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张立新 清乾隆《汾州府志》是汾州府设立后的第二部志书，较之前志“体大思精，文约义赡，追常璩之详审，匹刘炳之赅博，所称传世行远而有益于史家者”。 清乾隆三十七年《汾阳县志》，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邑乘。在此之前汾阳已有三部县志，分别修于明万历三十七年、清顺治十四年、清康熙五十八年。本次修志后，汾阳又有三部县志问世，分别续修或新修于清咸丰元年、清光绪十年、二十世纪80年代。 乾隆版《汾阳县志》较之此前的三部邑志，“义例严整，考据详明”（汾州府知事、海宁俞调元），“其叙事简而明，援据典而雅，整而有体，详而不遗”（汾州府同知、浙婺胡邦盛），大政以次修，增损旧志，不滥不遗，采新说亦不废旧文，鉴往绩而树新猷，一扫前志之荒芜，纲举目张，宁缺毋滥，诚志中之善本，备受当时与后世方志学界推崇。 清乾隆版《汾阳县志》一面世，即有人效仿借鉴。此后，汾阳清代的两次修志，只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续修，从内容上进行增补正误，未整体例另开新篇，由此可见清乾隆版《汾阳县志》的分量。 这两部志书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与戴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戴震作为有清一代大家，参修汾志功莫大焉。  ■戴震画像 一、戴震其人 戴震（1724—1777），字东源，一字慎修，号杲溪，徽州府休宁县隆阜（今属黄山市屯溪区）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乾隆三十八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第六次会试下第，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是有清一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被梁启超、胡适誉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 二、戴震因何参修汾志 乾隆三十七年（1771）季冬，汾阳县金石爱好者温方如，多方搜求，辑成《西河文汇》金石文集，慕名请时在汾阳的戴震作序。戴震感其“为人之所不为，在今日诚不易遇其人”，欣然为之作《温方如西河文汇序》。戴在这篇序文的开篇，介绍了自己两次莅汾的事因,他写道：“己丑（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秋，余至汾阳，应太守孙公之召也，属纂次府志，为之考订累月。今李侯复以县志事邀之再至。”从这段话可看出，从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戴震三年间两次来汾，一次是受汾州府知府孙和相邀请纂修《汾州府志》，一次是受汾阳县知县李文启之邀纂修《汾阳县志》。 尽管由于既定的规则，清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的修志人氏名单中未列戴震，但在修志的诸篇序言之中，撰者多次提及到戴震：“孙君不以所知自多，复质诸休宁戴东原氏”（山西布政使朱珪《新修汾州府志序》）。“延休宁戴孝廉东原，改证古今，笔削成书”（吏科给事中曹学闵《新修汾州府志序》）。“休宁戴东原氏来游汾晋间，今之治经之儒，咸首推戴君，而是志得其严加核订”（汾州府知府孙和相《新修汾州府志序》）。“会新安戴东原孝廉，佐孙郡尊辑府志成，因延之共事”（汾阳县知县李文启《新修汾阳县志序》）。由此可见，戴震参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是不争的事实。  汾州府、县两级的主事为什么会延请戴震参修汾志呢？这与清代修志环境有关。清康熙十一年（1672）曾下诏各郡县分辑志书，雍正七年（1729）因修大清一统志又严谕如期成书，因而清代主政官员都十分重视方志的纂修。 明万历三十七年，汾州府知府王道一主持修纂《汾州府志》。新任汾州府知府孙和相，由滇南调任至汾后，有感于“汾州自改府以来，旧尝有志，越今百六余年，旷而不修，且旧志草创疏略”，不能满足资政所需，遂决意新修汾州府志。 纂修汾州府志并非易事，汾州府的历史沿革极为复杂。其前身汾州，分野始自禹贡，属冀州，后来因沿革不一，或称西河，或称南朔，或称介州，或称汾阳。汾州所辖地区前后不一，治地多变，北魏汾州治在隰州蒲子城，西魏在宜川（今陕西山西交界处），北周的汾州在吉州（今山西吉县），隋代的汾州在霍州（今山西霍州）。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清廷升汾州为府，倚郭设汾阳县，府治、县治同城而设。汾州由领三县，增加到领二州九县。三十二年，沁州、沁源、武乡析出，领一州七县，始形成稳定的府境。明《汾州府志》和其后三次所修的《汾阳县志》，囿于当时的条件，都未能很清晰地考证清楚历史沿革这个修志最基础的问题，甚至还存在以讹传讹之错。 有清一代在康熙、雍正的倡导下，修志成风。学人们纷纷独撰或参修地方志，例如顾炎武参修了康熙《邹平县志》和康熙《德州志》，钱大昕参修了乾隆《鄞县志》，戴震的好友王昶独撰乾隆《太仓志》，段玉裁独撰乾隆《富顺县志》，章学诚独撰和参修了乾隆《和州志》等八部州府县志。 清代修志颇重考据。清初顾炎武力倡“理学即经学”，史学、地学研究逐渐崇尚考据，用考古的方法研究地理，广泛搜集实证，专就某一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形成了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即研究古今地理沿革的学问。戴震校注《水经注》，视《水经注》为历史地理之作，考释精博，完全凭文献和实证梳释原著。他的《勾股割圜记》被秦惠田全文刊载，并由吴思孝刻印出版。《考工记图注》则由纪昀刻印成功，戴震因此名重京城，成为时人所称道的考据大家。 戴震与翰林大学士朱筠兄弟友善，乾隆三十四年（1769）朱筠弟朱珪任山西布政使，戴震应邀为朱珪幕僚。这一年，也正是戴震第三次考进士不第。但他似乎并不太介意科第之事，仍然醉心于做学问，在朱珪等人的荐举之下，汾州府县两级的主官慕戴震大名，延其参修汾志。  ■清·乾隆版《汾阳县志》序文选 三、戴震对汾志的贡献 戴震参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最突出的贡献是辨明汾州沿革和史实的考证。戴震在修《汾州府志》时，对唐《元和志》中“汾州”词条进行了认真的考核，指出其有六条错误，从而纠正了汾阳前志之中关于本县地理和历史沿革存在的错误。 其次，戴震在《汾阳县志》的体例设置上，较多地借鉴了《汾州府志》成果，使志书较前志更加客观科学。如，清顺治《汾阳县志》、清康熙《汾阳县志》，首论“星野”“疆域”，次论“沿革”；而戴修《汾阳县志》，首论“沿革”，“星野”附之，次论“疆域”。戴震认为：“沿革不明，则志中述古未有能免于谬悠者，故考沿革当为撰志首事。”由此可见，显然戴要比前二志纂修者更有见地。而星野之说为古代修志者的一种旧习，戴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附记，可见其思想开明与进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乾隆时科学技术的进步。 再则，在史材的剪辑上，戴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人情稿方面，颇见其利落干练。前志之中一些与汾是地无关的人和事被剔除：“凡志书录艺文，必有关于是地，非选文比也。文与诗与地无关则例不当录“，比如清顺治志中王庭筠的《咏黄华山四景诗》，康熙志中汉武帝的《秋风辞》，卢照邻的《咏郭有道》，陈子昂的《感遇诗》等与汾无关的诗文。此外，一些当地名流的诗文也去之甚多。 四、戴震参修汾志的不足 毋庸置疑，主修或参修汾志的外籍官员、学士，毕竟是这块土地上的匆匆过客，而修志是一项系统的工作，要想在短时间内对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民俗考证无误，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勉为其难的。即使长期浸淫于是地，要参透许多人情世故也非一件易事，更何况戴震参修清乾隆《汾州府志》“凡一年”，《汾阳县志》“阅四月”，因此难免存在不足。
■清·乾隆版《汾阳县志》点注本 戴震参修汾志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事关汾阳文化历史的一些论断上，有片面、绝对、武断之嫌。戴震作为当世鸿儒，饱读经书，奔走南北，拥有丰富的信息。但是，戴震自恃其有，对诸如“子夏设教西河”、“汾阳王郭子仪”等数百年来都在争论的问题，在没有现代考古、历史物证等铁证支持下，仅靠书本的东西进行推演即断然作出结论，无疑显得有些草率。 《汾州府志》刚一面世，戴震的这些观点即受到了汾阳是地文人学士的批驳，然而人微言轻，戴的观点继续贯穿于《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之中。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前史官、邑人曹学闵，曾两充史馆纂修、为乾隆帝侍读学士，对戴震在事关汾州、子夏等问题上一些观点和作法深感不满，他在《新修汾阳县志序》写道“读古人书，当博通其宏旨，信者传信，疑者传疑，不必坚执一见以求胜”，对戴震固执己见提出了批评。 曹学闵批评戴震，并非出于纯粹的乡土情结，而是从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层面上与其进行探讨。曹作为当朝曾经的史官，又位于中枢之廷，但其并未盛气凌人，以权压戴屈从于自己的观点。曹学闵指出：“公羊子去古未远，而高傒所城，鲁人已有两说。班固西域列传，叙地理如指诸掌，而我朝戡定以来，验其说多虚妄。”由此可见传史之难，尤不可迷信于古人之书。进而曹学闵又举分田划界之事说：“夫一垅之田，甲与乙讼，或数世而不得明。两邑之界，官吏抱案牍、操绳尺、验山河、征碑碣，引里人父老杂然证之，或数年不得决。”由此言明断事之难。他进而感叹地说：“生百世以下，陵谷变迁，典籍散佚，而欲以耳为目，断百世以上之是非，乌见其不爽乎？” 由此可见，饱学而又经宦海浮沉的曹学闵的确要比戴震思考问题更客观更实际，也更显其有胸襟。汾州府知府俞调元、汾阳知县李文启，在这一点上与曹学闵英雄所见略同，都未苟同于戴震的观点。清乾隆《汾阳县志》尚未付梓，戴震“甫脱稿，亟以公车去”，受朱筠的推荐，同纪晓岚等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 戴离汾后，新任汾州府知府俞调元、汾阳县知县李文启在对新志进行了润色加工，一些与戴震意见相左的观点才得以保存下来。 俞调元认为：修志之难，不难于考文征献，而难于协舆情。何谓“协舆情”，就是不要纯粹听信书本，要与当地的实际情形和人民的认可相协调。作为汾州新知府，俞调元虽然无法重修汾州府志进行更正，但也不愿意戴震的一些错误观点继续，因此“于簿书余暇，就其本重加厘订，稍稍润色之”，对戴震所修的《汾阳县志》进行了重新的修订和润色。 李文启虽未对戴震的观点进行批评，却在自己的序文之中写道：“在地有卜山，或谓此即古西河子夏设教处。”婉转地表明了自己对地方官员文士的支持。 有清另一修志大家章学诚提倡“论古必恕”，认为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这观点正是对考据派呆板考证的一种批判。戴震参修汾志时，恰巧在这一点上未能尽善尽美。 曹学闵对俞、李二人的作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赞道：“西河之辨虽采新说，而亦不废旧文，虚公之心，详慎之志，并见于是矣。其采询之无所疏漏，是非之无所颠倒，举可类知，公诚良史才也，岂但一邑之志哉？抑文章之道与政事通，公能详慎虚公而无所疏漏颠倒，则以制万事皆得其理，虽佐圣天子调燮天下可也，又岂但一邑之宰已哉？” 其二、在史料的剪裁上失当，特别是对顺治志、康熙志中的史料扬弃甚多。外来人士作志与本土人士作志立足点不同，因而对材料价值的判别往往有天壤之别，有的资料站在全国的角度看无多大价值，但若站在地方上看则价值不菲。另外，同一个史料，所处时代不同，价值也会大有不同。乾隆时，清王朝已经稳坐江山，和初入关时不同，统治者不再需要抛弃旧主转投新贵的俊杰，更多需要忠心不二唯命是从的臣民，对当初曾受过清廷重用的明旧臣开始鄙夷进而打压，这一点在清乾隆《汾阳县志》中表现的十分明显。清顺治《汾阳县志》、清康熙《汾阳县志》之中许多反映明清大变革的人和事，在戴震纂修的《汾阳县志》中被拒之门外。明天启二年进士、原国子监司业、后仕清宫《明史》副总裁的朱之俊及其朋友撰写的多篇诗文被删除，如朱之俊撰《奉端重王令随营纪略》《招安城内揭》《攀龙桥碑记》《分守道史记功去思碑记》等史料不再入选，“朱之俊”也变为“无名氏”，而这些资料恰恰是研究汾阳历史变迁最真实、最直接、最有力的凭证。此外，在保存下来的文章之中，也存在删削过多之病，使得许多珍贵的地方历史文化信息丢失。 其三、考证不足，误将与汾地无关的诗文收录。杜甫《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一诗，是杜甫开元二十九年在河南偃师祭祖时，路经宋之问故居所作。虽然，宋之问系汾州西河人无疑，但其父早年在京都为官，宋之问出生在外地，故居在洛阳东北。其地与汾阳无关，例不当入。诸如此类者，不一一列举。  ■乾隆版《汾阳县志》主校张立新（左）与汾州府文庙重建人孔祥生在安徽考察戴震纪念馆 《汾州乡情》微信公众平台 总编|张立新 主编|亚男 凌珊 编审| 李海萍 冯元明 孙雨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