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

中图分类号：k23（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371（2023）04–0012–07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它地处江淮丘陵地区中部，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以“输会型”的城镇载入史册，同时它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素有“铁（打）庐州”之誉。虽几经战乱破坏，但在中国城市史中始终保持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或为交通中心，或为军事中心，或为政治中心，几度兴衰更迭。

1 铁打庐州的历史审视：战史上的名城

关于合肥城池的变迁，考证较为详细的是20世纪60年代刘彩玉先生的《历史上的合肥城》一文。该文对合肥历史发展做了较为细致的考证，对合肥城市的起源、城址的变迁做了梳理。这一结果在《合肥城市规划志》等地方史志中被广泛引用，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从城址演变的角度看，该文提炼了五个时期合肥城：汉合肥县故城——三国新城——唐金斗城——宋斗梁城——明清合肥城，这一梳理较好地勾勒出合肥城池建设的主要轮廓。

1.1“吴头楚尾”与合肥城市文明

先秦时期是中国城市从萌芽到产生的时期，环巢湖流域经历了三个阶段：石器时代的聚落文化、铜器时代的邦国林立和铁器时代的早期城市文明。在现有史料和考古研究的基础上，大体可以判断出至迟春秋时期环巢湖流域出现了城市文明，今合肥区域内是否有城址并不能完全推定，但从一个区域角度看，合肥应该进入城市萌芽的时代。无论是旧石器还是新石器时期，这一区域创造了灿烂的早期文明，如凌家滩遗址、三官庙遗址的发现，它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可能未被充分认识，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区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夏、商时期，合肥与中原文明保持了交流与沟通，这一区域虽处于华夏文明的边缘，邦国林立、战乱频仍，但群舒、巢、橐皋等淮夷国族应该具备了城邑的特征。当然这些城邑规模小，城乡分化不甚明显，与夏、商宗法制下城市存在一定区别，它介于原始文明与青铜文明之间的状态。

春秋战国时期，合肥城市产生质变，楚国迁都寿春和楚文化东渐成为城市形成的重要推动力。诸侯割据争战结束了江淮流域邦国林立的局面，外部力量强行将合肥地域纳入了郡县城市网络体系之中，合肥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春秋时期是江淮地区大变革的时期，“合肥市区作为区域中心形成于春秋时期的历史激变中”。自石器时代以来，江淮大地文明起源早，但在进入铜器时代后，始终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处于核心文明的边缘，没有出现春秋五霸或战国七雄这样的诸侯大国。相反，群舒诸国、巢等在强国兼并战争过程中被逐步消灭。淮夷诸国“仍然保持着氏族社会拙朴之美的余风，弥漫着浓郁的原始气息”，“可能始终未形成完备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真正意义的邦国”，“以其社会形态看，两淮古国族可能还处在早期部族奴隶制阶段，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1.2“地有所必争也”与合肥军事功能的提升

“魏之合肥，吴之濡须，所谓必争之地，必攻之城也。”合肥为魏、吴争夺的焦点，纵观东汉末年直至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在合肥一线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大部分时间合肥为曹魏所控制。据《合肥通史》的统计，自194年至268年，魏、吴双方在江淮地区以合肥为中心展开了多达26次的争夺战，平均不到三年就发动一次战争；另据有关学者统计，在208年至278年间，孙吴对曹魏（及西晋）共发动过34次进攻作战（含主动出击但未交战即撤退的几次），其中合肥——寿春方向的攻击为12次，占总数的35%。孙权、曹操多次亲征合肥，亲自督战，可见合肥军事地位的突出，城市地位由两汉的“输会”城市演变为魏、吴争夺的战略要地。在前四史中有关合肥记载的条目，《史记》仅为1条记载，《汉书》为2条记载，《后汉书》为4条记载，但《三国志》记载增加到20余条，这些记载大多记录了魏吴征战的场面，描述详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地位的提升和军事功能的突出。

江淮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南北分裂时期争夺的战场，“夫守合肥以限淮北，守濡须以藩江左，则是江淮表里之势也”，魏、吴争夺的焦点主要在淮河，而不在长江。赤壁之战是曹魏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失败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曹魏尽失长江沿线，西端的巴蜀之地为蜀国控制，自荆州以东为吴国管辖。面对三国鼎力的均势局面，“曹魏的防御兵力并非沿边境线平均配置，而是集中扼守几处要枢”，“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合肥成为曹魏东线防御的中心城市和布防的重点，所谓“必争之地”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功能密切相关。

1.3“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与东晋的合肥

东晋与三国时吴国类似，偏于东南，建都于建康，但其控制区域向北扩展至淮河沿线，原属曹魏政权的合肥、寿春一线在大部分时期都被东晋政权所管控。因此江淮流域虽是拱卫京师建康的屏障，但是南、北政权争战的前沿阵地推进到淮河一线。这种情况在三国后期已经形成，“曹魏正元以后，始尤以寿春为重镇”，“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东晋时期借鉴孙吴的经验，“守江莫如守淮”，东晋与后赵、前燕、前秦的诸多战役发生在寿春，如著名的淝水之战，由于东晋实力不济，北方政权将战线推进到淮河沿线。

东晋百余年间，就合肥在南北对峙情况而言，“大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东晋既与后赵、冉魏相互纷争，又屡屡陷入内部叛乱争斗之中，合肥直接成为战场，东晋朝廷屡失对合肥的控制；第二阶段，东晋相继与前燕和前秦交锋，合肥作为东晋牢牢控制的后方，对前线战斗起支持作用。”东晋“以合肥、淮阴、寿阳、泗口、角城为重镇，大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寿阳、淮阴常为晋氏镇守”。这一防守线路与城镇大体上西部以长江沿线（上明、江陵、夏口、武昌）为主，而东部线路以淮河沿线为主（寿阳、淮阴、角城、泗口），合肥是较为特别的一个城市，既不靠淮河，又不沿江，是地处江淮之间的军事重镇。

1.4“淮西根本”与南宋的“边城”

北宋与辽的分界线分布在黄河一线，河北、山西等成为前沿，而江淮流域已然成为北宋的腹地，获得较长的和平发展时间，因此北宋对城池的修建较五代时期迫切性降低。这种情况到南宋时发生了显著变化，南宋被迫退缩到东南一隅，金军将边境线推进到淮河一线，并且多次渡淮南下，经常深入到江淮流域。尽管南宋初年仍然存在不修城与修城、修城与练兵孰重的争议，但当江淮流域成为抗金前线后，南宋明显加强了对江淮流域城池的建设，这一区域又进入了一个城池修筑的高峰期。在《宋会要辑稿·方舆》中有两章专门记载“修城”的篇目，可见在北宋城池不修的大背景下，南宋开始注重加强城防设施。

纵观两宋军事战略决策，北宋“内重外轻”的军事防御战略也为南宋所延续，形成了“守内虚外”的防御特征，无论是“内重外轻”还是“守内虚外”均是以守为主，但两宋对城防设施认知存在明显差异。“南、北宋不同之处在于，南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因此，就不可能彻底放弃边防建设”，“所以，不妨如此说：南宋朝廷在'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下，采取的手段是蓄意压制军事强人，但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如恢复三衙禁军、改编都统司制等）、军事设施建设（如修城、制造新式兵器等）。”

从城防建设修筑的结构和内容来看，南宋是城墙建设进一步完备的时期。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城防设施需要更加坚固。除了唐朝五代已采用的砖砌城墙的做法，还增建了更多的城墙附属设施，如为了弥补城门防御上的弱点，增建了如吊桥、瓮城、月城、敌楼、女墙等，还将北方盛行的羊马墙引入到南方区域。

2 “铁打庐州”概念的由来

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大多为地方政治中心，即使一些城市由商业城镇演变而来，随着经济功能的上升，亦由经济功能向政治功能演变，或赋予其政治功能。因此，到封建社会的晚期地方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趋向一致，城墙、官署、公共建筑、街巷等集于一体。明清城市结构、形态、布局的形成不仅与自然地理、行政等级、水陆交通和社会经济等关系密切，而且是历史因素积淀的结果。“实际上，明清时期的府、州、县城，几乎没有一座不是在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选址、规模与形制等各方面都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历史的踪迹。”

2.1“铁打庐州”的概念

“铁打庐州”或“铁庐州”指的是合肥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在文献中明确记载这一概念的是《读史方舆纪要》《明季北略》，两本文献皆为清时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载：“合肥旧称险固，古语谓天生重庆，铁打庐州，言其难犯也。明初，攻庐州，三月不克。正德中，贼刘七等经府境，不敢攻而去。此其验矣。”顾祖禹在描述“天生重庆，铁打庐州”时称其为古语，显而易见“铁打庐州”并不是清时才有这样的称谓，顾祖禹在解释这一“古”字时，举例明初、正德间等例证，将其易守难攻时间推至明初。《明季北略》一书中《张献忠袭庐州》篇则言合肥“向之号为铁庐州者，不终朝失之矣”，“向之号”一句的意思也表明“铁庐州”的称号早已有之，明末张献忠久攻不克再次证明了合肥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的实际状况。

而在《志存记录》中《张献忠陷庐州纪》一文对“铁庐州”的描述更为生动，明崇祯年间，张献忠久攻合肥不克，“张献忠曰：'好个庐州府！日间是个人城（见守城人多也），夜里是个灯城（见城头灯火多）。’遂有'铁庐州’之号”。从这段描述中“铁庐州”的提法似乎与张献忠有关。

“铁庐州”的概念到底始于何时？从其内涵看肯定是发生于攻城拔寨的战争环境，这样的战争环境在合肥屡见不鲜，自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均有战争发生。联系顾祖禹的“天生重庆，铁打庐州”的说法，两个城市相距千里，被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一定的关联。结合上述文献分析，合肥“铁庐州”之名若出自张献忠，“天生重庆”似与其也有一定关联。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在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数度围攻合肥，崇祯十七年（1644年）围攻重庆。一人将两个城市联系起来，“天生重庆，铁打庐州”描述了张献忠攻合肥、重庆时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

由于史料的缺乏，准确判断民谚的形成时间是较为困难的，明万历《合肥县志》载：“形势雄壮，坚固可守昔。高庙围左君弼，两月不能克。正德中流贼道经，仰视骇愕而去。余忠宣公所谓合肥之城，江淮严邑是也。”创设这一描述合肥城池坚固时并未提及“铁庐州”，可能这一时期仍没有这一俗称。笔者倾向于“铁庐州”这一概念描述明末合肥城墙的坚固。它是在面对明末农民起义军时所提出的，当然合肥城的坚固并不是明末专属的说法，唐时便有“金汤之寄”之称。

经过明朝中后期的修葺，作为陪京门户、陵寝咽喉的“庐州城”抵挡了数次农民起义，如六安刘六、刘七等起义，与其他城池“守吏望风遁去”相比，合肥的城高池深在防御中表现极为突出，在明朝末成为城池“易守难攻”的典型代表。

2.2攻城与守城：张献忠智取庐州

明朝时期，合肥的军事地位虽较两宋时期已明显弱化，但合肥曾为江淮流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明朝中期后不间断的城池修建，使得庐州城成为封建统治者抵御农民起义的重要屏障。“窃惟中原大势，莫要于两淮，而凤庐二郡，尤为万世根本之地”，为明朝开国之地，“屏蔽陪京，江南半壁，依以帖安”；同时“内有巢湖，方四百里，顺流通江，为皇祖龙飞，初渡直抵江东采石之津”。

崇祯年间，合肥知府吴大朴在时雍门月城北筑夹城。“夹城”作为巩卫城门的设施仅仅在重要的设防城市中才会出现，如唐时洛阳、宋扬州城等。吴大朴修筑夹城主要目的仍在于加强城防。是时，“城西南形势突兀嵚崄，濠复宽深，贼不敢仰窥”；城西北，水西门已塞；城东北，有东水关，位于威武门右侧，“五空，边岸二空塞，中空铁槛木栅，左右二空铁栅”。防守的弱处已由城西北转至城东北，除水关外，“独东北一带地脉平衍，濠水直注巢湖，泛涨于春夏，涸泻于秋冬，往往为贼所必攻之处”，吴大朴遂筑堤“于水关之东，设敌台于堤之南”。

所筑夹城，傅时雍门月城北，“南、北墙各长三十四丈，中宽八尺。去地三之一甃，开枪孔，南北各五。南墙下小门一，高五尺。东抵河岸为炮台。”城门是攻城和守城的重点，为了加强城门的防御，时雍门不仅筑有月城，还加筑夹城，将城防由城门引向夹城外，“是役竣，而城之东北屹若金汤”“坐安磐石”。

在明末农民起义中合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崇祯八年（1635）至崇祯十五年（1642）的七年间，张献忠数度围攻合肥，合肥周边府、州、县城悉被攻下，合肥仍坚守城池。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第一次袭城。合肥知府吴太朴积极加强城防，发动士绅群众守城，“贼众尽退，而城始全。”攻庐州不克后，张献忠引兵往巢县去，“破巢县，又陷无为州，陷含山县，陷和州，陷全椒县”，合肥周边的巢县、无为州、含山、和州、全椒、凤阳皆被攻克，独庐州尚存。

张献忠第二次袭城时间为同年的十二月。合肥进一步加强了城防设施的建设，“吴太守遂于东关外修筑石坝以蓄水，护城；恐贼决坝，乃造炮楼于河旁以卫之。其关下去前所填土，则铸铁柱，使通水道，而贼不能动。又于城门口砌陷马坑，深丈余，城下锭梅花桩，挖品字坑，使飞梯冲车不能进。每一垛用五人守之，更番叠易，夜间每垛用照城灯一盏，每五垛用照城火一盆，贼至，即见之。其为城守计亦周矣。”尽管起义军加大军事进攻力度，“攻城特甚，全不似春初”，但由于合肥城防设施更加坚固，“亦幸守城者亦不似春初，故虽力攻而守亦坚固”。经过数日攻击后，张献忠再次放弃攻打合肥，引兵前往滁州。

张献忠第三次集中袭城发生在崇祯十五年（1642），此前农民起义军先后攻下了舒城、霍邱、英山和六安州等合肥周边州县，合肥已然是一座孤城。加之明末自然灾害，合肥城的补给严重不足，“值崇祯十三、四两年蝗旱，人民饿死者无算；加以天灾流行，尸横遍野。”1642年，张献忠巧扮学使，智取了庐州城，“攻两日半而城陷”。在明末农民起义军强攻的大背景下，合肥城坚守七年才破，故而赢得了“铁庐州”的称号。

3 “铁打庐州”的深层内涵：明朝合肥城池的建设

从总体上看，明初没有实行宋初、元初执行的毁城政策，整个明朝各地府、州、县的修城、筑城的比率较高。“明代筑有城墙的城市有1403个，如果将附郭的县（148个）记为已筑城城市，明代城市的筑城率已经高达98.7%”。根据各地地方志的统计，明代安徽府、州、县城均筑有城池。但从时间上看，明朝前期和后期筑城政策的态度差异较大，明朝初期虽未执行毁城政策，但推行了“相对宽松”的筑城措施，各地不修城的情形相当普遍；明中期以后，南北各地多有“寇乱”，府州县修城筑城渐成常例。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廷诏令天下：“城池之设，所以御暴卫民。各处古有城池，其后因无守备，多有坍塌，或被豪强侵占，掘为园田池沼移植养鱼之类。遇盗生发，民无保障，听其劫杀。今后各府州县，不问有无卫所守御，但古有城之处，其见存者，所司量加修补。其有坍塌为园田者，即便用工补筑，务在坚厚完固。”明朝中叶后，一改明朝前期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朝廷对所有城池加强修筑维护，强化了城池的防御功能。

3.1明弘治年间修城的概况

具体到合肥而言，“铁庐州”的表述代表了明代合肥城防建设总的特点，从时间上看，合肥城池的修筑集中在明中叶正德年间之后，明朝初年较少。我们在地方志中仅见明初疏浚城濠的记载，自洪武之初，“虢国公俞通海凿西北濠，深二丈五尺。”在明高诲《庐州府修城记》中对明初为何不重视城池修建做了阐释，“我国家承平百四十年来，民不知兵，凡干盾戈矛之属，有老死不知为何物者。其视城池之为用漠如也。”这段话也说明明初的百余年对庐州城是未多加修葺的。这种情况到弘治年间（1488-1505）发生了变化，“弘治丁巳（1497），孔布以妖术啸聚濠梁南境，前太守马公视城弗完者，举新之。”庐州知府马金修筑的合肥城池既延续了宋元以来合肥城池的形态，又为明清合肥城做了规划，后世对其几未改变。

“知府马金修其废缺，周四千七百有六丈，高二丈有奇，厚四丈有奇，敛八尺。城东濠深一丈九尺，长四十三丈；西濠深二丈五尺，长二十九丈五尺；南濠深二丈三尺，长三十丈；北濠深八尺，长三十五丈。城门凡七：东二，曰威武，曰时雍；南二，曰南薰，曰德胜；西二，曰西平，曰水西；北一，曰拱辰，水关上跨水西，下跨时雍，为金斗河出入处。”

上述这段文字与明万历《合肥县志》所述情况基本相同，七门位置及城濠的尺度大体相似。《合肥县城郭图》（图1）虽为万历所绘，但在图下附的“图说”“创设”文字中表明合肥城郭大体因袭了明代马金所甃之城的状况。

城郭图说：世代兵燹，城邑废兴。合肥在三国时，曹魏据捍东吴，乃旧城，惟只土筑尔。至唐路应求始甓之，宋郭少保始拓之。逮我明兴，郡守马公始尽力甃之，称雄一方矣。兹概其四周并环中创韧者，总列为图，形势连延，区宇宏阔，视国初已改观矣。唐宋足言乎有金汤之寄者，益思所以固之哉。城郭图说

3.2明正德年间庐州城的修葺

庐州城经过弘治年间的修葺，未过多久，就出现了城圮的现像，“至是又十有五年，风雨摧毁，日复湮塌”。而这一时期，明朝农民起义频繁出现，促成了明朝一改“相对宽松”的筑城、修城政策。“正德庚午（1510），大盗起霸州，拥众十余万。山东河南，所过城邑，不守者十已七八。当国者恒议淮西以庐、寿、历阳为表，则建业、姑熟得以襟带”，合肥成为巩卫金陵的咽喉之地。

正德年间，时人高诲作《庐州府修城记》文，记载了知府修城的行为，这次修城为知府徐钰所修，修城时间是“以辛未（1511）秋七月始作，而以壬申（1512）春二月告成”，历时约八个月。这次修城对合肥的城池，特别是金斗河改变较大。首先，徐钰到任后即对合肥城圮进行了全面调查，“方三日，即循城垒周垣，计期倾圮五十六处，总二百丈有奇。而北濠更淤浅不潴，加以楼橹芜落”。其次，计算工时，并未像元朝时那样募集民间资本，而是以府、县修建为主，“属役赋丈，召工匠以营。其徒庸之计、财用之虑、餱粮之书，悉有定法”。再次，修城历时约八个月，修城的内容主要包括了“葺器械、操矢石、治沟堑、立砦隘、塞水关”，侧重城的防御。这次修城在防卫农民起义攻城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未几月余而贼至，以城固不敢犯”。最后，在农民起义军离境后，继续加强城防设施，“贼既平，复置沿城更铺四十六所，城东北二门，吊桥各一，暨马道、木栅若干座。”因此，当时的老百姓对徐钰评价较高，“庐民德之，有南仲、山甫之颂。”

徐钰此次修城对南宋郭振所修城最大的改变在于金斗河。南宋时，引河入城，金斗河穿城而过，城市依托水运，促进了沿河两岸商业的发展。徐钰此次修城为何将水引出城外，绕城而过？《庐州府志》中解释徐钰“塞水关”是为了防御农民起义，“虑水关难守，乃筑埭以障之”，在嘉庆《合肥县志》中也有同样的表述：“明正德间，知府徐钰筹御刘七之乱，以西北隅单弱，乃塞西水关，导水为北濠；又塞旱西门而另建水西门，并筑月城以为固”。“塞西水关”的主要原因在于加强城池的防御，合肥城池东西南北四面的深度存在明显差异，城北濠相对较浅，不利防守。据万历《合肥县志》载，东濠深一丈九尺，西深二丈五尺，南深于东四尺，北仅深一寻，一寻约七尺左右。城高池深是冷兵器时代城防的必备要求，南淝河至水西门外一分为二，一为北城濠，一为金斗河穿城而过，由于水流的分散、泥沙的积聚，造成了北城濠逐渐淤塞，“我朝虢国公俞通海因之凿西北濠石骨，深二丈五尺”169，历经百余年后仅有七尺左右。故徐钰修城时，塞西水门，使流经城内的金斗河水再次经北城濠（南淝河）绕城而过，“导水绕外濠以会于河”，增加了北城濠水量。这就可以理解，此次修城仅塞西水关而未塞东水关。

从城市的防御看，塞西水关后起到了防御的目的，但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却有所打击。一来合肥地势东北低，西南高，由于地势差异，梅雨季节容易造成南淝河流经的时雍门附近积水泛滥，“每春夏之交河流泛溢，则东关受害为甚。”另外，失去水运的便利，货物很难入城，“由是金斗河渐湮，城无源泉，仅资井汲，市肆百货，陆运孔艰。”84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对金斗河多次修复，“嘉靖中，知府张瀚疏河流以杀水势。万历中，知县胡震亨复建牐以防其涸，民甚便之”，前者在修复水涝灾害，后者则是通过建立牐（水闸）的方式控制水流，防止城池干涸。

庐州城“四千七百余丈”的规模是唐末张崇修城时就已达到的规模，历经北宋城址的变化，二十六里的城池规模在元、明、清时期得到了延续。这一城池规模在安徽的府、州、县城池规模中是最大的，在同时期全国的城池中亦属佼佼者。安徽的13个府、州级城市的城垣平均为9.08里，这与全国府、州城市的规模大体相似，“嘉庆年间，各省府级城市平均周长为9.06里”。合肥的城市规模大约是平均数的2.86倍，可见其为“大城”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修筑之举，工钜费繁，较他邑为尤难”。

4 结语

掀开历史缥缈的面纱后，合肥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上下二千年，纵横三百里”，合肥作为县名延续了两千多年。它也曾是战史上的名城，“三国故地”“天生重庆，铁打庐州”……在城市史中她是军事功能异常突出的城市，但凡南北割据合肥必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故有“吴头楚尾”“淮右襟喉”“淮西根本”之说。它也是少有的依托交通、先有“市”再向“城”发展的城市，在城市经济功能的基础上叠加了政治、军事功能，成为区域中心城市。

这种城市的独特性塑造了城市特有的性格。从春秋至明清时期，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合肥的城市主导功能逐步由经济功能转向政治军事功能，即在分裂割据的时期表现为军事功能，在统一时期表现为政治功能，军事功能贯穿合肥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地缘政治上讲，这主要是因为合肥位居皖中，襟江带淮，历来是南北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在中国几个大的分裂时期，如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合肥地区大都处于某一割据政权的前沿，或若干对峙政权的交界线上，一时以淮河为界，一时以长江为界，南北纷争数百年，历来“淮西有事，必争合肥”。合肥城池规模、形态在封建社会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凝聚了合肥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是合肥自然地理、社会发展和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