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清唐永亮丨人工智能语境下出版研究综论

skysun000001 2024-04-03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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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周国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永亮，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智能技术重绘传媒生态图景，出版业进入全新的实践活动轨道，新的出版生态与出版实践推动出版学理论不断深化，为之提供知识新畴与研究范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正悄然深刻地改变着出版业态：数字化生存与智能化转型表征着当下出版业的蜕变与进阶；智能技术推动出版人角色转型，而“技术”与“主体”的矛盾交合也正在蚕食出版从业者身份的合理性根基，引发认同危机，促使其不断调适自身角色；智能阅读与智能出版的共生与联动共筑阅读与出版生态；人工智能潜藏着传播伦理失范、版权认定与保护困境等问题，催生新的出版生态治理格局。人工智能勾勒了出版业的新景观，既赋能出版，也带来风险。关注人工智能与出版的互动逻辑，探寻二者的融合路径是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人工智能出版出版学智能出版智能阅读伦理失范版权保护

近年来，技术日渐嵌入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特别是智能技术的推进，引发了新一轮产业革命。出版是一项传递社会信息、承传历史文化、反映时代诉求的重要活动，适应技术发展，实现数字化生存是出版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正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崛起，“智能媒体”“智能出版”成为重要的问题域，“人工智能＋出版”成为热议的话题，探寻人工智能与出版业的互动成为出版研究的重要内容。回望人工智能语境下出版界的研究成果，从学理层面关注出版学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概念，从实务角度观照出版业态转型，是立足现实图景探寻出版学未来走向和逻辑展开的重要突破点。

一

知识新畴与研究范式转换：重视出版学基础研究

基础理论与核心概念是出版学的本体性问题。从学理与哲学层面考究核心概念是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智能技术为学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带来了新的知识范畴与研究范式。出版学研究也势必要回应出版活动的现实呼唤，以适应出版活动新特点和规律、社会发展与知识生产的新逻辑，进而为出版学注入时代活力，丰富出版学的理论知识系统。

人工智能视域下出版学理论范畴、核心概念的研究，应始终把握“变”与“不变”的逻辑，既要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其历史进行审视，也要分析其在当下语境的意义嬗变与思想价值，揭示其对现实出版活动的启示，回答其存在的现代意义。“出版”作为出版学的元概念或者基础概念，有其生成的历史语境，其定义和范畴的变化背后折射的是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的变迁。因此，考察“出版”等核心概念要从“历史源流中把握出版概念的本意与内在逻辑”^［1］。同时，“出版”在数字化、智能化语境中生发了新的内涵与意义，必须站在时代前沿予以重新审视和厘定，确保其在多元变革的出版环境中保持活力和适应性。面对自出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全媒体出版等概念边界混杂不清的问题，用“'结构本质纯粹类型其他类型’的框架来定义出版”^［2］，或许就是一种新的理性思考，它能揭示不同出版形式内在的共通结构，彰显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普遍规律。当然，出版活动与知识生产、传播天然相系，“以知识存在方式作为出版学的逻辑起点”^［3］，是对“什么是出版”作出的有力回答，既能反映出版学的本质，也可将知识经济时代下和复杂媒介环境中新兴的出版范畴纳入出版学，符合人工智能趋势下出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需要。可见，从知识生产角度统一出版学相关概念与范畴体系，不仅为我们考察出版的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出版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建构提供新思路。

除了对“出版”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在智能化、数字化浪潮中，出版学也迎来对新概念、新范畴的探讨。理论范畴源自社会实践，人工智能促成了全新的出版生态，必然引发对出版活动新现象的思辨与理论提纯。鉴于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也试图进行从出版实践到出版理论的抽象，提出了诸如“智能出版”“元宇宙出版”“智能阅读”“VR出版”“AR出版”等基本概念，并对相关概念的研究对象、内涵、外延与边界、特征、内容以及应用等方面展开阐释，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知识范畴。然而，这些知识新畴多数是对出版实践经验与现象的归纳与整合，在理论性、概念化层面上还有待于学者继续深化。因此，如何从多元的出版新现象、新问题中挖掘抽象性与基础性的概念论题，拓宽出版学的知识体系，是出版学研究未来必须重视的理论面向。

范式转化是多元变革环境下科学活动的必然趋势，也是出版学必须探讨的一个时代学术命题。出版作为文化传播活动，在传统出版理论研究范式中，一直将从宏观层面对出版规律的思辨性探寻置于研究的首要位置，忽略了出版人日常的生活体验、交往关系及其与时代的关联等微观叙事，而“出版生活史的范式”^［4］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提倡从出版主体个人的生活、情感和日常实践活动出发观照出版现实，将注意力聚焦于出版主体的情感、价值观、决策过程及其在出版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探究蕴藏在出版人生活背后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历史经验回应时代诉求。这种细致入微的叙事方法，使得出版研究更具人文关怀，拓展了出版研究的领域。该范式与出版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范式”^［5］有类似之处，都注重从微观的生活叙事中探寻宏观的社会意旨，强调出版活动与社会的互动关联，以及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范式为当前智能语境中的出版学研究提供了视角。在智能化、数字化时代，AI、5G、区块链等新技术打破了出版产业边界，推动“万物互联”，构建了由出版环境、出版主体、出版载体、技术、出版客体等多元行动者组成的全新出版场域，形成了新的网络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出版学研究除了引入“技术”元素，关注技术层面的变革，还要从“社会学范式”和“生活史范式”中汲取理论营养，探讨出版背后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形态，特别是当下主体性的“人”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从“互动关系”维度审视出版现象将成为出版学研究的新方向，推动出版学理论的不断发展。

此外，日渐明晰的学科意识和推动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呼声，使出版专业的基本原理、范畴等本体性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对出版学科本体问题从多个方面展开讨论，理清出版学的核心范畴与规律，以此彰显出版学学科的本质，正确把握智能传播生态中出版学理论及其学科建设中的“不变”与“变”因素，探寻新时代中国特色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另外，从2022年出版专业被收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到2023年《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出版学科建设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也势必要求出版专业厚实学科基础，从中国出版实践中抽象出一般性原理与范式，形成中国特色出版学专业话语，回应时代关切，进而构建中国自主的出版知识体系。

综上观之，出版学新畴与范式转化等基础理论的研究，折射出出版学发展的现实境况，也是对其新历史方位进行的学理思考，对其知识体系、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智能传播下的历史语境构建了全新的出版活动与出版景观，亟须对出版学研究的新问题域予以现实观照和理论回应。在智能时代，技术赋能知识以新的生产模式与机制，为知识的产生、整合和传播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形成了新的知识生成格局，然而，新的模式、机制与格局依然不能改变出版活动知识生产的本质。因此，出版学要将智能时代知识生产的逻辑与范式纳入基本理论范畴研究之中，探索知识生态系统中影响知识流动和价值转换的各项出版要素，进而开拓出版学的研究视野。总之，从知识创作、转变和传播向度来观照出版，其实质就是寻绎出版的本质属性，彰显出版的价值意涵。同时，智能生态建构了全新的交往空间，出版活动与阅读活动背后都蕴藏着深层交往逻辑，出版可以说是满足人与人交往、人与世界交往的手段。换言之，数字化背景下的出版活动不再完全是出版主体主导的生产范式，而是在注重人与人、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中进行，传统出版活动中“生产—消费”的二元对立模式被打破，基于交往范式下的出版学研究理应得到重视。当下研究虽对出版活动与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版主体与机器、与出版客体的交往关系，出版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用户的阅读需求等方面有所聚焦，但还需在继续完善的基础上深化对其属性与规律的研究。未来的出版学要以新眼光、新思维、新方法来认知出版现象，可引入交往理论，在多维立面、多元视角的主体与客体互动中探究出版的交往中介属性，在哲学层面上考察出版活动与人、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由此架构哲学与出版学相结合的新研究理念，进一步丰富出版学知识图谱。

二

蜕变与进阶：出版业态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

智能技术重塑出版生态，出版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行业关注的关键性话题。当下，人工智能为内容生产领域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机会，它促成了人类创意和智能系统相互融合的“人机协同”创作模式，实现了出版内容生产的高智能化与高效率，推动了内容的多渠道推送，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可以说，人工智能全方位嵌入“内容生产—渠道分发—用户消费”的出版产业链条之中^［6］，不断推动着出版业新一轮的蜕变与进阶。

关于人工智能对出版业态的影响，多数人持乐观态度，并从出版流程、出版产品形式、产业创造价值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在出版流程上，形成了以数据分析辅助选题策划，以机器创作创新内容生产，以自动编校提速编辑加工，以市场导向定位印刷发行的数字化出版模式^［7］；在出版产品形式上，基于5G技术的影响，出版产品将与服务、用户、数据相互赋能，构建知识型、娱乐型、社交型、服务型等多重产品功能生态^［8］；就用户消费而言，5G与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的“多感官叙事设计”和“具身式交互设计”^［9］能为用户提供沉浸式阅读、场景式体验服务；此外，人工智能也改变了出版产业创造价值的逻辑，重构生产与消费、产品与服务、上游与下游的关系^［10］。可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赋能出版活动，影响了生产、渠道、消费等整个出版过程，重新定义着出版工作。这也表明，出版机构必须依托智能技术，在内容创作、产品形态、平台建设、人才建设等方面，根据出版宗旨、读者定位、市场需求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然而，出版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障碍性因素，引发人们的质疑与担忧。如AI主导下的选题策划与内容生产易缺乏个性化与人文关怀^［11］；技术缺陷、出版资源数据化进程缓慢、出版有效供给不足和专业人才缺乏等成为人工智能与出版融合的阻碍性因素^［12］；特别是“技术的非伦理性使用”与“资本的强势介入”会影响出版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13］。可见，人工智能在出版业中的应用，尚未达到全面融入和深度参与的程度，必须对出版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进行理性思考。毫无疑问，数字化是智能化的基础，实现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要正确处理智能化与数字化、优先智能化与全面智能化、技术主体与出版主体、智能化与版权、高度智能化与出版安全之间的关系^［14］，这也就意味着出版转型涉及多个复杂关系的处理，必须全方位进行整合，确保转型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平衡与互动，这对推进出版智能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基于变革的出版传播生态审视出版工作与智能技术的融合，既是出版业对时代的回应，也是探索出版智能传播的必然要求。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尚未成熟，但其嵌入各行各业的态势及其产生的影响日趋明显，如何在智能传播语境中抓住机遇，探寻智能变革的逻辑理路，是需学界与业界共同重视的问题。人们虽对出版业的智能化持不同态度，但都秉持着“推动出版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共同旨归。学界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出版的优势，也做了大量论证，但多数是从技术功能视角出发，偏重甚至夸大智能技术的积极效用，忽视技术本身的局限，且多集中于学理层面的探究。笔者以为，除功能视角外，更需从技术的本质属性出发，理清技术自身的现实境遇与发展逻辑，不能完全就“技术”谈“出版”，而是应结合出版业的现实、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方式，强化实证研究，从出版业智能化的个案与现象中探寻一般性规律和发展趋势。

三

危机与调适：出版人的角色新变与身份危机

智能技术影响整个出版生态，在不确定的复杂多变的出版实践语境中，基于智媒发展与媒介融合趋势，出版活动多样、丰富，出版形式多变、趋新，编辑劳动也更加复杂、高级。特别是在智能技术逻辑与出版人主体性间的张力性矛盾、受众对出版人角色期待的多样性等背景因素作用下，出版人的角色定位与职业规划面临新挑战、新要求，引发对出版人角色变化与身份危机的思考。

毫无疑问，技术既赋予人工智能多重角色，也重新定义了出版人的角色身份。基于可供性视角，出版人工智能承担着知识生产者、产消对话中介者、盘活知识价值行动者的角色^［15］，这也势必促使编辑角色从内容生产主导者向协同创新者、事实呈现者向平台信息聚合者与把关者转变^［16］。虽面临角色的转化，但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担当不变，依旧是出版价值的引领者、出版规范的守望者、出版法规的推动者和出版伦理的吹哨人^［17］。同时，人工智能延伸了出版人的职业边界，引发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出版场域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出版的泛化和编辑职业壁垒的崩解，“电子媒介人”的崛起，内容生产权力的让渡等，直接导致编辑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18］。当然，与身份危机相伴而生的是出版人的自我救赎与责任担当，出版人作为出版生态中的主体行动者，面对身份危机与话语权威弱化的挑战，必须主动拥抱智媒，审视并改进思考与工作方式，并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职业中的角色与价值，不断提升智媒时代所需的创新思维、内容整合与价值发现能力、视觉传播能力与审美素养、权利意识等新型职业素养^［19］。对于整个出版业而言，要时刻保持共生思维，可采用人机互补协同、人机混合协同、人机融合协同和人机整体协同^［20］四种审核模式来发挥编辑与机器各自的优势，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人机双向发展格局，共建新的智慧出版生态。总之，面对环境变化，始终坚守理想，不断调适自我角色定位与角色心态，提升角色技能，实现角色转型，树立良好形象，占据“印象时代”的制高点，是每个出版人必须长期审视和探索的理性自觉。

此外，智能传播语境对出版行业人才的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探索智能时代出版人才的培养方式与路径注定成为一项迫切任务。培养既具备专业知识且能掌握现代技术，同时善于经营管理和产品策划营销的复合型人才^［21］，是高校和出版企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共同指向。因此，为了破除“重理论，轻实践”带来的困境，需围绕培养理念（德育为先、能力导向、融合创新）、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复合型师资队伍、应用导向型的课程体系、智能化的教学内容、混合式的教学模式、资源协同的实践体系、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探寻一条新路径^［22］，这对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借鉴意义。可见，对出版人才在内容生产、技术运营、产品策划、培养理念、培养路径等方面的讨论，是出版学界与业界应对出版环境变革的主动担当，也彰显了编辑出版学教育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毫无疑问，重视专业技能是智能时代出版人才培养的必然，但过分强调“技术至上”的思想倾向会偏离人才培养的初衷，因此，不管媒介环境如何变化，出版人才培养首先就应明确“为谁培养”的目的，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真正培养新时代高质量的出版人才。

由此观之，即使是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的主体性地位，但给出版人的身份转型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重新审视出版人的身份建构成为热议话题。智能技术对出版人身份影响是当下出版发展的题中之义，学者虽指出了出版人在角色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但对其身份认同建构模型并未进行深入探究，对历时维度上出版人的角色变化也缺乏关注。笔者以为，出版人的身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多种因素建构的产物，必须对其身份历史变迁予以系统梳理和比照分析，以此把握不同背景下出版人角色的特点、表现及实质，从历史演变中透析出版人的身份价值与变化，进而为智能传播时代出版人的角色转型提供经验。同时，要在把握变革语境下出版人角色“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以“智能传播出版活动”“智能技术出版人角色转型”作为研究基点，结合时代热点问题分析出版活动的变化，探讨新时代出版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意义与价值。编辑作为出版活动的核心行动者，其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出版界需从“人学”视角出发观照编辑主体，对其角色转化、认同路径、教育培养予以进一步探究，重点关注“出版人”自身的情感状态、生命价值体验，而非出版职业的工具性价值。

四

共生与联动：智能阅读与智能出版共筑阅读与出版生态

智能阅读作为一种新的阅读模式与内容消费形式，由于出现较晚，对其研究也尚不深入，主要集中在对其定义、特征、表现的考察。基于技术应用视角而言，AI阅读是借助AI技术，使信息可通过即听即见、智能协作和智能创作等承载方式实现阅读的AI化^［23］。这种认知主要重视技术对内容生产的作用，而从读者需求与体验维度来看，智能阅读具有三层含义（内容立体化、载体多元化、过程智能化）和三大特征（跨界融合、立体化阅读方式、个性化智能推送）^［24］。持同类观点的学者还认为智能阅读是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阅读需求为目标的阅读方式，并从个性化、定制化、自动化、自主化、智能化、系统化等角度阐述其特征^［25］。可见，无论是技术应用层面，还是围绕用户需求，智能阅读均离不开人工智能的作用，扎根于技术土壤中，带来了新的阅读革命。

阅读活动是一项社会交往与建构意义的文化活动，与出版活动相伴而生，可以说，出版与阅读活动基本同步前行。智能技术赋能出版，催生智能出版，也影响阅读，产生智能阅读。智能阅读及其与智能出版之间的关系成为出版界关注的新兴话题之一，二者相互作用催生全新的阅读生态，共同助推数字阅读。一方面，智能出版依托智能技术对作品进行编辑、加工、复制和发行，可分为增强现实类、虚拟仿真类、出版大数据类、智能知识服务类四种产品形态^［26］，有利于推动阅读的智能化，丰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多样化阅读方式中获得阅读体验。具体而言，智能出版可依托5G、VR、AR、算法等技术优势，推动出版流程智能化，抓取读者的关注热点，提供多种载体形式的数字化内容产品，实现个人定制化出版，提高出版产品服务的精准性。同时通过智能化技术营造虚拟阅读场景与体验时空，采用情境化叙事模式，联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给用户带来沉浸式与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智能阅读反哺智能出版，促进出版改革，换言之，用户的个性化、碎片化、体验性阅读消费对作为生产端的出版业提出新要求，“以读者为中心”“服务读者”为原则的出版要赢得阅读市场，就必须实现自我突破，积极作出智能化应对，强化平台、资源、用户的整合，实现产品内容与体验的同频共振。此外，智能阅读与智能出版相互融合，智能阅读无形中渗透于选题策划、创作、编校、推广和传播等智能出版的价值增值环节^［27］，帮助出版实现最大价值。总之，智能出版是智能阅读从内容到体验的逻辑叠加，智能阅读是智能出版从内在到外在的逻辑追求^［28］，两者共同推进供需两端的智能化，构建全新的出版生态与阅读生态，共筑新型阅读文化。

数字阅读将成为阅读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智能出版与智能阅读的共生与联动为数字阅读提供了动力。总体而言，对智能阅读的关注有待加强，特别要重视其对阅读生态建构和阅读文化发展的影响，关注智能阅读可能带来的弊端，从技术着手，探索其变革的实践路径。

五

桎梏与反思：传播伦理失范和版权认定与保护困境

智能技术与出版的融合同样潜隐多种不确定性后果，引发对传播伦理困境的担忧，传播伦理失范也成为当下的焦点话题。出版主体的伦理移位、出版流程的伦理失范、编辑问责的伦理失衡等给出版业的良性发展带来挑战^［29］。从技术伦理视角审视学术期刊的智能出版，可发现其在学术不端、权利侵犯与信息安全、算法偏见与权力滥用、信息茧房效应等方面存在伦理风险^［30］，特别是隐私侵犯与算法偏见带来传播伦理失范，也受到重要关注。当前，人工智能虽然在精准捕捉用户阅读兴趣和偏好，实现内容生产的定制化，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个性化等方面占据优势，但也容易造成用户囿于信息茧房、决策行为受控、数据生态严重失衡的局面^［31］，不利于个体全面有效获取信息，甚至存在侵犯隐私的潜在风险；同时，算法技术也挑战了编辑把关的伦理规范，因为人工智能难以实现自我纠偏，容易导致编辑把关的失衡。当然，不能以智能技术嵌入媒介生态造成传播伦理失范而否认媒介技术强大的辅助性功能，而是要在正确评估智能技术双重效用，重新考察科技“价值理性”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探索纾解伦理困境的路径^［32］，也可从设计和开发、运营、信息内容生产、用户使用等层面出发，将出版环节中的不同行动者纳入伦理主体范畴，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对伦理失范问题进行规制^［33］。

随着“算法”“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的自动化功能等引发了版权归属争议。人工智能出版物是否具备“作品”性质，是讨论“版权归属”问题的前提。在多数学者看来，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生成的出版物缺乏独创性，故而将其排除在作品之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创造的内容可以展现新颖角度和独特创意，能构成一般意义上的作品，值得被认可。如果人工智能出版物具备“可作品”的性质，那么其版权归属哪一方？学者从人工智能的创制人、所有人、使用人、投资人、虚拟人作者、公有领域等多元视角，总结出学界对人工智能出版物版权归属问题认知的六种不同模式^［34］。由此观之，在定义人工智能出版物的作品属性、版权归属上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说明人工智能与版权归属认定的关系复杂，如何准确、有效地把握人工智能出版物的作品属性与版权归属依然是以后研究思考的重点。

另外，知识经济的兴盛与技术赋权，也容易引发版权纠纷与矛盾，版权保护成为前沿性的问题，特别是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尤为重要。智能传播语境下，数字技术、算法、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版权保护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这些技术以其特有属性与智能化的操作手段，能快速认证、鉴别和反馈侵权行为。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就是区块链技术在版权保护中的优势、不足与路径。有学者指出，区块链技术在版权保护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潜力：它通过建立版权数据库来“增强版权归属的透明性”，以其去中心化特性削弱集权和“降低中间环节费”，最重要的是，区块链技术还能防止恶意复制，增加版权收入，以智能合约确保“创作人得到公平补偿”，由此为版权保护提供有效支撑。然而，数字技术赋能版权保护，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区块链技术在所有权确认、智能合约的法律问题和权利使用等方面就存在潜在的风险。因此，可适当更改区块链固有属性、调整著作权法、完善智能合约机制以及灵活运用嵌入式监管等方式来防范以上风险^［35］。除了区块链技术，日渐兴起的NFT技术赋能版权保护的问题也引起学者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毋庸置疑，技术在解决版权治理问题上确实凸显了其专业性与有效性，但要从根本上管理好、维护好版权生态，除了以上提到的制度与技术层面，更应从社会关系维度出发，即多元主体在互动逻辑下，以共赢的态度建立起版权保护合作机制，不断探索并实践“技术关系”相结合的保护路径。

总之，智能生态视角下的出版实践必然带来新一轮的伦理思考与版权问题，这是出版传播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也成为当下出版业必须面对的治理难题。目前，众多对技术与传播伦理、版权保护关系的研究，为探讨智能时代传播伦理生态治理、版权生态治理的命题提供了基本方向。但技术革新方兴未艾，如何破除传播伦理与版权保护在技术层面的瓶颈，依然是未来出版研究的热门领域。

六

结语

综上，时代赋予科学研究以新鲜素材，人工智能语境下的出版研究取得了众多阶段性成果，既关注了智能传播时代下的出版学理论问题，也探究了出版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审视了智能环境下人机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出版人的角色与身份危机，此外也考究了智能出版与智能阅读的逻辑关系，看到了智能技术背后所隐藏的传播伦理、版权归属、版权保护等之变。出版作为一门科学，对其研究任重道远。笔者以为，出版学研究，未来应继续深挖优秀文化与出版历史资源，探寻出版实践智慧，理清出版学核心范畴，敏锐捕捉出版现象，拓展理论新知；站在时代前沿，转化研究范式，强化实证研究；同时，植根本土，放眼世界，实现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齐头并进，不断充实出版学内容，增强其时代感与社会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话语体系，彰显新时代出版学的新使命与新作为。

注释：

［1］吴赟，闫薇.出版概念的生成、演进、挑战与再认知：基于概念史视角的考论.中国编辑，2018（10）.

［2］李晓丹，贺子岳.论出版概念的“变”与“通”.出版科学，2020（4）.

［3］王勇安.关于出版学核心范畴的思考：知识存在方式是出版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科技与出版，2022（1）.

［4］范军，欧阳敏.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编辑之友，2020（7）.

［5］吴赟，潘一棵.论出版学研究的社会学范式：从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的出版研究切入.出版发行研究，2022（2）.

［6］罗学科，黄莹.出版人工智能赋能：内容生态重塑与产消图景互构.中国编辑，2022（2）.

［7］范军，陈川.AI出版：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出版行业的融合创新.中国编辑，2019（5）.

［8］吕欣.5G时代出版产品进化路径探究.出版广角，2019（17）.

［9］陈宏伟.5G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VR图书的内容设计研究.出版广角，2020（12）.

［10］高坚.颠覆与升级：AI技术背景下的出版产业价值重构.出版科学，2019（5）.

［11］王羽佳.AI与出版融合视角下图书选题策划与内容生产的优化路径.出版科学，2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