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代世界，国家往往分成两个主要类型：庞大的、整合有缺陷的帝国，以及小型的但高度统一的政治单元，如希腊城邦”（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P6）。欧洲尤其是西欧却特立独行、独辟蹊径，在古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形成既不同于帝国也不同于城邦的中世纪封建制国家。这种中世纪封建国家“到1700年，……发展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今天普遍实行的国家结构。……17世纪欧洲的国家远不是民主制的，但它也远不是由一个君主和几个亲信专制统治的王国。……也许是最重要的，国家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政策也许会被攻击，政府也许会被推翻，但政治动荡再也无法消灭国家的概念”（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P59），这段数百年的历史可以被称为现代国家起源的西欧模式。 这段历史可从三个视角审视：理论解释（为什么会如此演化）、评价（如此演化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和应用（如此演化能否复制到当今其他国家）。理论解释可谓众说纷纭、争讼不断，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斯、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理查德-拉克曼等人，各显身手各有路数，认为自己找到了充分的理由，证明西欧历史的发展必将演化出现代国家，且也只有西欧才能演化产生现代国家。（参见拉克曼：国家与权力，第2章“国家的起源”）。 虽然所有理论都标榜自己是就事论事、价值中立，但“言外”之意或内心信念大多是肯定与褒义。“虽然斯特雷耶声称“描述一个现象并不等于颂扬这个现象”，但是他在书中（尤其是在以极粗的线条勾勒从中世纪政权过渡到现代政权、从权威主义政权过渡到民主政权的结论性的最后两页中）（却是）热情洋溢地描写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普林斯顿经典版序（二），P15）。好东西当然要分享，热情洋溢的正面评价自然会导出这段历史的现代应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和新兴国家的诞生对作者有着强烈的吸引，……他相信，可以从中世纪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吸取经验，谨慎地、有选择地把提炼出的真知运用到新近获得解放的“欠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去”（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普林斯顿经典版序（二），P12）。 这样的理论解释、评价与应用，难免会被不满者批判为欧洲中心主义。也许我们无法证明现代国家是唯一适合现代文明的政治组织形式，也无法证明只有西欧才能产生现代国家这种政治形态，更难以被说服历史上的西欧模式可以复制到当今的其他区域。但毋庸置疑的是，现代国家确实在现代文明之中发挥了巨大功效。要了解现代文明，就必须考察现代国家的起源；而考察现代国家的起源，就必须认真对待西欧的历史发展，至少要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模式。 西欧模式的现代国家演化其实是一个双重旋律的变奏曲：一重旋律是从封建制国家演变成为中央集权的传统帝国，另一重旋律是从传统帝国演变成为现代国家。以中国人的视角，前者极为落后，他们所做的我们数千年前的秦汉时代就完成了；后者又特别先进，西方数百年之后我们才觉醒追赶。这种“落后”与“先进”的混杂，正是西欧模式国家演化的特征。也就是说，上述两大旋律并非截然分开的两阶段，而是混为一体相互激荡的变奏曲。 要从封建制国家演变成中央集权的传统帝国，至少需要如下条件：第一得有一个稳定的统治领域，“……显赫的家族在某一特定地区扎根，而不是到处游走寻找权威或进行掠夺。……政治稳定的增进，提供了国家建立的关键条件之一，即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连续”（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P9）；其次是权力世俗化，“……经过斗争，宗教和世俗权威间曾有的相互关系被严重削弱了。国王失去了他们半宗教的特征……，世俗统治者开始主要作为正义与司法的保证者与散播者……”（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P12-13）；最后，需要一个较为完备的文官体系，这在西欧有赖于“受教育人口的快速膨胀。……有一种教育尤其需要强调一下：法律的学习”（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P13-14）。这些就是我们认为“落后”的一面，因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各个王朝已将这些条件娴熟演练。 但因为四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独特因素，使得西欧在上述演变之中，潜伏着直接导致现代国家产生的另一重变奏。其一是西欧延续着古希腊城邦的“民主”与基督教的“权力合法化”这两个思想源泉；其二是帝国的集权根植于权力多元化的土壤，并没彻底消灭权力多元化这一事实，尤其是理念；其三是西欧国家的演化与资本的发展几乎同步进行，且相互影响，走上了所谓的“资本化强制的轨道”（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P167）；其四是西欧的帝国一开始就出现在与其他帝国的竞争之中，“其他国家——最终整个国家体系——极大地影响了任何具体国家遵循的变化道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P30；具体论述参见第6章）。  “批量”产生迫使帝国一开始就得清晰界定边界，摆脱统治的“天下”观念。如百年战争最终确定英国与法国的边界，英国就是英国，法国就是法国，不许越雷池一步。“在英国，存在着一个著名的有关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英国的国家认同就是由于长期反对法国而塑造出来的”（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P17）。不像中国，周边都是应该臣服于我们的蛮族，国家就是“天下”。统治空间的清晰化为现代国家的主权观念奠定了基础。 从多元化权力体系刚刚脱颖而出的君主集权是非常脆弱的，再加上为了权力世俗化又丧失了神权的支持，所以建立权威即权力合法化论证变得既紧迫又困难。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霍布斯的《利维坦》干得就是这种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其国家全无封建痕迹，君主与人民之间没有中介建制。封建式的竞争势力全部勾销，因为不容有任何特出人物来坐大反抗新的君主。君主手握所有权力线索，马基雅维利殚精竭虑，使君主没有权柄旁落之忧”（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P318）。 但无论马基雅维利如何“殚精竭虑”，都无法掩盖君主大权的“新鲜”味。大家都心知肚明，集权君主不过就是一个“大贵族”，没有根深蒂固的“唯尔独尊”的传统。君主不能肆意凭借“独断专权”理念运用统治权，不得已“国王们开始接受正义至上的观念，因为这是他们权威的象征、是在他们领地内取得最高权力的武器”（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P17）。 最能体现正义的当然是法律，“……如果他们要执行正义，那么法律法规必须被制定，而且司法制度需要完善。……国家基于法律而建立，并为了法律的实施而存在。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道德（有时是政治）义务，而且欧洲法律不同于很多其他地区，它不仅仅是惩罚罪犯的法律。它调整家庭关系、商业关系以及对财产权的拥有和使用。法律在其他政治体系中没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律师在其他社会没有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P13）。如此独特的正义与法律观为现代国家的权力原则定下了基调。 封建制下每个人都是被一种网状权力所统治，“从当代国家的角度视之，中世纪的统治形态基本上一团紊乱。……每个中世纪社会都是一块由各种统治形态缀成的百纳布。……其结果，我们权且称之为 “格利佛效应”。每个人都被无数绳结绑着，其中任何一条绳子都不足以将他定住，但所有绳子合起来即足够将他定住”（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P316-317）。当一个人摆脱了这种网状统治，成为单一君主治下一个清清爽爽的臣民，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臣民之间的共同凝聚力从何而来？要回应这一疑问，塑造民族情感就迫在眉睫。 民族情感如同恋爱，初期是热烈与真诚的，时间一久就成了挂在嘴上的口号。当时西欧各国的民族情感如同初恋，从内部塑造着新兴君主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英国人追捧的，因为它用英语而非拉丁文写成；大家真心追随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她是英国国王而不是帝国皇帝或罗马教皇。相比而言，中国数千年王朝之下的臣民虽然也一直自视为一个“民族”，但都已成为一种理论或说辞，并非强烈而真诚的情感。这种新兴的民族观念是西欧现代国家产生的情感基础。 税收与常备军无疑是帝国的两大支柱，也是封建制国家的两个软肋。刚成型的西欧君主国极力打造统一的征税权，创建常备军，但这一企图与努力时时受到财权与军权原先的拥有者——封建贵族的阻击。博弈的结果就是封建制下各种形式的贵族会议逐步演变成代议制政体，财权、军权与立法权等不是从贵族移到君主手中，而是最终都落户于议会。 “通过官方机器来限制政府行动自由的特殊例子就是贵族会议的发展。中世纪政府的一项伟大发明之一就是政治代表制度的理念，希腊和罗马也许在这个方向有过初步的努力，但它们从来没有进行深入彻底的探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所有地方都出现了贵族会议：……（同时）“重要的决定需要公众来作为”、“没有公众的同意，习俗习惯不可被改变”、“当上层需要提高收入时征得同意是必要的”、“影响全体人的事件需要全体人的同意”等原则，都能够在封建法、习惯法和新罗马法的条款中找到。……（最终）代表会议和法庭一样……（成为）政府治理的一种工具”（斯特雷耶：现代国家的起源，P35-36）。西欧现代国家中的民主要素就蕴含其中。 从封建制国家走向传统帝国或演化为现代国家这两大旋律自然不会永远处于相互激荡的交响状态，总得有一个胜出。紧接而来的现代文明各要素——如个人主义、理性、科学技术、地理大发现及海外贸易等——使得第一旋律受到有效压制，而第二旋律却越来越清晰明快。最终，有别于传统帝国的有着清晰边界的主权国家产生了，民族塑造并与现代主权国家的结合成功了，代议制这种新型的基于主权在民的权力运作机制被接受了。在现代主权国家完成了两大升级——以公民一体化塑造为表征的民族主义升级和与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权力合法性升级后，三重含义的现代国家在西欧诞生了。 这种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有如下本质区别：首先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传统国家的统治基于身份，现代国家则基于契约；其次是从目标到手段的转变，传统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其自身的目的与价值，现代国家仅是个人实现目标与价值的工具；最后是从全面到有限的转变，传统国家能够全面统治其臣民，而现代国家只能在有限领域对其公民行使权力。 （本篇图片来源：藏书封面自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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