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主席对张平化等人感叹：我看我们可以学康熙皇帝的办法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1961年，毛主席谈粮食问题：我跟谭震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一文，讲的是：1961年2月6日，毛主席在杭州的汪庄听取了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等人的汇报，下定决心要整社整风。

对于各省因虚报谎报粮食亩产而造成农民手中缺粮的情况，他赞成林乎加提出的“决心退赔，破产退赔，谁决定的，谁负责赔”的提议。

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31日，毛主席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就在会上讨论过退赔的大致思路。

当时，他提出的是：

“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因此，他对林乎加等人说：“这次算账退赔是否彻底，是考验中央、省、地、县四级的决心的时候了。因为，就算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无法落实。而只要地、县也有了决心，那么，就算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那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还要看一下。”

2月8日深夜，毛主席又召集了江华、林乎加、薛驹、田家英等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回头，又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各自带领一个调查组，分头奔赴三个点，展开新一轮调查工作。

谈话结束，已经是2月9日凌晨4时了。

毛主席告别了江华等人，吩咐启动专列，离开杭州前往广州。

2月10日，专列来到了江西。

由于毛主席在动身前让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了江西省委，指名要听取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的汇报，专列因此在向塘铁路支线停了下来。

杨尚奎、刘俊秀以及邵式平、方志纯等一行人都心情沉重地上了专列，汇报了江西省所遇到的困难。

毛主席和他们谈论了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和退赔问题。

关于退赔问题，这次，他一改1960年12月31日在北京开会时提出的观点，强调说：

“先不要拿国家的钱，让县、社自己去退赔，要破产退赔，最后国家可以稍微补助一点就行了。”

对此，毛主席给出的解释是：“不这样做，他们就要依赖国家。'

2月11日，专列来到了长沙，停在了大托铺铁路支线上。

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等人，也和江西省委的杨尚奎、刘俊秀、邵式平、方志纯等人一样，提前得到了通知，也同样心情沉重地上了专列，向毛主席汇报湖南省所遇到的困难。

毛主席和他们的谈话内容也是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和退赔问题。

那么，毛主席从2月6日到12日在杭州、向塘、长沙的谈话，后来被整理成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一些政策问题的谈话纪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细读。

但《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体制和一些政策问题的谈话纪要》毕竟只是“纪要”，并非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收录在内。

根据顾龙生编著的《毛泽东经济年谱》一书中的记载，毛主席在2月12日单独和张平化，以及分到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话时，曾就如何杜绝过高征收农民粮食的问题发过一番感慨。

他说：“有人提出，可以按连续几年的收成来对一大片田计算它的平均产量，搞出一个标准来，以后就按这个标准定产，也按这个产量定购。丰产了不多购，除去特大灾害外，减产了也不减购。我觉得这个提法代表了农民的要求。”

他还说：

“我看我们可以学康熙皇帝的办法，中央只管京、津、沪、人民解放军和出口粮，要求你们上调的粮食不超过十亿斤，其他统统不管。这样，你们也就有了个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