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从8岁起开始读私塾，读的大多是四书五经，其中也有不少历史书籍。据考证，毛泽东最早读过的历史书，大概要算中国传统史学的简易读物——《纲鉴易知录》，由此开始了他学习中国历史的启蒙教育。 当然，真正让毛泽东对历史感兴趣的，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小说。“六年孔夫子”，他实际上读了8年，其中有两年是辍学在家务农。那两年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他几乎读遍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所有古典文学作品，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等。正是这些文学作品，打开了他的历史知识大门，也引发了他的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书里面都没有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走出韶山，到邻县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那里，他读到了《新民丛报》，开始了解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是对梁启超，他一度十分崇拜。 湘乡是曾国藩的故乡。在那里，青年毛泽东读到了《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受到了被曾国藩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的影响。 从湘乡来到长沙，特别是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后，毛泽东的历史知识大为长进。一位叫袁仲谦的老师，给他推荐了许多历史书籍。毛泽东在他的影响下，广泛阅读了《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各朝各代的《纪事本末》等。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记录了许多中外历史人物的事迹。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尤其推崇张良、严子陵、范仲淹等历史名人。在一师全面而系统的学习中，毛泽东打下了较坚实的史学基础，具有了较渊博的国学功底，并且开始以史论今，针砭时弊。 从一师毕业以后，毛泽东留在附小当主事，后来又办过文化书社、自修大学。在此期间，他比较系统地读到湖湘文化的宗师王夫之的书籍，在接受他的哲学和民主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他的史学理论。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曾评价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夫之的史学创建是破天荒的。 从青年时期开始，毛泽东就不仅读有字之书，而且读无字之书。他曾经利用暑假期间，和同学一起游历名山大川，走访古刹寺庙，考察历史古迹、风俗文化，体验乡风民俗，增长了自己的历史知识。 毫无疑问，毛泽东学习历史，是为了改造现实，而不是为了成为一名纯粹的历史学者。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每当转战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特别注意调查当地的地理历史情况，了解风土人情，查阅地方史志，作为决策的依据。 到了延安之后，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毛泽东更是大量阅读各种书籍，包括历史书籍。1937年1月31日，他曾专门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要他代购整套的《中国历史演义》。后来，他还通过其他方式购买了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大量历史书籍。对这些书，他爱不释手，经常阅读，亲自批注过的就有1300多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忙于党务、政务，但读史的兴趣始终没改变。据统计，他个人藏书达8万多册。除大量阅读自己收藏的书籍外，他还走到哪儿、借到哪儿、读到哪儿。据北京图书馆的记录，从1949年到1969年，毛泽东共借书6000多册，其中历史书籍所占比重最大。曾给毛泽东做过图书馆管理员的逄先知披露了一份毛泽东1959年外出时所带书籍的清单，其中光历史方面的书籍就有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以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毛泽东读史之多、之广、之杂，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读史虽然涉猎广泛，但重点还是读那些有关中国历史的经典史籍。光《资治通鉴》，他就读了17遍，并称赞该书叙事有法，写得好。对贯通中华民族4000年历史的权威性史籍“二十四史”，他不仅全部通读，而且对许多卷册都反复阅读。从1952年到1976年，他对“二十四史”的阅读从未间断，在许多卷册的封面上，都留有他的圈点符号和批注，少则一两个字，多则几百乃至上千字。读这样一部4000万字的皇皇巨著，而且持如此认真细致的态度，实属少见。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曾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哈佛大学。他在演讲中指出：“毛泽东先生一生对二十四史做过许多评点和批注，为认识中国历史和吸取历史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晚年的毛泽东重病缠身，视力也严重衰退，但仍以超乎寻常的毅力读书、读史。据他身边工作人员记载：1975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两次重读《晋书》；1976年初，他读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76年8月26日，他再次读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据考证，《容斋随笔》是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部书。（ 作者：唐洲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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