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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于此前阅读史更多关注静默独处的“私人阅读”，本文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体阅读”样貌。研究认为，五四前后的社会思潮和制度性传播媒介使知识分子的阅读呈现“集群”特点。在传播条件有限的年代，知识分子通过小团体内的“共同阅读”在思想混杂的时代追寻马克思主义。伴随中共组织建党，“主义”的集体阅读与知识分子汇聚彼此推动，“有组织的阅读”成为建党后党内“主义”教育，发展组织网络的重要方式。如此，从早期依托五四小团体、思想松散的“集群阅读”“共同阅读”到“有组织的阅读”，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集体阅读脉络以更具组织力、信仰力的方式在中共初创时期渐次展开。 关键词：集体阅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阅读史；媒介与阅读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人才基础是以五四运动后的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石川祯浩将中共成立看作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复苏并传入中国；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便是其集结的重要一环。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中所言，“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里最活跃的一股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由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了革命运动，还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知识革命”的浪潮。最先经历这场知识“浪潮”的，便是初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按照丛小平对中共知识分子的分类，第一代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的旧乡绅家庭，相较生于1910前后的第二代共产党人，他们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高潮，其所接受的共产主义知识更直接、全面，也有着更多对“主义”的书写、呼吁和传播。大体来看，从五四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的“三部曲”：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确认“主义”为传统儒学的替代品；在各种“主义”中逐步倾向社会主义；最后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中认同俄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 围绕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思想接受，此前研究大致有如下几类：一是涉及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的通识类、专题性著作；二是着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共组织建立的研究；三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及书报的阅读活动。与此同时，当前国内阅读史研究大多聚焦于清末民初时段，以官绅、传教士、报人、新式学堂学生等知识群体的书报刊物的阅读活动展开，基本围绕阅读者对文本思想内容层面的接受，主要围绕“静默独处”这一私人性的阅读。与此前研究不同，本文聚焦的并非某一位知识分子或者书刊媒介的传播及阅读，而是一种具有“类型/模态/图示”意义的阅读实践——“集体阅读”。 正如阅读史代表人物罗杰·夏蒂埃所指出的，阅读是一种“在行动、空间和习惯之中，获得具体化的实践”，“并不尽然都是私密、独处以及静默的”。在人类阅读史系谱上，与“私密的阅读”对应的还有“集体的阅读”。简单来说，集体阅读代表了一种由多名读者构成、具有群体特性的阅读实践，不同于“静默独处”的私人阅读，是由集体成员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最典型的比如西方宗教生活中众人聚在一起读《圣经》。稍微熟悉中共党史便可发现，集体阅读不仅是初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加入革命的重要一环，也是之后党内思想改造、党外群众宣传动员的重要手段。比如此前已有不少研究讨论的红色根据地和建国初的群众“读报组”。其中，詹佳如从“集体读报”的角度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里弄“读报组”，指出以“集体”为形式的各种阅读实践，“是1950年代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的某种构成性的力量”。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群众性的集体读报，仅仅是中共集体阅读系谱中的一面。 基于此，本文试图呈现中国共产党集体阅读实践中的第一幕，梳理组织建党的初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在“主义”混杂的五四前后，聚集、阅读、共同追寻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建党，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体阅读实践伴随中共组织初创经历了何种变化，这种以“集体”而非“私人”的阅读实践，之于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意义何在。 阅读，不仅是五四时期知识青年获取新知、寻找志同道合者的手段，也是其关心社会的重要通道。比如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常常阅读各种书报杂志，并将多数花销用在了订报上，他初识社会主义便是通过《湘江日报》。翻看早期他与友人的通信，亦有多处“阅读新书报”的感想及提示。如果“私密阅读被认为促进了私生活空间形成，那么集体阅读则塑造了社群空间）”。依靠印刷媒介“以文会友”，不仅是传统读书人的交往模式，也是五四青年组建小团体的常见手段。毛泽东曾回忆道，当时有不少五四小团体都因“阅读《新青年》而起”。比如当时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纷纷加入的少年中国学会，便是知识青年通过彼此介绍、通信，相互了解而聚集起来的。 在中国传统政治词汇中，多数和个体集合成众便为“群”，隐含了个人形成组织的过程。1895年后，“群”的观念逐渐凸显，时人意识到中国在未来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秩序。在此时代氛围下，知识群体通过聚集、阅读进行交往。除了社会思想的影响，“集群”阅读的初现最直接受到晚清以来“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影响。如张灏指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和学会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使转型时代新思想传播达到空前高峰，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的启端”。“制度性传播媒介”作为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其对于知识群体阅读活动的联结，在清末民初的同人刊物以及书院学堂中都可见端倪。比如《时务报》和早期的《新青年》中，无论在办报还是阅读环节，都离不开知识群体间的密切交往。还有研究发现，晚清书院学生通过组织社团，设立书报阅览室等集体活动开展公共读报活动。 但与前人不同，伴随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制度性媒介”的勾连下，其最初的聚集、阅读虽带有文化交往性质——“因为共同的阅读对象、阅读习惯和阅读趣味而使本来无交集的知识人彼此产生了认同与想象”，但身处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共同觉醒的五四时期，寻找社会改造目标的时代氛围已让阅读的心境大有不同。他们认识到，“改造个人，可以通过一己之力的研究和修身，而改造社会，则需要结成'组织’”。因此，大大小小的社团在五四前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知识青年彼此联结、参与社会文化实践、寻找社会改造目标的重要中介。对此，社团经历丰富的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要改造社会，应当集合起来，讨论出一个共同的目的和方法，然后共同实践。” 阅读、交友、结社，在小团体中通过阅读了解各种新思想，研究改造社会的方法，成为不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共同经历。诸如长沙、武汉、天津、北京等地的进步社团中，都存在共同阅读书报、研究新思想的现象。以小团体众多的武汉为例，利群书社是当时武汉知识青年交往、阅读的重要场所。作为组织者，恽代英将阅读作为确保团体纯洁性的手段，不仅创办了《互助》作为共同阅读物，还时常提醒会员们要“多结修养或读书的小团体”，“每日读书或作文七小时”，加入书社者“先读教材，而后相聚讨论，互相发挥印证”。 然而，小团体最初创办多出于“对新思潮的共同兴趣”，或者“对旧传统在态度上一致”，普遍缺少统一信仰的凝聚。成员间“精神涣散”“相互不了解”“团体有始无终”等问题屡见不鲜。有社团成员回忆，“糊里糊涂的干了半个多月，才有点觉得团体生活与个人修养的关系”。为了解决社团困境，恽代英等组织者也曾提议“读书会”这种共同阅读的形式，但至于“怎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选择书”等问题，在团体讨论中并未得到解决。翻阅当时各小团体章程，关于具体阅读何种思想、阅读的目标何在，就显得语焉不详。 可见，报刊、社团、学会等媒介使知识青年得以汇聚，通过“集群阅读”的方式寻找社会改造方法。然而，早期的社团组织自由且松散，缺少思想凝聚，自然很难通过指定书目阅读来达成共识。而要实现组织社团之初的社会改造目标，则更为艰难。对此，社团经历丰富的恽代英深有体会：“固然由于读书、做事、做人、联合的一些不尽得法；总结起来，只是我们还不能认识结会的真价值，所以不肯大家在这些方面努力去求建设各大目的下分工与互助的共同计划。”“从单纯组织社团到真正将社团有效组织起来，是信仰意识和组织意识一步一步觉醒的过程，也是20年代初知识分子纷纷转向'主义’的一个原因”。“主义”使小团体真正有效地组织起来，松散而自由的“集群阅读”亦有了有力思想的牵引。 王汎森指出，晚清救亡图存下形成了两个重要思想旋律：一是群体化、组织化，即“群”→“社会”→“团体”→“党”；二是寻找一种义理，一步一步地将它扩展为包罗一切的中心思想，“主义”是其中最值得瞩目的一种形式。据其发现，“主义”自清末从日本流入中国，1900年之后成为各种新思潮之名，在1895-1925年转型期间演变为一种政治叙述，由一个平凡无奇的观念逐渐变成信仰。有着早期社团经历的进步知识分子均对“主义”有所体悟，李大钊曾在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时强调：“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毛泽东也认为，组织不能只是人的聚集和感情的结合，而应该以某种思想联结，“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以“主义”为中心的思想熔铸与组织锻炼，是五四小团体向早期马克思主义团体演变的一个普遍模式。“主义”与“组织”的交叠，成为理解五四进步知识分子依托小团体集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背景。 要勾勒进步知识分子初读“主义”的整体图景，首先要看到商业传播力量，尤其是地方学院、书社、学会为集体阅读创造的条件。如石川祯浩发现，在缺少全国性书籍流通体制的情况下，包括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等致力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商业力量，以及设在高等教育机关内的书报贩卖部具有不可忽视的位置。商业传播力量使“主义”之书刊能够到达地方，如长沙文化书社、武汉利群书社、济南齐鲁书社都为地方知识分子读到马克思主义书报创造了条件。以毛泽东发起的长沙文化书社为例。书社创办于1920年夏，“以远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使“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其外埠网络包括上海、北京、武汉各地图书局、书社、高校出版部等共计11处。其中，亚东图书馆、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利群书社均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结点。社内所售《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都是有全国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刊物。1920年11月到次年3月，书社还在省内设立分社和书报贩卖部，遍及湖南各市、县，其中读者以学界、青年人居多。毛泽东通过书社积极倡导以“读书会”为形式的集体阅读，并指出其优势在于可以节省花销，“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可以进行思想交流，“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辨明的机关了”；还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书报、杂志。 “主义”的书报刊传播网络为地方知识分子的集体阅读创造了外部条件。身处思想混杂、阅读品有限的时代，多地小团体内部时常通过交换、传阅、分工阅读来组织集体的阅读。其中，小团体中的思想核心人物往往能成为集体初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引导成员。这在毛泽东、蔡和森所在的新民学会中尤为凸显。蔡和森在法国最早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也是学会内最早提出以俄为师、组织建党的代表人物。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最早明确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在他的影响下，在法分会成员“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的，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成员李维汉集中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及若干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读了那些书刊，对于书中描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觉得非常新鲜、美好。”在法会员间的阅读模式让毛泽东甚为赞同：“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在湖南分会中，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和接受也深刻影响了其他人。他对“主义”的寻找，不只停留在书籍和头脑中，而是习惯于把读书所得，拿来四处宣传，甚至拿到行动中来尝试和检验。作为湖南众多社团组织者，毛泽东时常与其他成员交流，“叙谈中间，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启发，影响他们”，李维汉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与接受就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学会毛、蔡二人影响。这是通过个人独处阅读难以实现的。在法期间，他与蔡和森多次长谈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等问题，“通过阅读和谈话，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此外，小团体内共同阅读“主义”还体现在不同成员围绕思想阅读展开的争论辩驳中。尤其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经历了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争。新民学会内同样存在阅读不同思想之后的碰撞。1920年7月，新民学会在法会员集中讨论了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学会内分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派。据萧子暲回忆，蔡和森把《共产党宣言》等书翻译为中文，在会上与在法成员演说讨论。经过会上辩论，不少成员受其影响，“经过辩论和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无政府主义在我们中也就销声匿迹了”。 事实上，这种依托小团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也是与当时有限的传播条件分不开的。如石川祯浩指出，虽然五四前后印刷传媒的发展使新思想获得了广泛读者，但无论在语言，还是购得外文图书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困难之大皆远非今日可比。吴德峰回忆武汉党组织成立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资料非常少，要靠成员凑钱买纸油印，然后散发到各处。天津觉悟社里还实行过“读物互助”，“社员自任购买杂志，读毕择要揭出，再置社中轮看，以免漫读”。同样，邓颖超也提及当时天津觉悟社内马克思主义的阅读物匮乏：“直到我入党也只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后读过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考茨基的《阶级斗争》。” 当然，此时围绕“主义”的集体阅读并不顺利。尤其五四前后，青年人的思想和阅读世界就像是“一个调色盘”，什么颜色都有，思想来源不一，可谓“杂糅附会”。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河上肇趋近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罗素、柯尔式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今日人们能够较为清晰地辨别，但一百多年前，要清晰地进行区分具有较大挑战。比如当时热衷阅读各种新式书报刊物的毛泽东，1920年3月，他在给友人致信中表示：“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多年后，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了早年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的心路历程：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回忆中提及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均属西欧社会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著。同时，当年的译作还存在“观点抵牾、读懂不易，且翻译质量不一”的情况。像这样交叠阅读的现象在当时社团中比较普遍。在天津觉悟社，邓颖超常听到社员们谈论各种社会主义。最初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知道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以及“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无论在湖南新民学会还是天津觉悟社，此时知识青年们依托小团体初读之“主义”，正如德里克所言，“不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不过，社会主义思潮“浑朴”的局面亦在一段时间内让追寻真正的马列主义有了一定基础，尤其是带来“迎接巨大新改变的潮流感”。伴随1920年中共组织建党的步伐，马克思主义真正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追寻。 中共建党之初，“在地”的马克思主义书报阅读依托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步团体组织的学会、读书会、研究会展开，表现出鲜明的“组织化传播特色”。如果此前各地五四小团体内阅读马克思主义还不够明晰，那么伴随着1920年中共组织建党进程，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书会。这些进步小团体命名虽有差异，但性质类似——以明确研读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宗旨，并与组织建党活动密切关联。比如最早成立地方党、团的主要成员基本都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书会。此时的集体阅读并非一时兴起的“泛泛而读”，而是往往伴随着集体成员的深入研究、讨论。
首先来看作为中共组织起源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中心的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展开建党活动，并与李汉俊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半年多之后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性质。该研究会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经常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因为以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出现，因此参与者陈望道等人曾回忆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情况。从研究会章程看，会内设定阅读书目、分别研究、开会讨论并请人讲演等环节。在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1920年7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上海党小组的成立不仅开启了“主义的组织化初建”，亦推动了各地知识分子集中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步伐。 北京同样是聚集青年阅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城市。李大钊作为核心人物，1918年开始带领北大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诸如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等都是通过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几个月组织的讨论会中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组织建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收集有关汉、英、俄、德文等各种书报杂志达数百种。据成员朱务善回忆，所读有《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到1922年，所读“主义”之书涉及英文四十余种，中文二十余种，以及如《共产党》《新青年》《先驱》《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中共早期刊物。围绕这些读物，大家“辗转相传，争相阅读”。此外，研究会还通过讨论会、演讲会等形式展开“主义”之深入阅读。尽管石川祯浩认为，该研究会并非北京党组织的直接母体，而是当时青年学生基于兴趣成立的一般性学术团体[70]，但从研究会内部开展的系列阅读活动来看，已展现了对“主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受其影响的成员为之后地方党小组成立，以及领导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城市——上海、北京之外，在地知识青年依托进步书报社、学会、小团体等媒介进一步组成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研究会。这些以“会”为形式的集体阅读不仅促进了地方知识分子的汇聚与联结，也使统一建党的共识框架在集体成员的彼此启发下逐渐明晰，为各地党团组织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湖南，文化书社和新民学会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地方党团形成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书社为知识青年们阅读“主义”提供了条件，也是新民学会国内外会员，以及湖南初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其他省区具有共同信仰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会内主要成员之后又一同组织了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其中毛泽东和蔡和森二人最早通过密切的通信联络达成建党共识，又分别影响其他会内成员阅读马克思主义，“使国内国外两部门会员联成一个整体”。1921年1月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罗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同思想中，列宁主义最终成为多数会员赞成的信仰。这次新年大会同时明确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学会的一个活动，几天之后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石川祯浩所见，在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有的仅三四名成员）里，党和团的组织范围以及名称既很模糊又相互重叠。比如武汉和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 在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离不开利群书社这个“资料库”，以及周围的学生读书会、学会。围绕研究会展开的集体阅读活动十分丰富，成员不仅在利群书社内举办读书会，还在各学校中组织各种读书会、同乡会、学会，并利用学生联合会进行工作。据包惠僧回忆，当时研究会不过20多个人，每次开会都轮流做读书报告或发给宣传品（如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的各种小册子）。武汉党小组在1920年11月间成立，最先参加的便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党小组的主要活动便是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成员主要读物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马克思传略》等著作，还有《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杂志。“每次支部会要作工作报告或读书心得报告，漫谈国内外时事”，以提高党员觉悟。研究会成员陈潭秋还通过“读书会”组织武汉学校师生阅读进步刊物，在此基础上吸纳进步青年入党、入团。一次，陈谭秋在湖北省立女师妇女读书会上，见到十几个学生正在阅读《共产党》，热烈地讨论劳动者为什么要起来革命。他回应道：“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才来办读书会，才来学理论的，我们学习它，是为了要用它，用它来救我们的国家，来救受压迫的劳动人民。” 类似的还有山东，齐鲁书社和励新学会为集中阅读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在励新学会基础上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内主要活动是读书和讨论，所读书目有《共产党宣言》以及各种介绍苏俄革命的书刊，并定期举行讨论会。这些阅读活动也为山东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让分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连接。比如山东党小组成员贾石亭最初通过齐鲁书社认识了参加“一大”的王尽美、邓恩铭，还介绍了同乡马馥塘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馥塘通过读书会、报告会等各种集体活动阅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工钱劳动和价值》还有《向导》。据其回忆，“研究会会员都领有瓷质马克思像的圆形徽章，凭章到会址去阅读书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分化，多数成员都加入了党、团组织，其中马馥塘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伴随着统一建党的进程，各地原本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团体亦实现了更大的勾连汇聚。如邓颖超所言：“在党成立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是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进步的团体，相互影响着，推进着的。”其中，中共上海发起组发挥了核心作用。其不仅将《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报，秘密发行了内部刊物《共产党》，还通过写信联络各地知识分子，邮寄进步刊物推动各地建立早期党组织。《新青年》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媒介，其广泛的流通网络使各地知识分子得以读到马克思主义。比如长沙文化书社与《新青年》编辑部暨中共上海发起组保持了密切联系，不仅经陈独秀介绍免去押金，还成为《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宣言》等代销点。此外，山东齐鲁书社也是《新青年》杂志的“代派处”（代售处），曾在《新青年》上刊登过广告。正是各地星散各处、如毛细血管般的阅读结点的汇聚，才有了“党的成立，也是先有各地小组，通过刊物交往，工作联系，才有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之类的说法。 在此过程中，组织建党与“主义”的集体阅读活动是彼此推动的。一方面，在上海党小组这一核心纽带影响下，集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流通到各地，并在地方书社、学会的影响下为在地知识青年的集体阅读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分散的读者形成连接，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书会推动了思想研读的深入。此时对于“主义”的阅读，如毛泽东所言：“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各种集体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才能逐渐从各种混杂的思潮中明确“主义”之真理性，最终选择“以俄为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伴随1921年中共统一建党，集体阅读“主义”之书报刊物则进一步凸显了布尔什维克政党组织的力量。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特点是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纪律。但在建党之初，组织成员如蔡和森所言：“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同质的先进分子，纯粹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1922年中共“二大”上明确强调，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中再次就党员教育问题指出，“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因此，“集体阅读”成为中共党内开展马列主义教育，构筑组织力和信仰力的重要手段。具体可从阅读组织和阅读规范两个维度来进一步探知。 中共对于组织内集体阅读的规范，最早见于1923年《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其中要求各地方党团、各小组通过政治讨论、政治讲演，利用党内刊物材料进行有组织的理论学习。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并明确下属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在出版、翻译、印发阅读材料，及解答读后问题等过程中的职能。这也从各职能部门入手为集体阅读创造条件。作为党的“组织细胞”，支部是集体阅读的主要依托。1925年，中共“四大”决议再次强调支部作为“党的基本教育机关”，在支部中宣读并讲解党报刊物的重要性。 为了推进阅读的落地，中共中央还要求地方由专人负责教育宣传，围绕《向导》《前锋》以及各种劳工运动刊物开展阅读活动，讨论定期刊物中规定的政治题目，并且将每月讨论经过及结论作一报告呈送教育宣传委员会。在秘密宣传状态下，有地方党组织通过“开会”集中阅读《向导》等刊物。有广州党小组成员回忆，组织成立后布置党员看进步小册子，指定学习《向导》上的文章。“我们在党内称党组织为'学校’，党内同志之间互相称呼'同学’，如通知开会，就写一条纸'XX同学，请回学校开会’”。此外，在统一建党前各地就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读书会也是中共吸纳成员、发展组织的中介。1923年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便提出各地方至少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表面上可取任何名目），借此吸收非同志。 除了输送“阅读组织”，还集中出版发行书报刊材料，统一阅读物，这都有助于确保读后的效果。有关建党前马列主义读品的有限，多位“一大”参会者都曾提及。如包惠僧回忆，“多数党员是加入了党组织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的远景都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董必武也提到武汉能读到的马列主义著作很少，尤其列宁所著翻译到中国比较晚，到大革命时期才比较多一些。中共在统一建党后便有计划地出版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类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再一类是国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关解读的通俗读本。中共建党后集中创办的印刷物，为组织内集中研读马列主义提供了更权威、可靠的读本。中共中央曾就各地教育宣传指出：“有可能时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阅读材料则是《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或是译著的关于主义之书籍为材料。” 此外，明确读后的环节，有针对性地研究讨论阅读疑惑，及时向上级汇报，亦能展现这一时期“主义”集体阅读的组织性。比如，“每月召集会员几次，预指材料及问题，或请人讲演或共同问答；结果若有疑问，可寄到名义上的'社会科学会’（即中央教育委员会）令答复”。地方组织读书会有更详细的流程，不仅要及时跟进讨论阅读中的疑问，还要预先有一至二人预备“报告”，明确主要报告人、反对者的意见。此外，地方还须及时向上级报告此类读书会的成绩，包括每月开会次数、人员、所读书目，以及阅读讨论争论点。地方团组织也通过集体阅读马克思主义书报刊开展工作。1926年，团保定地委在规划中提出，限定《向导》等刊物三日内看完，小组会时由组长或教委从刊物提出问题讨论，“一则研究讨论本团的临时策略，二则调查同志是否切实阅读”。地方团内的集体阅读也取得了成效。比如团上海地委曾在报告中提到，“每周讨论《资本主义浅说》及《向导》等书报；并指定同志报告各人每周活动情形以及互相批评。如此执行两月以来，大部分同志无论在思想上、行动上均有相当进步”。 组织引导下的集体阅读不仅是开展思想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吸纳青年学生，延伸组织网络的通道。如学者所言，中共建党之初发展重点便是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中学生和师范生，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党的早期领导人尤其擅长以“会”聚集青年学生阅读，吸纳其加入组织。比如周恩来与旅欧留学生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之后经常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借此发展团员。在以青年读者为主的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中，阅读活动“大多不是私密行为，而是集众行为和组织行为”，“刊物组织化的集众阅读是通过办读书会等林林总总的'会’来实现的”。这种聚集青年学生阅读的方式，也契合了中共党团成员们早期社团实践经验。如《中国青年》主笔恽代英，既组织发起了武汉互助社、利群书社、泸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通过各种小团体活动把志同道合者聚集起来，共同阅读，是其自五四起便积累的重要经验。 对于身处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言，“主义”提供了一套蓝图，“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联接起来，将已经被打乱了的、无所适从的苦闷与烦恼的人生，转化、汇聚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在各种思潮竞逐的时代，以新式报刊、学会、社团为代表的制度性传播媒介使星散各处、寻找“主义”的知识分子彼此连接，并在交换、传阅、分工阅读、交流讨论甚至争论辩驳中逐渐明确信仰。在20世纪“主义”和“组织”的有力牵引下，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体阅读样貌亦明显有别于晚清同人群体，或是早期结社青年人之间那般松散、自由。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集体阅读实践，或许正如研究者所言，“不是个体阅读偏好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公共价值缺位的旧环境的抵制和改造”。具体来说，极具吸引力、号召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各种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媒介及流通渠道，各地有聚合力的“会、社、团”等知识分子小团体，以及小团体中有阅读影响力的核心人物，都是早期进步知识分子能够汇聚并组织建党的“支撑性与结构性要素”。 正如夏蒂埃所言，阅读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脑力运作，还是个运用身体的活动，在实际的空间中建立与自身或与他人的关系。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这种传播中心，还是在湖南、湖北、山东、天津等地，初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阅读、选择“主义”再到明确组织建党，不是依靠个人“静默领会”式的头脑想象完成的，而是在集体研读、讨论、交流互动中实现的。如前所述，这离不开思想转型时期诸种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勾连，以及“主义”和“组织”思潮的影响，林林总总的集体阅读实践可理解为一种经由媒介构筑之下的传播实践。当阅读以非私人、而是处于“集体”之中时，分散的阅读结点便有了某种共性：蕴藏于文本中的思想通过彼此的交流互动实现了“意义共振”。而这，也与芝加哥学派“传播创造社会（群）”的传播思想形成呼应。 从1920年起，“主义”的集体阅读秩序伴随着中共组织建党不断凸显出组织力、信仰力。尤其统一建党后，伴随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确立，真理权威性与党的纪律性使党内的集体阅读较之五四小团体有明显不同。自1923年起的党内教育宣传工作展现了对阅读“主义”的组织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支部到党外以“会”的阅读组织，展现了从组织的横向及纵向上力求“主义”之阅读学习、研究讨论能深入地方、贯穿全党。此外指定读物、分工演述、共同讨论、思想汇报等环节亦展现了阅读的纪律性。如此，伴随初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分散走向汇聚，其“主义”的集体阅读样貌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呈现：从最初“主义”不明、自由松散的“集群阅读”；到在阅读资源匮乏、思想混杂的时代氛围中依托小团体彼此交换、传阅、分工下的“共同阅读”；再到伴随1920年中共组织建党起，由组织明确领导下的“有组织的阅读”。“主义”的集体阅读以更具组织力、信仰力的方式在中共初创时期渐次展开。 当然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漫长革命历史中的集体阅读实践还有很多方面，本文所述以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为主的集体阅读仅是其中的序章。与之后高度组织化和思想统一的成熟时期相比，组织初创阶段成员对于思想的理解接受还有明显局限。尤其是在传播条件有限、阅读物匮乏的年代，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还存在不少阅读不到位、理解不深刻的情况。不过，所谓“理论不纯、主义不精”的阅读样貌，或正显示了“主义”与“组织”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生发的真实状态。 作者简介：向莲君，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新闻界》2024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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