爱一切人。”真因为仁爱可以拓展，所以就避免走入狭隘。
3．中国的“仁爱”的终极目标博爱，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孔子的弟子子夏认为君子只要做事认真严肃，不出差错，对待别人恭敬有礼，那天下的人就是你的兄弟了。由此可以看到“仁爱”思想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天下一家，中国传统的家国思想就是由此萌发。
“博爱”思想来自基督教神学思想，就是广泛的去爱一切人与生命。我们可以将博爱的内涵归结为三个部分。 1．上帝对人之爱。上帝对人之爱是一种平等的爱，即恩赐的神爱。上帝之爱不仅表现在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赐予人类生命之身，而且表现为上帝不忍看到人类因为罪孽深重，从而遭受惩罚和苦难的命运，一视同仁，绝不偏倚。
2．人对上帝之爱。人对上帝之爱是虔诚的爱。耶稣曾经说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基督教是严格的一神教，只承认上帝耶和华是最高的神，反对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主张人对上帝之爱应该是全心全意的爱，不能多元，不能保留，强调唯一和全心全意。
3．人对人之爱。人是不能直接看到上帝，不能直接回报上帝的爱，于是就产生了回报上帝之爱的间接途径，即人们之间的互爱。《马太福音》中讲到“无论任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你们不愿意人们恨你们，愿意人们爱你们，那么你自己要做到先爱人，而不恨人。不管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是上帝的儿子，对仇敌也不能恨，也要爱他们。” 这就是人间的博爱了！
“仁爱”是一种有差等和层次的爱，“孝悌之爱”是它的根本。儒家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对方与自己的关系不同而对不同的人区别对待，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要先爱，而且在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中，也要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区别对待。在“仁爱”这一思想中处处体现了一种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差别的思想，这与提倡要“爱人如己”、“人人平等”的“博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区别。 二者都主张爱人。“仁爱”思想最基本的内涵是“爱人”，提倡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自己的爱心去关爱别人，从而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理想境界；“博爱”的基本内涵是：广泛的去爱一切人与生命，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两者在这方面其实非常接近。
“仁爱”与“博爱”都要求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尊重他人，从而达到人我的相互融合，调节人际关系。中国的仁爱强调血缘亲情，西方的博爱强调非血缘关系，从狭义的范围来说，显然西方的博爱适用范围更广，也更为开放。 （二）“仁爱”和“博爱”的文化实质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生存结构与动物是有区别的。动物的生存方式出自生理本能，这叫自然生存，而人类除了生理本能，还有发达的社会关系及道德体系，形成颇具特色的文化结构，所以人类的生存又叫文化生存。
“仁爱”与“博爱”是东西方在不同生存结构下选择的不同文化体系。任何文化体系都必须能够有效的维护生存结构，而不是随便选择的。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回溯历史，去观察东西方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样谋求族群的生存的。
仁爱的实质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一种文化特征。中国文化发源自黄河中下游，这里有大片的黄河冲击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充沛，气候适宜，适合发展种植业，“以农业立国”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恒久不变的方针，于是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表现为典型的农耕文明。
由于农耕文明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所以家庭的血缘关系就成为维系族群生存和延续的基础，强调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于是变得极端重要。后来随着部落族群的扩大，这种关系延伸到国家层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法社会。
一个家庭以家长为主导，一个村落以族长为主导，一个国家以皇帝为主导。皇帝成为一个国家的君父，皇后的儿子为嫡子，其他嫔妃的儿子成为庶子，庶子进一步随着仁爱扩展至普通老百姓，所以中国老百姓也叫“庶民”，地方官叫“父母官”，本质上就是一个扩大的血缘亲情体系，这就是中国宗法制度的实质。
说白了，就因为中国古代的生存结构是农耕文明，家庭是农耕的主要单位，所以中国古人必须从各种各样的爱中选择血缘亲情之爱作为重点，突出强调仁爱，强调宗法，否则家庭就会解体，农耕文明无法展开，社会就无法维系，族群就无法延续，这是关系到生存和发展最重大的问题。
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中国古人选择了仁爱，高度重视血缘亲情，带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有效的维系了农耕文明的展开，从而才有了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
与孔子同时代有另一个重量级的思想家墨子，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家是春秋显学，在当时几乎可以与儒家分庭抗礼，号称“非儒即墨”，可见其影响之大。与儒家不同，墨家提倡“兼爱”，兼爱的概念与博爱极为接近，主张一视同仁的爱所有人。但是中国古人没有选择墨家的兼爱，根本原因就是墨家的兼爱理念代表的是工商业文明，无法有效的维系农耕文明，于是被中国古人抛弃，并最终导致了墨家的衰落。
博爱的实质是西方工商业文明的一种文化特征。西方文明来自环地中海地区，看看地理就知道，环地中海地区纬度较高，陆地破碎，丘陵纵横，海岛密布，这样的地理地貌仅能发展极为有限的农业，因为农业产出有限，仅依靠农业是无法维系族群生存，所以，环地中海地区就孕育了发达的工商业，形成了一个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而又以工商业为主的生存结构。
这种生存结构的特色就是运输欧洲的手工业品到西亚的产粮区换取粮食，由此带来了人员的频繁交往和流动，手工业变得非常兴盛，商品长途贸易络绎不绝。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常常留守家中，族群里的青壮年成为工商业的主力，大家分工协作完成一艘木船的制造，结伴同行完成一次长途贸易，家庭结构于是变得不再重要，而非血缘关系才是更重要的社会关系，这就为“博爱”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老人由于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力，失去了血缘结构的维护，地位下降，所以西方从来不讲孝道，原因就是西方的生存结构是非血缘性的。孝是血缘结构的产物，对于西方人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由于工商业的风险性很高，横跨地中海的时候危险要比中国人出门种地的高得多，于是内心的恐惧成为普遍心理，这就为神的诞生制造了土壤，祷告作为一种心理安慰变得极为必要，神变成了人的一种需要、一种必需品。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在中国东南沿海找到翻版，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由于经常出海，至今都普遍信仰妈祖，其原理与地中海地区是完全一致的。
工商业文明的生存结构使得环地中海地区的神特别发达，诞生了各种各样的神，各司其职，还造了很多巍峨的神庙。但是，神多了也有问题，虽然恐惧的问题解决了，但如果大家信神比较杂乱，就给交往带来极大障碍，所以西方宗教逐渐由多神教演变为一神教，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一神教从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的主流宗教。思想统一了，买卖就好谈了。
从这个原理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上帝法力无边，而是因为基督教的理念符合西方的生存结构，其博爱的理念有效的维护了工商业文明的人际关系，其万能的神有效的安慰了西方人奔波的内心，价值体系与生存结构完美契合，于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不入流的小分支逐渐传播扩展到整个欧洲，并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演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仁爱”，还是西方的“博爱”，都是其生存结构的必然产物，并有效的维护了其生存结构，这就是文化体系与生存结构的匹配关系。这种匹配关系为我们观察和比较东西方文明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三）“仁爱”和“博爱”的未来走向 我们之前强调过，文化体系必须与生存结构相匹配，并有效的维护生存结构。如果生存结构改变了，其原有的文化体系也必然崩溃。
以“仁爱”代表中国儒家文化维护的是古代农耕文明，可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即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转进，而且这种转型极为剧烈。在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冲击下，血缘结构逐渐瓦解，血缘关系的影响力急剧萎缩，变得不再重要了，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过去人们重视一个大家族，族规族约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条约，大家同姓而居，族里的事大于家庭的事。现在人们不再同姓而居，只重视一个大家庭，没人再去关注同姓一族的事情了，于是家族解体了。 这还不够，大家庭也在萎缩。从三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演变为以夫妻为主小家庭。
一是晚辈取代长辈，成为最重要的家庭成员。过去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家庭最重要的人，《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代表。现在孩子取代长辈成为家庭的核心，孩子占据了一对夫妻几乎所有精力。通常一个月才去看一次父母，一年才去看一次爷爷奶奶，关系显然比古代淡漠得多了。
二是家庭成员的数量在缩减，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单薄。普遍性的晚婚晚育让四世同堂不再可能出现了，家庭成员数量急剧减少，三口之家是标配，一男一女一狗也不鲜见。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均规模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以后即便有四世，也不再同堂了，大家各过各的。
这还不够，小家庭也在进一步解体。生育不再依赖婚姻，离婚率和不婚率越来越高，丁克似乎已经过时，独身仿佛才是趋势，独立自由与家庭责任一样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观，丁克、不婚、同性恋……婚姻变得越来越多元。不论你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现实。
从家族到大家庭，再从大家庭到小家庭，再从小家庭到婚姻多元，所有的这些现象都表明一个趋势——血缘结构正在解体。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生存结构改变了，从农耕文明转向现代工商业文明。在工商业文明之下，血缘关系不再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随着生存成本升高，血缘结构势必无法维系，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如果一种文化体系不能有效的维护生产结构，那他带来的就是戕害效应。在可预见的未来，仁爱必然衰落，中国社会价值观必然会从仁爱向博爱转变。所以，在今天工商业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下，你想重拾家族关系、想孝顺长辈、想重温四世同堂的美梦，你一定会累个半死，实际上你甚至连陪在爷爷奶奶膝下吃顿饭都做不到。 今天的八零后为什么这么累？很简单，新的生存结构已经建立，旧的血缘关系却还没有完全解体，八零后夹在其中，工作和家庭常常顾此失彼、无法兼顾，活得自然十分辛苦。要知道，纯正的工商业文明只承担育小，不承担养老。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人们一旦步入老年就只能去养老院，血缘关系很淡漠，实际上是很惨的，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中国以后也是这样。
“博爱”最早是基督教的信条，原本是宗教的教义，但因为具有超越宗教的价值维度，在西方近代的社会变革中进入政治生活，从而延展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人道主义就此发端，这个变化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没有博爱就没有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也就是说，博爱完成了由宗教伦理到政治伦理的转变，并由此催生出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核心价值观，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不能只靠道德(包括宗教)维系，而要依靠法治，所以平等、公正就成了支撑法制体系的现代核心价值。
“仁爱”伦理是一种自然情感，其来源是人类的本身。作为世俗伦理，特别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但随着中国人生存结构的转型而无法延续。好在仁爱具有扩展性，它与博爱虽然诞生的生存结构和历史背景不同，但两者不构成对立，具有相通之处，存在从仁爱过渡到博爱的理论条件。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儒家“仁爱”的继承和发扬，仅仅停留在文本是不够的，需要中国的文化学者们深入挖掘仁爱背后的合理成分，将之应用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
儒家“仁爱”思想和基督教“博爱”思想都是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虽然它们都产生于古代，并与中西方历史密不可分，不可避免的带上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人道主义的内涵，开始认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全文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