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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一个乞丐模样的人找到一名红军战士，直言要找周副主席，还自称是地下党员，红军问清姓名，立即将情况层层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一听来人姓名，马上就派人把老乞丐接到了瑞金，此人正是项与年。 项与年送来的情报，竟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最后的铁桶计划，如果计划顺利执行，那么等待红军的，就是全盘皆输。 可以说，这个掉了几颗牙、又脏又臭乞丐模样的项与年送来的情报，改写了中国历史。 然而就在几年前，中央特科红队队员项与年可不是这番模样。  霞飞路上的枪声早期的中共还不懂做情报工作，就在1927年“四一二”后的同年11月，周恩来成立了中央特科。项与年就在情报三科保卫科，负责镇压叛徒的工作，保卫科也叫红队、打狗队。 白鑫参加过八一起义，192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中统特务的策反下，白鑫投敌了，他向敌人承诺会在中共领导人开会时，带领特务把伍豪、澎湃等人一网打尽。 1929年8月24日下午，按照早前的约定，中共中央军委要在白鑫家中开一次秘密会议，这次会议原定由伍豪主持，伍豪正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那天周恩来刚好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办，临时请假由澎湃主持，可会议刚开始，就被大批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澎湃和几名同志被捕。几天后，澎湃同志牺牲。 周恩来对于澎湃同志的牺牲十分悲愤，可以说澎湃是替自己牺牲了，于是周恩来指示陈赓和顾顺章，一定要找到白鑫的踪迹。在2个多月之后，红队终于找到机会，在霞飞路和全坊4弄43号，上百发枪声响过，叛徒白鑫当场被击毙。惩治叛徒的人中，就有项与年。 后来项与年一直在上海活动，直到1933年，项与年成功潜伏入国民政府内部，担任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情报参谋。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自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发起了四次针对共产党的围剿计划，却一次比一次败的惨。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筹备第五次围剿，召集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针对红军执行规模空前的“围剿计划”。 蒋介石也并非庸碌之辈，他也意识到围剿失败是因为红军从不打阵地战，而是利用国军兵力薄弱的地方游击突袭，机动包围，蒋介石在苦思之后定下的围剿战术是：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绝，一步步缩小包围圈，逼迫红军打阵地战。 而那时候的领导人博古却听信顾问李德的建议，在广昌和国军大军决战，4月的广昌战役红军伤亡极大，而且中央苏区不断被国军压缩，反围剿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了保障“最后一次”围剿胜利，9月底专程飞到庐山的蒋介石在秘密会议上提出了全新的围剿计划，调用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为中心实行重点包围进攻，每推进几公里，就构筑碉堡工事，不出半年就可以直捣瑞金。 蒋介石称这个计划叫做“铁桶计划”，此时的中央红军，在经过广昌的战损和物资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兵力严重不足，同时弹药粮食都极度匮乏，总兵力不到10万，面对数倍敌人的包围，战况已是万分危急！ 1927年周恩来成立的中央特科，经过几年的渗透发展，在庐山当然也有共产党人，只不过这个会议级别很高，但莫雄当时的级别是够的。  莫雄得情报，亟待传瑞金在庐山会议上，有一个人叫莫雄，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他16岁就跟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最早的革命者之一，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夺取了粤军兵权，遣散了莫雄手下11师的队伍，这个时候莫雄就对蒋介石颇有不满。 1930年，莫雄因为11师旧部刘哑佛的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也是中央特科的项与年，后来又和周恩来和李克农建立了联系，和共产党人接触久了，他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人民，于是想加入共产党，但是周恩来和李克农认为莫雄作为国民党元老，为了工作方便，暂时不要加入共产党最好。李克农说：“今后但凡对党有利的事，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能做到这样，我们就满意了”。 莫雄以特殊的共产党人身份，在国民党中活动，暗中给共产党提供帮助和情报。1933年10月，莫雄被蒋介石调到江西，于是莫雄趁机把共产党员刘哑佛、项与年等人安排到自己手下，在几次作战中，红军还假装战败，让蒋介石对莫雄越发信任。 或许原本莫雄是不够级别参加庐山会议的，因为屡次打胜仗，而蒋介石正是用人之际，就把资料也给莫雄一份，莫雄拿到铁桶计划的文件，分析如果计划得以实施，那么中央苏区的红军将遭受灭顶之灾，必须及时通知红军转移。前来共同商讨的项与年和刘哑佛都表示情报必须即刻启程送到瑞金，一天都不能耽搁。  莫雄 乔装乞丐，冒死送信坐在一旁的项与年掐掉烟，自告奋勇：“江西一带的方言我熟，而且我潜伏经验比你们丰富，只能我去送。” 项与年将情报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启程。 笔者注：四角号码查字法是把每个汉字拆分成四个角，每个汉字都可以用四个数字表示，这样可以用最小的篇幅记下最多的信息，四角查字法查字快，上世纪30年代流行，可惜没能普及流传下来 庐山在赣北，瑞金在赣南，相距几百里路，越靠近瑞金，层层盘查就越严格，项与年一路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形象也变得和出发时判若两人。 在一处哨点，项与年发现，每一个通行的人都会被严格盘查，年轻的直接被拉去当兵，项与年怀揣重要情报，不知如何是好。 看到脚下的石头，项与年心一横，拿起石头猛砸向自己的嘴，生生敲掉四颗牙齿，顿时项与年满嘴鲜血，脸颊也肿起老高，又饿又累的项与年顿时晕倒在地。半晌清醒过来的项与年身上脸上沾满了鲜血和脏泥，项与年把头发也粘上泥水，把衣服撕破，一番“乔装打扮”，项与年俨然就是一个流落赣南的老乞丐。 混过检查点之后，项与年不敢耽搁，一路急行，终于找到了红军驻地。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周恩来接见了衣衫褴褛的项与年，接过情报，派人翻译之后一看，才知道蒋介石已经准备部署如此周密的铁桶包围计划，如果中央红军再多耽搁，一旦包围形成，那就彻底没了退路。 在当时，中革军委还在激烈的争论要不要撤离中央苏区，当情报呈上后，中央三人团一致决定，必须进行战略转移，刻不容缓！在项与年情报送出三天后，1934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这标志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历史上最壮阔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项与年随军长征，长征途中又被派往香港从事谍报工作。因为身份特殊，当时并没有对莫雄以及项与年的功劳做特别嘉奖。 后记长征在军事上是一次被动的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也暴露出当时领导人博古的左倾问题，倘若没有这份言之凿凿的铁通计划情报，如果在瑞金因为意见不统一多耽搁半个月，早已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红军，根本挡不住蒋介石的包围轰炸，中国历史或许会是另一个版本。 如果当年伍豪（周恩来）参加了那次秘密会议，或者说叛徒白鑫没有被处死，再或者莫雄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项与年没有把情报送到，每一环都九死一生，是无数的历史巧合以及历史必然，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顽强新生，红军长征才是在1934年，站在今时今日回头看，1934年还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不是中国共产党最危机的时候。长征考验了共产党人，长征出来了90多个将军，只有红四的徐向前没有参加长征，开国十大元帅中九位全都参加了长征，而长征中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也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展露了军事家的能力、夯实了领导地位，也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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