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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下半叶，受冷战格局与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国陆续接收了数十万来自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等国的被迫回流移民（国内称为归侨），并采取了集中安置的方式来帮助这些归侨尽快融入本土社会。绝大多数归侨集中于 84 个华侨农场及林垦、渔业生产队。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人被安置到城市里的国营华侨工厂。华侨工厂是各省侨委（侨办）直属的、带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国营企业，是国家集中安置归难侨的重要基地之一，主要分布在福建、广西两省区，包括福州华侨塑料厂、福州华侨家具厂、泉州华侨塑料厂、厦门侨星化工厂、南宁华侨印刷厂、桂林华侨大理石厂、崇左华侨麻制品厂等。 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移民社区，华侨农场的发展与变革得到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然而，国营华侨工厂却因数量少、安置人口少而鲜有研究。事实上，华侨工厂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性社区”到改革开放后“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变革。而归侨个体同样经受了从集体生活模式到直面市场竞争的社会再适应过程。那么，华侨工厂的归侨职工对制度性变革做出了何种回应？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主体性？城市化的背景是否给这些归侨的个人发展与社会融入带来了其他路径？要解答这些学术问题，必须开展可靠的实证研究。 基于此，本文选取了我国最早成立的国营华侨工厂——福州华侨塑料厂，即如今的华塑小区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城市归侨职工在国企改制后的生存境遇。福州华侨塑料厂成立于 1958 年，先后安置了来自 16 个国家的归侨 2000 余人，2000 年因经营不善，宣布正式停工收厂。自此，980 余名在职员工（60% 以上为归侨及其子女）开始自谋生计。通过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笔者发现，华塑小区的归侨不仅较好地完成了社会再适应，还以归侨饮食经济为依托构建了一个文化社区。20 世纪末，华塑小区已有少数归侨靠经营小吃摊铺来维持生计。近年来，伴随自媒体的发展及大众饮食消费的变化，华塑小区凭借城市化发展赋予的区位优势，一跃成为著名的“网红”美食文化街区。笔者对当下热门的自媒体社交平台抖音、小红书、微博、B 站、大众点评上华塑小区的关注度进行了统计，截止 2023 年 8 月，共有相关帖子 405 篇，总计点赞 233267 个，评论 17855 条，收藏 51625 次。在蓬勃饮食经济的带动下，华塑小区被型构成一个富有归侨文化特征并彰显文化凝聚力的社区。本文将通过对文化社区建构机制的分析，来呈现归侨如何营造了以归侨饮食经济为外在表达的文化社区，并以此回应归侨个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之学术命题。为遵守田野道德，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采取了匿名化处理。 一、文化社区：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国际移民视野中的文化社区 作为社区研究的重要概念，文化社区被广泛运用于地理学、旅游学、社会学、博物馆学等学科， 意指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虚拟空间内，享有共同价值观、习俗、信仰以及历史记忆的人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区认同和文化特征。令狐萍将这一概念延伸到了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她在研究美国圣路易华人社会时发现，尽管当地没有形成华人商业或人口聚集的社区，但存在一个由中华文化凝聚力而产生的“无形”华人社会空间。她认为圣路易华人社会是一个没有物理边界，却是有着清晰可识别社会联系的文化社区。不同类型的社区组织、华人教会和中文学校充当了社区的基础设施，对于形成文化社区的物质和象征体现至关重要。这些社区组织举办的文化活动增强了当地华人的共同体意识，而这种意识反过来又定义了文化社区的社会 / 情感空间。她同时指出，文化社区理论也适用于在经济与就业方面已同化于主流社会，但在文化上仍保持族群特性的移民社区。令狐萍的文化社区理论为理解全球化时代流动的海外华人社会提供了有益视角。虽然她的研究阐明了文化社区的建构核心，并论述了社区组织的作用，但没有深入剖析圣路易华人文化社区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文化社区的具体建构机制，并建立可靠的分析模型。 （二）空间营造—文化展示—身份认同：一个分析框架 结合“文化社区”概念及相关研究，笔者认为文化社区的建构应包含社区空间、成员共享的文化特性以及维系凝聚力的群体认同，而这三个层次则分别对应了文化社区的“形”——外在表达、“实”——文化内核与“神”——深层联系。 首先，文化社区是具有文化共性的人群在空间上的聚集。人们通过人口的集中或以某种社会纽带为基础的聚合，在特定区域或虚拟空间中展示出共同体的形态。因此，社区营造是构建文化社区的基本要素，如令狐萍提到的华人组织频繁开展文化活动，实际上就体现了当地华人在空间上营造文化社区的过程。文化社区的营造包含了两个环节：其一是由人员的聚集所塑造的空间实体，其二是成员有意识地去进行空间上的文化布局。也就是说，成员借助创造醒目而直观的文化景观来彰显社区与外部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 其次，文化社区的形成基础是具有凝聚力的群体文化。一个社区的文化传统和符号系统是成员间的情感纽带，而成员对社区文化的实践与表达，不仅能够强化他们的向心力和归属感，还能够界定文化社区的社会边界。因此，文化展示是构建文化社区的核心要素，它能够塑造成员身份，形成社区凝聚力，进而维护文化社区的稳定。 最后，成员所共享的记忆与认同是社区凝聚力的来源，只有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群体认同才能建构出文化社区。除了共享的群体文化，成员的共同体意识也是文化社区形成的基础。当成员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共同体具有认同感时，他们才更愿意为了传承群体文化等共同目标进行合作，建立起相互信任和依赖的社会联系。而这种认同归根结底是一种身份的构建和归属。因此，身份认同是建构文化社区的关键要素，能为社区的文化凝聚力和自我延续提供保障。 具体到本文研究的华塑小区，国家的集中安置政策带来了归侨人口的聚集，为文化社区的物质实体表征提供了基本条件。长期的海外生活使这些归侨打上了住在国的社会与文化烙印，回国后， 他们要重新适应国内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而“三融入”体制改革后，失去“制度性保护”的归侨又不得不重新适应个体化社会。为了较好地适应与融入当地，归侨压抑了群体认同，较少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群体文化特性。随着大众品味与饮食消费观念的变化，华塑小区归侨自发经营的小吃摊铺成为了“网红”打卡地。爆炸性的消费增长，促使归侨自发营造了一个以归侨饮食经济为外在表现的文化社区，并使华塑小区完成了从职工宿舍向“南洋”美食文化街区的空间转向。他们通过饮食经济的聚集与合理的商业布局营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普通归侨，都会有意无意地在食客面前展演归侨文化；而归侨饮食经济反过来又重塑了他们的群体认同。那么，华塑小区为何会吸引人们前来消费，并成为网红社区？而饮食经济又是如何影响了归侨的文化实践并型构了文化社区？下文将具体从饮食浪漫伦理与社区空间营造、饮食消费前台与文化特征展示、消费背后的符号意义与身份认同三个方面来剖析归侨文化社区的建构机制。 二、饮食浪漫伦理与社区空间营造 从社会文化发展背景分析，华塑小区美食的风靡主要源于我国大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社会学认为，人的消费行为存在“他人导向型”与“自我导向型”两种倾向。“他人导向”主要是指人们通过消费来达成不同阶层间的区隔，而“自我导向”则更多关注自我精神与身体上的消费动机。坎贝尔在“自我导向”的命题下进一步提出消费的“浪漫伦理”，即促进现代消费主义精神的享乐欲望。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行为也受到坎贝尔“想象享乐主义”的影响。诚如波德里亚所言，“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总是怕错过任何一种享受、经历或体验，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被挑动起来的普遍好奇”。人们到华塑小区进行消费并非是“填饱肚子”，更多是为了体验一种新奇的美食，享受品尝过程所带来的快乐。已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者越来越有自主性，饮食已经从一种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手段逐渐转变为追求新鲜感的工具。同时，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网红打卡成为一种新型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标榜个性、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而言， 到华塑小区消费不仅能体验美食，还能获得“网红打卡”带来的满足感。笔者随机访谈了 10 位青年食客，他们纷纷表示“除了食物好吃外，也想来华塑小区'打卡’”。正是大众消费需求带来的巨大商机，激发归侨有意识地塑造出具有视觉吸引力的“文化飞地”，并使华塑小区从归侨工厂的生产空间转变成“南洋”美食文化街区的商业空间。 （一）归侨饮食经济聚集 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由族群饮食聚集形成的移民经济已成为经典研究对象。饮食聚集不仅是移民聚集最直观的消费表征，还能生动反映出移民适应迁入地社会环境所具备的韧性。华塑小区“南洋”美食摊铺的聚集既能鲜明展示出文化特性，又成为了“文化飞地”的独特景观。 事实上，华塑小区的饮食经济萌芽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由于海外市场萎缩及投资失利，华侨塑料厂发展每况愈下，并于 1997 年陷入亏损。为了挽救企业，厂里采取了置换土地、变卖厂房、转移生产线与削减职工的方式，以期达到“转换机制”“减员增效”的目的。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的生计问题，厂里默许少数归侨在宿舍区经营小吃。这一时期的消费群体是厂内职工，供应的主要是早餐或特色糕点。由于平日工作繁忙，职工们常常来不及准备早餐，再加之饮食口味趋同，因此小吃摊铺的生意稳定。其他人见此情形也纷纷加入，摊铺的经营类型也从早餐扩大至正餐。例如，华塑小区最著名的“印尼爸爸”私房菜老板就告诉笔者：“我从 1991 年开始就在自己家里做整桌的印尼菜了。那个时候厂里谁家有聚会的，会提前告诉我，我也可以上门去做。那个时候收费很便宜，因为都是熟人嘛，大家也都很开心，因为不用自己麻烦。”华塑小区经营归侨美食的消息逐渐传开， 吸引了周边，特别是其他归侨聚集社区的居民前来消费。 2000 年，福州华侨塑料厂倒闭后，华塑小区的饮食经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许多失业的归侨相继加入了“南洋”美食经营的行列，扩建或租用房屋，改建成小吃店铺，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在小区的公共区域经营流动小吃摊位。这些小吃摊铺的经营范围既包括沙爹肉串、越南米粉、印尼糕点等小吃，又涵盖了印尼菜、越南咖啡和东南亚零食，甚至还有不具备归侨文化特色的烤鸭店。借助于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准则与默契，临时性的小吃摊位逐步固定，形成了以店铺为主、摊位为辅的经营格局。饮食经济的聚集效应开始凸显，福州本地人也喜欢到此地消费，华塑小区逐渐成为“老福州”有口皆碑的小吃街。 2015 年后，伴随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华塑小区的饮食经济真正进入了高峰期。华塑小区现有餐饮店面 42 间，流动小吃摊位二十多个。每天上午，小区都熙熙攘攘，食客络绎不绝，到了周末更是人满为患。最火爆的“阿宝越式米粉店”“印尼大叔沙爹肉串”，一般需要排队一小时左右才能吃上，而各式印尼糕点往往会在早上 8 点前就售罄。福州本地人、大学生以及外地游客成为消费的主力军， 华塑小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提及小区的爆红，归侨们都会感叹，“网络和媒体帮我们做了很大的宣传”。然而，却没有人能说得清华塑小区究竟是何时在网络上出名的。笔者通过检索发现，目前能查到的最早的信息是 2016 年搜狐网的报道，文中不仅介绍了华塑小区的美食，还提到了它已经深受大学生喜爱的事实。 华塑小区的集聚效应还体现在吸引了福州市区，甚至周边县市归侨的迁入。如今在网络上小有名气的“印尼妈妈”私房菜，它的主理人是早先随父母安置在“中旅集团”的印尼归侨。据她所说， “以前我和父母在中旅集团的宿舍住，他们过世几年后我下岗了，一时之间想不到做什么，后来听说华塑有房子出租，我就来开店试试看，没想到生意不错，所以就一直住在这边。”而同样知名的 “印尼大叔”沙爹肉串摊主，则是原本安置在漳州市常山华侨农场的印尼归侨。10 年前，他依靠亲戚帮助到福州谋生，在华塑小区租房，以开出租车谋生。4 年前，他眼见华塑小区的网络爆红，便辞去原来的工作，租了一个摊位专心经营沙爹肉串。由于手艺出众、位置醒目，“印尼大叔”成为经营沙爹肉串最成功的一位，而他也有意回避自己的来历，一直以华塑小区的归侨自居。 （二）社区文化景观布局 归侨日常生活空间与大众饮食消费空间的叠加，成为华塑小区的新特征。从文化景观的布局上看，华塑小区能吸引大量食客，主要是因为它立足现有环境和地势，最大程度保留了居民区的原始风貌，营造出非正式的商业生态。不少食客向笔者透露，与其他东南亚餐厅相比，他们更喜欢华塑小区的烟火气与不太浓厚的商业气息。归侨通过在经营类型与摊铺选址上的布局，在华塑小区内部营造出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有区隔融合的景观特征。他们的饮食经营主要呈狭长型的兵营式分布， 集中分布在靠近小区入口的道路两侧，可达性与曝光度较高。继续向内延伸的一栋“赫鲁晓夫楼”， 有效起到区隔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作用。楼前的大榕树与小型广场是重要节点，流动的零食、糕点兜售摊贩自发聚集于此，成为食客消费的最后一站，再往里深入则是略显冷清的居住区。归侨们自发将从小区入口向内延伸 200 米直至大榕树广场区域内所有的一楼房屋，全部改造成了店面。这些店面经营者又将门口扩张的地盘转租给不同小吃摊位老板，形成“扎堆”经营态势。而咖啡馆、越式米粉店、印尼菜、沙爹肉串摊、糕点铺、零食兜售等多样化的经营又能照顾到食客的不同需求。 华塑小区的商业空间并非是有制度、有规划的经营，而是熟人社区日常性的集中体现。店主之间形成了较为松散的商业网络，大家不仅在经营类型上组成互补的供应链，避免同质化竞争，同时还会自发向食客介绍、推广其他店铺的美食。根据笔者的调查，华塑小区几乎没有发生过因“抢生意”产生的纠纷，用归侨的话来说，“大家都认识，相互之间有什么事情说一声就好了”。如，华塑小区的流动商贩很多，却没有专门进行管理，大家都是按照约定俗成的位置去摆摊。由于搭建雨棚、围栏，种植花卉绿植等所营造的半公共性空间较多，因而商铺的营业范围也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大家组织起了相互渗透且默契的空间秩序。华塑小区归侨的饮食经营是为了补贴家用，因此经营方式比较随性。以营业时间为例，所有商铺不仅不会在固定的时间开、闭店，而且每年暑假还会关店休息。总体而言，华塑小区体现出了“战术都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的要义，即归侨通过低成本的临时性改变创造出零散的商业空间嵌入当地，而摊铺间的相互渗透是为了构建社区团结，以抵御城市生活的共同风险。 三、饮食消费前台与归侨文化展示 大众的喜爱不仅带火了华塑小区，更是直接将归侨的日常生活推向了饮食消费的前台。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的呈现分为前台与后台，在与他人互动的前台，自我会经过一定的印象整饰，以维持观众所期望的理想形象。大量食客的涌入为华塑小区的归侨提供了天然的舞台，而观众期待的则是与“南洋”美食所匹配的生活呈现。一方面，特定的表演前台制约了华塑小区饮食经营者的形象表达，使其在与食客的接触中不自觉地展示出归侨文化特性。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卖点、吸引客流，他们也乐于保持这种前台表演，并营造出强烈的社区文化标识。由于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叠加，食客也不可避免地会对社区内普通归侨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在饮食经营者文化营造的带动之下，普通归侨潜藏的文化认同被激发，他们利用大榕树广场的公共性来有意识地展演归侨风俗。 （一）饮食经营中的文化表征 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族群饮食经济聚集地同时也是一个“旅游展示区”，成员的烹饪活动不仅是该聚集地内部的功能性文化实践，还是一种满足外部观众消费以及观看需求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文化展示节目。其中，文化展示的重要手段，就是营造出足够多的象征符号，来让观众意识到这是一个鲜明的族群聚集地。 华塑小区归侨在经营的同时，还添加了许多东南亚风情元素，进一步渲染了归侨文化。首先， 规模大至私房菜馆，小至零食兜售摊都会不约而同地播放印尼或者越南歌曲，使食客一进入小区就有置身“南洋”的感觉。从杭州来福州旅游的林先生表示，“华塑小区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好，一进来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南洋歌曲，再加上看到这些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就好像自己真的到了东南亚一样。”其次，小吃摊主还会通过广告牌、菜单，甚至自身的穿着，在视觉上烘托归侨文化氛围。尽管华塑小区的商铺都是小本经营，没有华丽的东南亚风格装修，但经营者都会将店名和菜单制作成海报，张贴在外墙上，不仅附有食物的照片，菜名还会配上印尼语、越南语的翻译。这种方法不仅能吸引眼球，还直观介绍了本店的经营范围，方便食客挑选。为了招徕生意，有些摊主还会穿上印尼蜡染花衬衫（Batik），或是越南奥黛套装（Ao Dai）。“锋咖啡”的老板向笔者介绍，自己只有开店时才会这样着装，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归侨来吸引客人。除此之外，在陈设与餐具的使用上，他们也尽量体现“南洋”特色，如使用东南亚常见的“鸡公碗”，绿格子桌布搭配鸡蛋花、白茉莉图案等。有些经营者在与食客交谈时，操略带口音的普通话，同时还会夹杂简单的印尼语、越南语问候语。在展示“归侨小吃摊主”社会角色的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演绎了归侨文化。尤其是那些年轻经营者，他们从未在“南洋”生活过，日常生活也早已融入本地，却在这个特殊场域里主动应用从父辈习得的知识。 （二）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展演 在饮食经营者与食客的共同作用下，华塑小区俨然成为区别于周遭环境的独特场域，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的展示归侨文化的行为都被视作合理。饮食经营公共性与居民生活私密性的巧妙结合，为归侨的前台表演提供了基础，外来的食客与游客就是这场文化剧目的重要观众，而大榕树广场则是天然的舞台。华塑小区的归侨不仅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融入当地而压抑归侨文化特性，反而更加积极地在公众面前展演他们的风俗习惯。 越南归侨 LXX 告诉笔者，“我们以前出去买东西都不敢出声，人家找多少钱算多少，生怕自己普通话不标准被人家听出来。还有那些花裙子啊，衬衣什么的也不敢穿。但现在不一样了，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华塑都是归侨还喜欢来这里。”以前为了融入福州，华塑小区归侨都会学习普通话，子女送到按学区分配的公立学校读书。老归侨之间会用印尼语、越南语或是白话、客家话等方言交流， 而在国内出生、成长的一代则全是说普通话。由于家庭内部缺少语言环境，久而久之，老归侨之间也不说家乡话了，因为“都没人讲，你自己就会不好意思讲”。而近几年华塑小区穿归侨服装，讲侨居地语和家乡话的人明显变多了。每天上午，一些退休归侨吃完早饭后，都会自发到大榕树广场闲谈。他们遇到熟人会用家乡话相互问候，会教食客不同美食的“南洋”叫法。他们与外来人攀谈时会讲述个人的经历、小区的变革，甚至归侨与本地人的差异。如，笔者在调研时就亲耳听到，一位越南归侨向广东游客抱怨福州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分享邻居女儿因没生出男孩被赶回娘家的八卦。除此之外，有些归侨还会自备音乐播放器，在大榕树广场上跳印尼舞蹈，其中以一位名叫欧阳根聪的印尼归侨最具代表性。欧阳先生并不是华塑小区的职工，他 8 岁的时候和父亲回国，被安置在福建中旅集团。中旅宿舍拆迁后，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穿着蜡染衬衫，带着音乐播放器来到华塑小区的大榕树广场。他和其他归侨边听音乐边聊天，激动时就地起舞，并鼓动相熟的归侨一起跳，欢快、热情的氛围也会感染到很多食客前来围观。 四、符号消费乐趣与归侨身份认同重塑 瓦德和马顿斯在研究英国人外出就餐时提出，人们能够从饮食消费中得到不同类型的满足感。在此基础上，朱迪进一步概括出消费乐趣的类型学，他认为相比低密度的感官性乐趣，人们 更愿意获得高密度的思考性、功能性和社会性乐趣。食客到华塑小区消费，不单是因为好味道的 “小吃”，还归因于食物背后的文化意义携带的高密度乐趣。除了“网红”打卡行为本身带来的功能性乐趣外，华塑小区还为消费者提供了认识归侨文化的思考性乐趣以及欣赏与分享归侨日常生活的社会性乐趣。换句话说，食客能够从“南洋”美食的消费过程中获得异文化体验的精神愉悦。大众对符号消费乐趣的追求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华塑小区归侨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为了向食客证明美食的正宗，经营者会强调自己的归侨身份，从而建构出“为了生意”的工具理性认同；另一方面食客对移民“故事”的探寻唤醒了他们从“漂泊他乡”到“落地安家”的集体记忆，重塑了归侨的情感认同，进一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凝聚力。 （一）工具理性认同的构建 作为族群认同理论的重要流派，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或工具论（Instumentalists）认为，族群 认同具有多重性，除了受到天赋或根基性情感联系的影响，还会根据工具利益或随情境变化。族群认同的情境性也体现在华塑小区的归侨身上，他们的身份认同随着社会大环境的不同发生了显著改变。 华侨塑料厂倒闭后，归侨职工失去了以往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制度性保护，开始直面外部社会的残酷竞争，因而必须在经济生活、人际交往甚至生活习惯上尽快融入福州本地社会。这一时期，华塑小区的居民几乎从不提及自己是归侨，身份认同趋于淡化。越南归侨二代 JCQ 如是说，“以前我们归侨有什么问题，政府会帮我们解决，改制之后就不行了，归侨身份也帮不到我们。归侨和福州本地人也没什么区别，大家都在一起读书、工作，和福州人结婚的也非常多。”近年来，随着华塑小区的走红，归侨职工及其后代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对慕名而来的食客而言，华塑小区之所以值得打卡，主要是因为这些摊铺是由“南洋”归侨所经营的“地道”美食。因此，为了树立正宗“南洋”风味的形象，经营者往往会主动向食客透露自己的归侨身份，或讲述自己从父辈那里习得正宗做法的故事，或强调自己在东南亚还有许多亲戚，食品原料直接从当地采买。经过不断尝试， 他们发现，显示自己的归侨身份的确可以引起食客的消费兴趣。经营越南肠粉摊的WHQ 如是说，“我们小区做肠粉的很多，但是客人喜欢来我这边。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两口子就是越南回来的， 而且是最早做肠粉的。我老公以前在厂食堂做，厂长信任他才让我们卖肠粉。”对饮食经营者而言，归侨身份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标签”，而是可以帮助获得经济收益的工具。甚至有归侨毫不隐晦地告诉笔者，“以前真觉得归侨身份没什么用，现在却很感谢它，不然我也做不成这个生意”。在大众饮食消费的影响下，原本被淡化的归侨身份被饮食经营者不断有意识地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 华塑小区的归侨展示出了带有工具理性特征的身份认同。 （二）公共记忆的认同重构 当然，华塑小区归侨的身份认同也不全是工具性的。改制之后，他们虽从不显示归侨身份，但在心底仍保有原生的情感与文化依恋。而“南洋”美食文化街区的营造以及消费者的追捧，使华塑小区归侨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归侨”成为一个可以获得食客欣赏与称赞的称谓。与此同时，食客对美食背后的故事也充满好奇，有些人还会邀请归侨讲述个人与先辈的移民经历。福建农林大学的研究生ZQD 就说，“在华塑，喝着'南洋’的咖啡，听着归侨的故事，感觉特别好，这绝对是在其他东南亚餐厅感受不到的。”在食客热情的要求下，归侨会主动分享祖辈如何在异乡扎根，自己经历排华后又是如何来到华塑安家的故事，还会骄傲地提起华侨塑料厂的辉煌以及当时令福州本地人都羡慕的生活。而最常被食客问到的则是在排华的动荡年代，归侨如何从“异国”回到“他乡”的传奇经历。归侨们的回应态度也不尽相同，如“锋咖啡”老板娘的父母在回国途中不幸遇难，因此她每每遇到这个话题总是避而不谈。相反“阿川”米粉店的老板则会很开心地讲述父母的移民经历：“我家是我外祖父过去越南的，我妈二十多岁的时候排华了，我外祖父很爱国，就说全家都一起回来，但是我妈的哥哥姐姐都结婚了，他们的家人不愿意，所以我妈、我舅舅就跟着外祖父回来了。回来的路上确实很苦啊，什么都不让带，只能带几套衣服，有些人没熬住就死在半路上了。不过我妈妈住的地方靠近广西边界，所以不会很奔波，坐了 2 天 2 夜火车，过了一个友谊桥就到中国了。然后就在口岸那边集中起来等着政府安排，再后来就分配到了华塑。她在这边才认识的我爸爸，他也是厂里的职工。”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群体认同的基础要素。在与食客的日常交流过程中，归侨客居他乡的历史记忆，颠沛流离的苦难记忆以及在华塑重新“做家”的集体记忆被不断重申，唤醒了他们潜藏心底的认同与情感。这些公共记忆与当下归侨饮食文化实践的经历，一起重构了华塑小区归侨共同体的想象，进一步增强了社区的文化凝聚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福州华塑小区为例，立足移民研究中的文化社区理论，探讨早已融入地方的回流移民安置社区如何被塑造成归侨文化社区的过程。在饮食经济的影响下，华塑小区演变成富有归侨文化特征并具备文化凝聚力的文化社区。其中，大众饮食消费需求是促使归侨自发建构文化社区的诱因，而带有典型归侨文化特色的饮食经营则是文化社区的外在表达。华塑小区这个“地点”的空间，与“南洋” 美食文化街区这个“社会”的空间之交叠提供了文化社区建构的“形”“神”基础。而从建构机制上看，则离不开相互作用的三个方面：第一，自我导向的饮食浪漫伦理给华塑小区归侨带来了商机，他们通过对饮食经济的空间布局，营造出具有视觉吸引力的“南洋”美食文化街区景观；第二，被大众饮食消费推向前台的华塑小区成为“归侨文化”的展示地，归侨不仅在饮食经营过程中展示文化特色， 还利用公共空间主动展演风俗习惯；第三，食客对美食背后文化意义的消费乐趣引起了华塑小区归侨身份认同的重塑，一方面饮食经营者建构出“为了生意”的工具性认同，另一方面归侨故事的反复讲述唤醒了他们的集体记忆，重塑了归侨的情感认同，进一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凝聚力。总体而言， 正是归侨饮食聚集、文化景观营造、文化展演与身份认同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了归侨文化社区。 本文有效拓展了文化社区理论的解释效度，把研究对象从海外华人社区延伸至回流移民社区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明了文化社区形成的原因及具体的运作机制。与令狐萍研究的美国圣路易华人 社区所不同的是，华塑小区无论是在社区的实体性还是在文化象征上都更为凸显。可以说，华塑小 区的案例生动地展示了由政策移民性聚集向自发性文化社区的转型。与海外华人社会一样，华塑小 区也有效说明了族群饮食聚集在移民社会融入中的适应韧性。但其特殊性在于，族群饮食聚集并非 是在移民迁入之初形成的，其主要功能也不是帮助移民抵御在经济上融入主流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相反，华塑社区的饮食经济并不直接影响到社区人民的福祉，归侨略显随意的经营更多是在文化与 社会空间上帮助重塑了一个归侨文化社区。同时，华塑小区的发展还充分展示了归侨个体及家庭在 “三融入”改革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往学者在研究华侨农场等归侨集中安置社区转型与发展时，多从宏观视野着眼，重点突出了地方政府及农场决策层的作用，忽略了归侨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探索与 回应。甚至有些侨务干部和学者还将华侨农场的改革困境部分归咎于归侨的“等、靠、要”思想。而华塑小区归侨以非正式商业经营为手段自发建构归侨文化社区的过程，证明了归侨在应对制度性 变革中的个体智慧，相信能为其他安置社区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摘自：童莹、王晓：《成为“网红”：饮食经济与归侨文化社区构建——福州华塑小区的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 刊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 主办：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 ● 主编：张秀明 ● 责任编辑：张焕萍 乔印伟 胡修雷 于丹 孙亚赛 ● 地址：北京市北新桥三条甲1号 ● 邮编：100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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