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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的1934年10月8日，曾制作有《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换作文字表述，是这样的： “人员77159，马匹338，步马枪27690，短枪3141，重机枪357，轻机枪294，自动枪28，手花机关271，迫炮38，刺刀17552，梭标6101，马刀882……” 从这组数字中，你会发现，轻机枪居然少于重机枪，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有点不好理解的，因为照一般看来，战争年代的重机枪只编到团或营一级，而轻机枪是编到班的，后者应远远多于前者才是。比如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国民党军调整师，轻机枪和重机枪分别是274挺和54挺，侵华日军的常设师团，轻机枪和重机枪分别是541挺和104挺，轻重机枪的比值都在5倍以上。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重机枪比轻机枪更早登上战争舞台。  最初的机枪，都是重机枪 关于红军中缴获与装备重机枪的数据，很难找到完整的史料，只能于散见的文献中搜得一二。 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会师后编成工农革命军第4军。5月有一个统计，计全军6000人，步枪2100多支，手枪100支，花机关6支，机关枪10挺，迫击炮8门。 7月，平江起义，起义军编成红军第5军。全军2500多人，步枪1500多支，机关枪4挺，迫击炮1门。 1929年5月23日，红4军一打龙岩，缴得水机关枪2挺，驳壳23支，步枪549支。6月3日，再打龙岩，战果未详。19日，三打龙岩，歼灭敌第一混成旅2000多人，缴步枪900多支，花机关4支，机关枪6挺，迫击炮4门。 1930年1月下旬，红5军对赣西地区发起进攻作战，缴得步枪800多支，机关枪8挺。4月，转战湘东北、鄂南，缴步枪1500多支，机关枪19挺。 1930年7月，鄂豫皖红一师取得花园大捷，全歼花园守敌正副团长以下1400余人，缴机关枪8挺，迫击炮5门，长短枪800余支。 10月，鄂豫皖红一军在光山整编，全军三个师，共计6000余人，步枪配齐，花机关60余支，机关枪10挺，迫击炮13门。 1931年8月1日，鄂豫皖红四军攻占英山，全歼守敌，生俘团长以下1400余人，缴长短枪1000余支，机关枪18挺，迫击炮4门。 1932年5月8日，红4方面军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计缴步枪15000余支，花机关、驳壳枪1000余支，机关枪250挺，迫击炮40门，山炮4门，电台5部。 以上这些数据中所说的机关枪、水机关枪，全是重机枪，没有轻机枪。这时轻机枪已经问世，但为数太少，还鲜为人知，机枪也就还没有轻重之分，所以那时只要说到机枪，都是重机枪。 1932年3月，红一方面军的实力，有“长短枪1.75万支，手花机关枪69支，轻重机关枪133挺，炮16门，马690匹”。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候，轻机枪开始出现在红军的统计中，并以迅猛之势越来越多地显现。 红军缴获并装备的重机枪，占绝对多数的，是汉阳造三十节式重机枪。该枪仿自美勃朗宁7.62毫米M1917重机枪，但口径按中国当时流行的步、机枪口径改成了7.92毫米。于1921年10月10日仿制成功，这一年是民国10年，这一天又恰逢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故命名为三十节式。汉阳、上海、衡阳、赤水等大中型兵工厂都曾批量生产，出品特别多，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产量最大、各派系军队装备最多、也是红军缴获和使用最多的重机枪。 除三十节式重机枪外，其他杂牌重机枪也偶尔出现在我军的零星记录中，如叶挺独立团配备的三挺重机枪，已知就有两个型号，即苏式马克沁和粤造施瓦滋洛瑟。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时，有一挺半重机枪（有一挺缺脚架），均为俄式。红军东征过黄河与阎锡山军作战时，曾缴获太原仿造的三八式6.5毫米重机枪。 一直到1930年代初，中国的战争舞台上，还没有或鲜有轻机枪的戏，自动枪的主要角色，一个是手提机枪，另一个，就是重机枪。  和白军相比，主力红军中的机关枪并不弱 旧军队中机关枪的编制，北洋军队也好，国民党军队也好，多数情况下是以连为单位编在步（骑）兵团，少数情况是编在步兵营。北洋时期机关枪连是6挺制，个别有4挺制的。国民党时期就很难说了。1936年，国民党军调整师的机枪连编在步兵营，6挺制。当然，编制是如此，实力则因不同军系的情况而未必一律了。 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因为没有兵工生产体系，多数情况下，重机枪的实力并不徇编制，而是依缴获的多寡而定，缴获的多就多编，缴获的少就少编甚至不编。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由粤入湘时，“全团人数二千一百余名，步枪一千三百余支，水机关枪三支及手枪四十余支。”后独立团改编成25师73团，团辖一机关枪连，南昌起义时，有机关枪6挺。广州起义时，起义军主力第4军教导团也编有一个机关枪连，机关枪数量未知。 1931年5月24日，《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中载，“红四军现在共有十三团，每团有机关枪四挺”，由于连战皆捷，“现在红军中枪还多过于人”。旷继勋在一个月之前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曾说过，“尚闲枪支三四千”，可见此时的鄂豫皖红军，真的是兵强马壮。 到了这年的10月9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军事方面，称“现在红军按三三编制，足有四师（十、十一、十二、十三），军部直属一教导团。共约长枪一万四千支之谱，各团部有机关枪六架，师部有迫击炮连。”每团重机枪6挺，这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很多杂牌军的装备实力了。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为掩护十八勇士强渡，红1团组织了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的火力对敌实施压制。一个团能有这么多的机枪，这装备也很是了得了。 4天后，红四团又创造了飞夺泸定桥的奇迹。此战，“由曾庆林指挥全团百余挺轻、重机枪，掩护夺桥和铺桥行动。”（杨成武回忆）而对面守桥的川军刘文辉部队的机枪，往高了估计，也不会超过4挺。我夺桥二十二勇士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固然主要靠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娴熟的作战技能，但我对敌火力的成功压制，也不该被忽视。 “百余挺轻、重机枪”，是什么概念？一个团百余挺机枪，那是国民党美械部队才能达到的标准。当然，这百余挺机枪并不是红4团一个团的。到5月29日16时战斗打响前，桥西红军除了红4团外，红1军团教导营和红6团一部也已赶到，统由红4团指挥。这百余挺轻、重机枪，是红4团、红6团一部和军团教导营三个单位的总数。 可即使一个加强团，就能有百余挺轻重机枪吗？ 对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照敌方的资料以求得印证。大渡河战役两个月前的3月6日，国民党追剿军的前敌总指挥薛岳，在打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有这样的内容：“据投诚赤匪供称，（一）匪之现有实力，一、林彪一军团六千余人，枪约八成；二、彭德怀三军团四千余人，枪约八成……教导团有枪九百余支，特务团轻重机枪二百三十余挺。” 还是这个薛岳，在3月20日给追剿军总司令龙云的电报中，又说：“据俘匪供称……伪三军团现编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四个团，每团三营及机枪连……每营三连，每连九班，每班十二三人，轻机枪两挺。” 一个团轻重机枪230余挺，每个班轻机枪两挺，这是不是有点颠覆认知？是的，至少是颠覆了我的认知的。当然，这些数字是否确实可信，还需多方印证，但需知薛岳不是军盲，其打给蒋的电报，也开不得玩笑，所以这至少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往往都建立了一个无比牢固的印象，即红军是以劣势的装备对抗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的。这话没错，长征中的敌我对比，不论兵力还是火力，总的来说是敌强我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场战斗都是敌强我弱，不意味着所有红字头的军队都比敌人装备得差。红军在千万里转战中，曾屡屡销毁缴获后又带不走的枪炮弹药，也足以证实其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在某些主力中，包括重机枪在内的武器配备曾经超级强盛。  抗战的敌后，重机枪的配备与作用降到最低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甘宁地区后，没有后方补充的红军中的重机枪，也减弱到了最低点。1936年8月28日，《军委参谋部关于西北地区国民党军情况及红军情况致共产国际电》中报告红军的全部家当，是为：“步枪总数在一万以上； 重机枪约一百余挺，轻机枪约二百五十余挺（另存二百数十挺），迫击炮十六门（另存二十余门），山炮两门，子弹一般缺乏。正规红军每枪平均不及四十发，地方部队仅十余发，或数发不等。”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成国军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其中八路军129师编成之时，全师计有“步枪三四一二支，马枪七二四支，自来德式枪五三九支，手枪九三支，花机枪三挺，重机枪二九挺，轻机枪九三挺，手机枪七二挺； 另有迫击炮六门，刺刀五五把。”总的来说十分的寒酸，但重机枪按一般编制来说，倒也并不少。 待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展开，军队人员实力十倍百倍地增长，华北我敌后武装中的重机枪，占比就很小了。特别是最最艰苦的冀中军区，就更少。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其甲种团（三营九连另加三个直属连）每团的重机枪只有一个排，不超过三挺。乙种团（四或五个连另加两个直属连）有的有重机枪一两挺，有的一挺也没有。地区队（团级便衣武装），则普遍没有重机枪。而且主力团这一两挺重机枪还极不稳定，比如32团（甲），建团时仅有1挺重机枪，郝庄子战斗失利，这唯一的重机枪损失，从此该团就再也没有重机枪。五一大扫荡后坚持冀中的唯一的主力团24团（乙），建团时尚有重机枪2挺，到五一大扫荡后，就一挺也没有了。 冀中我军重机枪编配得这么少，与斗争环境的恶劣有关，与敌后游击战的作战模式也有关。1941年6月开始，冀中根据地逐渐沦陷为敌占区，在一望无垠的大平原上，我以连为单位活动已经十分困难，而不得不进一步分散成以排、以班为单位，开展小规模的袭击、伏击等游击作战。这样的战场，最适用的武器是二十响、手提式，重机枪难有生存和用武之地。 由于敌情的不同，造成了我敌后各战场重机枪多寡的不同。江南抗战的初期，就是另一番光景了。这里插一个趣事：1939年下半年，新四军老六团在叶飞带领下东进敌后到已成真空的长江三角洲一带活动，仅几个月的时间，便由出动时的七百余人发展到两千多人。由于国民党军于淞沪战败后，有大批溃兵将枪械丢弃在宁沪沿线后自顾逃亡，通过搜集和收缴，该部几乎在瞬间暴富，达到班有轻机枪，连有重机枪的超豪华阵容。陈毅检阅部队，发现这一情况后，便要求叶飞调出五十多挺轻重机枪给江南部队。叶部依令调出五十多挺机枪后，没过多久，又被陈毅发现轻机枪依旧每个班都有，重机枪依旧每个连都有，便再次要求叶飞，“现在皖南部队还没有机枪呢。再调！一个连留六挺轻机枪，一个营留两挺重机枪，其余统统调走！”可第二次调出后，叶部仍然还保持了每班一挺轻机枪的水平。原来，是该部打了一个小埋伏，将编余的机枪分解后，用麻袋把零件包扎起来，由炊事班挑着，以至于陈毅两次都没能识破。 叶飞老六团的情况，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了那个地区、那个时段的特色，不代表中共领导的所有抗战战场，也不代表抗战所有的阶段。相比之下，冀中的情况更接近敌后游击战场的实情。  解放战争后期开始，重机枪的编配走向统一和稳定 将重机枪编配到步兵连，在战争年代是极个别情况。这种极个别情况，解放战争时期也曾出现。就以杨子荣所在的田松支队为例，据该支队宫野进和王玉楼回忆，当时他们从胶东千里转战至五常，因装备较差，向上级提出更换武器，得到的回答是：“打开军火库，任你挑选。”当时的五常，有几座投降日军的军火库，在苏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之下，战士们打开军火库，可着劲地装备自己，使每个步兵连都编了一个机枪排，每个步兵排都编了一个机炮班，九二式重机枪编到连，九六式轻机枪和八九式掷弹筒编到排，步枪全部换成了三八式和九九式。 在当时，机关枪兵是技术兵，不是随便一个兵不经专门的训练就能打好的，所以，从俘虏中留用机关枪兵就是比较简单而有效的一个做法。老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装的副排长高珊俘虏了一名国民党兵，经简短动员后，命令该兵用重机枪向敌人开火，从此该兵成为我军一名解放战士。历史上这样的事很多。据时任吉北军分区独立3师排长的姜玉回忆，1947年东北我军夏季攻势期间，其在吉林市外围战斗中，缴获了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几名敌兵。待他将俘虏和重机枪交给营长王满仓后，王营长动员俘虏的敌机枪班长立功赎罪，要其用重机枪把敌指挥所打燃。该俘虏班长遵令，只用燃烧弹打了一个长点射，便将土木结构的敌指挥所打着了火。战斗结束后，这名叫关底臣的俘虏班长，就当了该营机枪连的教员，四野南下时，已经是我军一名出色的机枪连长了。 参加鲁南战役的山东滨海警备旅在峄东战斗总结中讲到：“特别是武器弹药方面，得到了大量的改善。各营重机排成为重机连（六班），步枪大都是仿二四式、三八式……”随着解放战争一连串的胜利，重机枪的缴获与日俱增，到了全国解放前夕，我多数部队的重机枪已经达到每营4至6挺的水平。 这一时期我军缴获并装备的重机枪，型号比红军时更加庞杂，而以日本造九二式和中国造民二四式最多。二者分别是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制式重机枪，出品多，装备多，库存多，因而在我军的缴获中占了绝对多数。其他型号，比如美国的M1917A1、M1919A4，苏联的M1910，捷克的ZB37、法国的M1914，太原造三八式等等，都有，但为数并不多。汉阳造三十节式，因被民二四式取代而早已停产，经过了抗战的消耗，到了这时，也已经由曾经的独占鳌头，变得为数寥寥了。  分享一则把重机枪当信号枪用的逸事。1950年12月31日晚，突破临津江的战斗打响。为确保协同动作的一致，担负突破任务的39军116师多种通讯手段并用，电话、信号弹、步话机、军号、小喇叭外，师长汪洋还布置了两挺美式重机枪，用接近90度的大仰角，各发射整整一个弹链250发曳光弹，用以昭示全师，统一动作。当出击命令下达后，伴随嘹亮的冲锋号声，两条桔红色光芒的火龙射向夜空，数十门大炮突然怒吼，数百挺机枪开始咆啸，数千个勇士从敌前潜伏处越起，高喊杀声冲向敌阵，那声响、那画面，你能想象到有多么的壮美。 随着苏援郭留诺夫M1943重机枪的到位，志愿军中重机枪不仅编制一致，枪的型号也逐渐告别万国造，开始走向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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