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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蓝田书院，迎面就是一尊凝重的石鼎。有一种肃穆令人顿生敬畏。周易六十四卦只有这个“鼎”卦最具像：口头铉耳皆备，腹下设足。火风鼎，火在上风在下，寓示有人在那里鼓风煽动，把火烧旺。烧旺做什么？袅袅炊烟升起来，煮食而已。然而，就是这个煮食的家私，却是礼之重器。天南地北早将这等炊具叫做锅了，只有这一带还称“鼎”，锅边糊也叫“鼎边糊”。一辈接一辈，就这么钟鸣鼎食，薪火传承，要说多风火就有多风火。 清朝福建学政朱珪《重修蓝田书院记》说，蓝田一名杉洋，有石城三里。“城东有书院址，创始于南唐建阳令余公焕”。又有余氏重建蓝田书院记载，六世祖仁椿公时于开宝元年捐田建学，额以“蓝田”。这里是侯官、罗源、屏南、闽清、宁德五县交界，创立者独立的文化品格和开拓精神，让经历战乱的人们看到了希望。有如钱穆所云，“它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据统计，五代全国共有书院十三所，福建蓝田书院与北京窦氏书院、河南太乙书院等并列其中。又比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北宋开宝九年建）还早若干年。 南宋淳熙、庆元年间，朱熹先后两度至此设帐讲学，题名勒石：“蓝田书院”，至今尚存，赋予种玉尚德的理想境界，以及日暖生烟的提炼精神，得以回报的先后从这里走出了开县第一进士李蕤，状元余复，抗英英雄林朝聘。仅余、李两姓登进士第就达九十多人。可谓是英才辈出，地灵人杰了。 细看石鼎的正面铭文恰是“名正法备”，背面是“物均民安”。出自管子的白心，完备法度先要正名，名与法不可永远不变，也不可任意废弃。事物的发展总是有时多余，有时不足，平衡则趋安。书院多半是民间色彩，有别于官立的学校。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于清末。胡适先生曾经感叹：“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时过百年，现代教育体制的“标准化、批量化”机械弊端，已经令人愈来愈觉厌倦和不满。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法自然才是东方理性的光芒。复兴书院的余云辉博士手指石鼎两侧的“尊道”、“贵德”之铭说：“书院着意培育道德高尚的人，圣者贤人，以补充学校的不足。”这里原来就是“君子不器”的精神家园。严格意义上尿壶不做，金印也不挂，在君子的视野里尿壶与金印同样是一种龌龊。朱熹的理学当时就遭到主流话语的打击，受到朝廷的“禁伪”，而在这里却受到学者民众的保护和拥戴，得到传播和发扬。让家乡的子弟在书院求知问学，记住并感恩崇拜先圣的道德功勋；在这里谛听远古圣灵的回响，领略遵循自然且超越万物的最高品性；把古老国学和今天的世界观人生观巧妙地结合一起，也就是古今志士仁人所笃行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吧。
书院里的四位老师都是由余博士亲自选定的高材生。他们一边教授国学，一边自学修身。其中江贻旭和苏小秋两位已经先后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留任的两位也在授课静修，以备考博士。县里干部倪可翔假日也来帮助讲学和管理。从这里走出去的老师又把他们的老师著名的教授援引到这里来演讲，开展广阔的学术交流。这就是蓝田书院的家风。当年，正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余姓学者隅、亮、范，把朱熹和十八门人邀来书院避难，观星探月，谈经论道，甚至抨击时政。书院左旁的摩崖石刻，以“引月”二字记载了这件盛事义举。无论冬春，月亮初出之时，即临崖下的泉池，近距离地关照那些不凡的人生，那些出身寒门的子弟。余云辉也是从如此书院背景走出去的农民的孩子，成为博士又发家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返回故乡出资数百万在书院旧址的废墟之上鼎新气象，并且在水尾再造藏书楼与书院遥相呼应，婉如一只大雁的双翼做起堂之势，以提振千年古村落农家子弟的凌云之志。 书院的家风就是这样淳厚，历久弥新；承载着千年的道德民心，吸引着远近高人智者的关注。“世间多少王侯地，未遇明师那得知？”这是村民余士庵的诗句。他以医道济世，满腹的诗书让曾代理过民国总理，民国海军元老,福建省省长的萨镇冰刮目相看，交为诗友还义结金兰。省长做客僻壤古村，临别的满载而归却是“蓝田一去路悠悠，诗满行囊雪满头。”同时也留下高官与百姓道义上的共同担当：“今荆天棘地，非从道德上用功，均无大路可走。汝我可谓志同道合。”后又赠以“道德神仙”瀚墨。省长途中随身不过一兵一仆一书记，即使遇上土匪，盗也有道，知是萨公，不伤毫发予以放行。上世纪九十年代，清华大学人类学博士张小军来到这里，也拜村里的余理民老人为师，二人成功合著《福建杉洋村落碑铭》人类学鸿篇巨著。凭借古书院化育出来的人性神采，伴着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进程，愈发显山露水展示出迷人的魅力。书院还兴办了农耕社，朴林洋五十亩水田恢复原始牛犁人耘的耕作模式，不洒农药、不施化肥、不用除草剂。今秋喜获丰成。藏书楼不但要藏书四库，还藏稻谷旱粮，为城区提供原生态主餐。用社员的话说，这不是耕读文化的简单回忆，更是当代生活的品质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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