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干起活来时 他就活起来，像春天的一株树 他活着，而不仅仅在干活。 ——【英】D.H.劳伦斯：《工作》 一 2021年8月，我受省国资委派驻罗定市罗平镇双莲村任驻村第一书记，至2023年12月结束，驻村28个月。然后无缝对接，再受省国资委派驻惠东县，任纵向帮扶工作队队长，挂职县委副书记，继续深度调研各村镇，至今4个月。 罗定市属于粤西山区，面积2327.5平方公里，人口约95万，2023年GDP335亿元，属于欠发达地区；惠东县地处粤东沿海，陆地面积3526.7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32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2万，2023年GDP762.1亿元，处于中等水平。基于工作长度与深度，本文对乡村治理的论述，以双莲为基础展开，以惠东乡村为补充。对广东两翼乡村治理的比较，是丰富治理形态叙述的需要，而非治理水平高低或强弱的评价。从实践和感性的角度来描述和反思乡村治理，将呈现更生动、立体、多维的“村域政治”。 “一路青山青不断，青山断处是泷州。”（清·何仁镜：《答人问罗定》）罗定盆地是广东最大盆地，罗平地处罗定盆地南部（腹部），面积约135.8平方公里，有24个村居，约9.5万人，是面积大镇、人口大镇、农业大镇，离罗定市区约22公里，半小时车程。 双莲村位于罗平镇西北面，四周均为大山，离镇政府约4公里。双莲村域面积约7.75平方公里，其中山林约7680亩，耕地约2940亩，土壤肥沃，耕地平坦，境内长岗坡渡槽横穿而过，水源充足，是罗定高品质水稻主产区之一。双莲行政村设有党群服务中心1个，村干部6人，党员78人，辖下垌、双莲、平龙、黄塘口4个自然村，自然村均相邻，共有916户4666人，约一半外出打工和居住，留在村里的以“386199部队”为主。村内有罗平镇中心小学双莲教学点1所（1—4年级），幼儿园1所，合计114人。 双莲是典型的粤西山村，地理封闭，农业为主，驻村之前村集体自主收入为零，总体上经济落后，但因长岗坡渡槽是粤西第一红色IP，2018年至今各级政府投入约1亿元，努力将其打造成景点，旅游业刚起步。 二 镇里除日常各种领导调研、上级检查和材料报送外，工作上一方面关注暴雨、台风、山体滑坡、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关注上访、纠纷、征地、禁毒等社会问题，表现出临时性与阶段性。上述关注如果村民现场能看到镇村干部的身影，也认为他们勤勉了。 作为农业大镇，镇政府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中心工作是守住不出人命、不出事故、不外溢矛盾、不被上级问责的底线，类似一种“问责导向型”的治理模式。重点解决可能被问责的工作和被舆论盯住的事件，至于发展经济、补足民生和繁荣文化，属于锦上添花，这种治理导向同样传递到村里。 双莲既有大面积森林，又处于洪水低洼区，还是渡槽展览馆所在地，村干部80%以上精力在落实镇政府部署、处理纠纷和参与接待，一定程度上处于“白+黑”“5+2”的工作状态。其中，长岗坡渡槽参观接待是双莲特有任务，这项工作虽不能给村里带来经济收益，但镇村领导经常见到高级领导，既有政治收益，又有精神收益，也乐此不疲。罗平其他村工作任务大体相似，但忙碌度相比双莲轻松些。村委会实际成为镇政府的下级组织，镇村也都自觉认可“上下级”关系定位，但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和协助镇政府工作的内容有所偏差。可见，如果村委会想要有所作为，对其“减负”和松绑势在必行。 驻村前，双莲无任何自主收入来源，村委会工作经费靠财政供给，村干部工资由财政发，村干部对于镇政府部署的任务不敢有丝毫异议，最多私下发发牢骚。对于罗平无收入来源的其他村，情况大体类似；有村集体收入的，其话语权大多根据收入多少来定。可见，财政依赖决定政治依赖。 经济上依赖，政治上依附，这是粤西乡村政治治理的现状。到惠东后，作为广东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第3的县，无论是白花、吉隆、黄埠等工业镇，还是巽寮、港口、九龙峰等功能区，镇村除均有的“问责导向型”外，还有“经济导向型”和“福祉导向型”。对于经济发展极为看重，如黄埠镇全力配合太平岭核电站和中科院两大科学装置建设；也在尽力补足民生和繁荣文化，如平海镇连续11年举办平海古城文化艺术节；工作中心与罗定呈现出不一样的治理状态。可见，乡村发展程度不同，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 三 经济治理方面，由于没GDP考核任务，经济指标不成为镇领导晋升与否的主要依据，因此，镇里对于产业布局与项目招商研究较少，主要精力不在发展经济上，属于“顺其自然型”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导向同样传递到村里，罗平大多数村不发展村集体经营性产业，即便有稳定村集体收入也不发展。原因是制度上既没鼓励措施，又有审计风险；村干部既缺市场意识，也无专业能力。村集体增收了，村干部个人无实际利益；村集体亏损了，村干部可能要担责。可见，既有政治风险，又有经济风险，村干部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直以来，双莲村民自发零散种植，无村集体产业。驻村后，根据资源禀赋，借助行政资源，采取市场化方式大力发展水稻、玉米、辣椒产业和文旅产业，有部分成效，但推进得极为艰难。双莲在从0到1的产业化进程中，村干部无论意识还是执行力，反反复复，始终无法达到一个稳定的心理状态，产业亦无法达到一个稳定的发展状态，一直是低水平重复甚至倒退，存在“人亡政息”的可能。 事后反思，双莲积贫积弱数十年，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怎么可能通过短短的2年左右时间，思想就转变过来呢？事实证明，村干部适合做些稳赚不赔的浅市场行为，如水稻种植的定向销售，地块或厂房的出租，企业落户乡村的协调。 除非“头雁”见过世面，具备强大的市场意识和开拓能力，否则靠村委会或合作社深度参与市场经营与决策，独立谋生，很难，即便给资金与资源，最终也守不住。而对于完全没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的乡村，靠自身发展产业，难上加难。 惠东经济活跃，镇村各类企业多，2023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60%实现15万+，多数采取企业合作模式，如黄埠镇太平岭核电站周边村销售农产品给核电站，白花镇西山村出租400亩地给企业种兰花，平山街道坣陂村与垃圾焚烧企业合作协调村民关系，都是浅市场行为，村干部不需承担市场风险与政治风险。 也有小部分村集体收入达到100万+或更高，原因除村里资源禀赋极佳之外，“头雁”在商海摸爬滚打过，市场意识和商业能力均强，且有带领乡亲致富的奉献精神。如巽寮渔业村书记带领村民发展产业，从0到1，从1到2，不断迭代升级，向亿元村迈进。这种人才在乡村可遇不可求，也是选“头雁”时应予以着重的方向。 四 社会民生上，罗平无论教育、医疗、卫生，还是村容村貌，都属于“底线维持型”的治理模式。 教育方面，由于资源高度集聚城市，罗平镇村中小学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很落后，除县里财政资金外，镇村均无资金再投入，也被外部社会所遗忘，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危险中。如驻村后利用社会捐赠在双莲小学设立的助学金、奖学金、奖教金、跳绳运动专项资助等项目，均为史上首次。粤西地区乡镇中小学既缺优秀师资，又缺优质学生，短期内也很难改善。因此，乡村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社会精英，不必推崇栋梁之材，而是培养自力谋生的正常人，培养一技之长者，守住不返贫的底线，不躺平，不作恶，不成为社会负担。 妇女、儿童、老人、残障等以人为本方面，罗平大多数村利用财政资金，“七一”慰问困难党员，春节慰问易返贫户，冰冻天气送床棉被给低保户，洪涝灾害送点食品给受灾者，总体上金额低、物资少。村委会无力去增加其他节日慰问，也不想增加，村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担心惹来争议。至于留守妇女就业创业、大龄青年婚恋困难、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孤寡老人生病照顾、残障人士健康恢复等，这些都进不了村委会视野，更不用谈解决。总之，上面有政策依据或规定动作的，他们会执行；没有的，也就没自选动作了。 村容村貌与人居环境方面，国家或省里专项资金支持的有一定改善，没有的镇村无财力去改善，路灯坏了，道路坑洼了，教室窗帘坏了等，均没钱修，村庄加速衰败，村民意见很大，村干部无可奈何。2023年9—10月，罗平部分村庄连续2次遇上百年一遇的洪灾，桥梁、道路、水渠、田地等损毁严重，镇村除组织人力清淤外，其他无能为力，后来市里拨救灾款15万，分配到各村也杯水车薪。双莲受灾严重，我向省国资委申请50万救灾款，请建工集团泷广公司公益建设，才完成灾后重建，但这种“福利”并非每个村都能享受。 惠东由于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且外出乡贤众多，很多村集体既有收入保障，又有乡贤捐赠，村干部愿意去争取“好名声”。如铁涌镇油麻地村由乡贤接力捐赠维持长者饭堂，梁化镇香港乡贤杨钊捐赠1000万元扩建学校改善条件，白花镇乡贤杨荣义在惠东多地捐建医院养老院、赈灾支援、资助学生、拥军优抚、修桥筑路等达数亿元，属于“持续改进型”的治理模式。 五 文化领域方面，罗平镇村音乐会、文艺晚会、旅游文化节、运动会等文体运动，总体上处于缺席状态，能维持的只有春节期间的篮球赛了。驻村后在村里举行的露营文化节、重阳节慰问演出、捐赠会感恩表演等，都是史上首次，吸引村民自发、全程、深度参与。镇村缺少文化生活，可能是没钱支撑，也可能是无暇顾及，导致村民精神世界空虚，对娱乐生活极为渴望。 如今，每条村都有或大或小的广场舞，只要不占道、不扰民，算是健康运动，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除了打牌之外的唯一娱乐活动。 部分村举办一年一度的庙会或数年一度的醮会，作为民间信俗，村民参与热情高涨，以家庭或宗祠名义捐赠凑足费用，以民间理事会名义举办，现场人山人海。因难以把控宗教与民俗的政治尺度，政府只跟进安全问题，信俗以传统内容为主，缺乏现代理念引导。 精神生活也是村民的刚需。“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唐·宋之问：《入泷州江》）当现代精神文明无法主导村庄时，南江文化中信命运、讲风水、敬鬼神的传统就会强烈彰显出来。在罗定全域，风水师遍地。在罗平圩镇，存在数间风水馆，主营算命、择日、选地、起名等业务。在双莲村，其管辖的下垌自然村就有6位风水先生，且生意都不错。村民对于风水的迷信，几乎到了凡事必问的程度。在村里种些樱花树改善生态，村民说影响其家门口风水；修水渠挖土充实基座，村民说动了宗族的龙脉；类似种种常态上演。相比镇村干部的“官话”，村民更愿意相信风水师的“鬼话”。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汉·司马迁：《管晏列传》）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必否认，罗定相对落后的文化生态，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惠东。史上，惠东地处南蛮之地，官方力量不稳固，经济发展较落后，文化沉淀不深厚，民智启蒙偏滞后。改革开放之后，受益于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惠东得到较大发展，但经济基础并不扎实，本地人的理念与认知亦只升级半截，教育与文化同比经济落后一二个层次，惠东文化性格中的“耍滑头”“捞偏门”“赚快钱”仍很突出，庙宇遍地，膜拜诸神，本地人的文化自信与情感认同显著缺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并非自然而然，而是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可见，乡村治理中文化短板是共性问题，无论罗定还是惠东，都属于“放任自流型”的治理模式。 六 可见，罗定与惠东的乡村治理，发展阶段不同，治理模式也有所区别，呈现“阶段论”特点。总体而言，罗平镇村体现出一种“维持运转型”的治理模式，热衷党建与基建，而惠东呈现出一种“作为改善型”的治理模式，关注产业与商业，可能珠三角发达乡村的治理模式又有差异。然而，无论哪种模式，并非完全不作为，而是“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2：镜中奇遇记》）改善乡村治理，根本途径还是发展镇域经济，发展特色产业，既不能唯GDP考核，但也不能完全抛弃，还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导向，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无论区位优势，还是资源禀赋；无论营商环境，还是人才储备；罗平乃至罗定都不占上风。乡村发展需统筹“人、地、钱”，如何整合土地资源来发展优势产业，如何突出优势产业来引进社会资本，如何加大投资力度来吸引人才落户，这些都有待落地。如整合土地资源，可适当减少空心村，合并行政村，通过减少财政供养支出，增加涉农资金投入，提升土地集约化程度来发展产业。产业发展上，人才振兴是关键因素，驻村干部与乡贤回归都只是治标方法，产业留人才是治本路径，如乡村职业经理人正是有效探索。 产业振兴了，经济发展了，乡村治理要有意识地改善民生和繁荣文化，特别是提升文化自信与情感认同。如潮汕地区对英歌舞的现代化改造与传播，对营老爷的改造与海内外凝聚，都是文化反哺经济的成功经验。 乡村1.0版的“维稳型治理”，目标是不出事、不出大事；2.0版的“发展型治理”，才是导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尽管转型升级之路遥远，但只要持之以恒，“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荀子·修身》） 作者为广东省国资委综合法规处副处长，驻惠东县纵向帮扶工作队队长、惠东县委副书记（挂职） 编辑/尹政军 本文摘自《广东经济》2024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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