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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 “当你20多岁的时候，你肯定没有办法走完别人80岁的人生，但通过看书，你可以快速来浏览人生。” 余承东爱看书，他的办公室经常放着文学、品牌、营销和设计等书籍，但他只能在连轴转的时间缝隙里翻翻它们。 忙着造车 大部分时候，余承东给华为员工的印象总是很忙。 走路飞快，语速也快；狂傲张扬，做事狠，带着一股冲劲，是华为气场锋利的“头狼”。 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小龙曾笑谈和余承东的共事：“老余经常在下班路上给我打电话，从汽车发动开始一直到家，以至于现在我连他汽车发动机的声音都能辨认出来。” 在李小龙眼里，余承东是个工作狂，晚上十几点之后还在给团队负责人打电话是家常便饭。 近几年，余承东越来越忙，吃饭经常是草草了事，和员工们一起就地吃起盒饭，他的睡眠时间很短，常常要到凌晨一两点才能睡觉，早上六点就起床。 压力也越来越大，满头黑发几年间就熬成了白发，“我父母80多了，才有一点点白头发”余承东笑谈。
（图源：B站up主“吴佩频道”余承东专访） 除开工作，余承东最近还在忙着给自己辟谣，网上到处在散播谣言说他每讲一遍“遥遥领先”，任正非就罚他一万，有不少人给他发微信求证，他无奈表示：“谣言呵”。 自从余承东接手汽车业务后，“遥遥领先”这四个字就从手机圈复制到了汽车圈。 “其实我有时候一场发布会可能最多就一个'遥遥领先’，甚至一个都没有，只有领先比较多的时候，才会说这个。”余承东如此回应称。 在造车业务上，余承东“遥遥领先”说得最多的场合是问界新M7的上市发布会，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半小时内他“遥遥领先”了不下5次，“领先”了20多次。 他颠覆、冒进，这直接决定了他和华为其他元老在造车路线上的分歧，“造不造车”是华为内部最大的争执点。 就余承东的初心来讲，他希望华为能自己造车，但包括任正非在内的一众高管都不认可，在董事会的投票中，余承东的“造车论”只得到了一票。 2020年10月，任正非郑重强调“华为不造车，有效期三年”。 2021年1月，搭载华为电驱系统的赛力斯SF5自由远征版上市，这是华为和赛力斯合作的第一款车。并在其后的上海车展发布了智选版，后者不仅有了更多华为的基因，还被入驻到华为门店摆在C位。尽管如此，也没能改变赛力斯SF5年销量不过万的惨淡现状。 于是在华为冬季新品发布会上，余承东亲自站台，推出了高端品牌问界和首款车型问界M5，利用发布会的强大曝光量让问界一度登上热搜。 问界和华为的捆绑开始渐渐侵入大众心智，舆论对于“华为下场造车”的争议，也在无形中被放大，直到2023年3月，来到了临界点。 问界开始在对外的宣传文案中将原来的“AITO”字样换成“HUAWEI”，一夜之间，几乎所有华为线下门店汽车车身上都开始贴上“HUAWEI问界”的logo，门店销售也将“问界就是华为的”作为重点进行宣传。 这是余承东对“华为造车底线”的又一次试探，彼时，离任正非严令禁止的“不造车”期限还有半年的时间。 但在余承东各项策略都还没跑顺时，华为下发一则《关于华为不造车的决议》，余承东再一次遭到任正非的遏止：华为不造车，有效期五年。 在《关于华为不造车决议》公开后的一次会议上，徐直军剑指余承东，讲到：“个别部门、个人或者合作伙伴在滥用华为品牌，这件事在查处过程中，华为30多年构筑的品牌不会被滥用。华为会对旗舰店等内部宣传物料进行整顿，回归到战略上来。” 孟晚舟的批评更是犀利：“再不思悔改，将被开除！” 徐直军是“华为造不造车”论点反方主辩手，任华为轮值董事长。不同于余承东关注市场和消费者动态，徐直军需要对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负责，确保华为在全球保持竞争力。 自美国对华为制裁之后，欧美国家对华为5G的态度被美国所左右，德国是为数不多的没有颁发过任何针对华为禁令的西方国家，依旧和华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从过去的2G、3G、4G，直到现如今的5G，华为都深度参与了德国基础通信设施建设，甚至和德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可以说，德国市场是华为得以立足欧洲的支撑点，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华为的业务虽涉猎广泛，但信息通信业务仍是华为最核心的业务之一，“后起之秀”手机业务和信息通信有着直接的关联，汽车智能终端亦是如此，但整车制造则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信息通信这个“主心骨”。 从这个层面来看，徐直军的“华为不造车”论情有可原，一方面是整车制造和公司大方向存在偏差；另一方面，一旦华为正式踏足整车制造，势必会和汽车大国德国产生直接的竞争关系，华为立足欧洲的支撑点到时候便会岌岌可危。 道不同不相为谋，余承东和徐直军在各自领域的不同目标直接导致了两者在造车路线上的分歧。
（余承东在问界M7发布会现场） 面对公司高层的一致决议，余承东没有对抗的余地，所有涉及到问界的“HUAWEI”相关字样都被去除。尽管如此，余承东总能在任正非给的灰度缝隙里尽可能找到实现自己目的的方法。 他坐镇问界品牌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和当年打“手机仗”一样，“遥遥领先”、“一年超越特斯拉，两年干翻BBA”、“1000万以内最好的、陆地上最强悍的SUV”、“问界年销量目标30万辆”等狂言频出。 在大众的认知里，问界已然和华为死死地绑定了。在经历问界M5和旧款M7的品牌造势之后，问界的品牌力已经逐步显现，缺的就是一个销量的爆点。 当时老版问界M7每月只有不足一千的销量，面对这样的境况，余承东向媒体坦言：“因为经验不足阅历不够，走了一些弯路。” 改变来得如此之快：华为和赛力斯成立了“AITO问界销服联合工作组”，对营销、销售、交付及服务等进行全面把控；余承东甚至亲自前往赛力斯智慧工厂亲自监督车辆的生产…… 最重要的是，在2023年8月29日，Mate 60 系列没有预热，没有发布会，突然开售。这是华为突破美国长达5年之久制裁之后首次推出的高端手机，博弈点燃的爱国情愫让华为一下子冲破了圈层。 半个月后，问界新M7“适时”上市，单日大定最高突破7千多辆，一个月累计大定超过了6万，销量一路飙升，一度达到月销3万辆。 《刻度》在当时也走访了多家华为门店，发现数码区的客流量是展车区的4-5倍，许多消费者因为线上买不到华为Mate 60而前往华为门店碰运气，顺便看到了问界M7。 不少华为门店销售也表示有很多消费者是因为华为才来看问界的，这一比例竟高达“95%以上”，甚至于一些中老年人在这之前都不知晓问界品牌，是因为华为Mate 60才知道“原来华为还整了汽车”。 可以说，问界M7的火爆是余承东在“华为不造车”的枷锁下精心策划的一场杰作。 没有第二 从他的行动和事情结果来看，他都有在为他的每一次口出狂言负责，造车如此，造手机、搞无线通信……包括在日常生活中，他都是如此。“之所以把话说得太满，是不想给自己留余地，一心把目标达成”，他曾解释自己“大嘴”的原因。 小时候，邻居询问余承东母亲他学习成绩如何时，他母亲都会回答：“只要是学校里有的奖励，他都拿回来，他一直是第一名。” 余承东解释说：“我母亲都跟别人说了，我要是哪天搞个第二回来，那就很没面子了，我不能让她老人家失望。” 自此之后，他的字典里就没有了第二，只有第一：“没人能记住世界第二，只能记住第一”，他“口出狂言”的种子或许就是从这里源起的。 《孙子兵法》中“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这句话成了他的圭臬。 2011年，国内智能手机行业开始蓬勃发展，华为终端业务彼时还主要是给各大运营商贴牌，形象低端，一度成为消费者嗤之以鼻的对象，与之相对应的是，雷军“为发烧而生”的小米手机受到大家的热捧。 华为消费者业务急需一场变革，华为内部谁也不愿意捡起这个“烂摊子”，甚至一度讨论要放弃消费者业务。 2012年，任正非一纸凋令将余承东喊回了国，将终端业务交给了他，余承东临危受命。 也正是在这一年，从未投过广告的华为批出了10亿元的广告经费，余承东也开始了他的“大嘴”生涯。 接手之初，余承东就第一时间毅然决然砍去了3000万台低端定制机的业务，并在内部宣布：华为不再走运营商定制路线，开始做自己的手机品牌。
这一决定招致了很多终端业务老将的质疑，在一次内部会议上，一位终端业务元老直言不讳：“余承东从无线来的，根本就不懂手机”，对于终端业务方向，双方各执己见，最后吵到拍桌子，摔门离开，不欢而散。 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顶着压力给他开了绿灯：“不支持余承东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 华为自有手机品牌业务才因此而得以有序推进。随后，余承东便相继推出P1、D1两款手机，但这两款手机的市场表现并没有给余承东带来预先的期望，销量非常不理想。 这份任正非鼎力相助的试卷，余承东没有答及格。 有一次，任正非亲自拿着D1手机做测试，结果手机多次出现卡顿和反应慢的情况，任正非面色瞬间凝重，狠狠地将手机砸在余承东的脸上。 华为内部反对余承东的人也趁势揭起了传言中的“倒余运动”。余承东压力巨大，尽管如此，他依旧不服气，对外在媒体放言：“华为手机三年之内成为世界领先手机终端厂商”；对内督促激励团队对标三星GALAXY团队。 “他是一个完全发散性思维的人，跳跃性很强。往往会提出乍看很荒谬的东西，这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绝对不可能。但他依旧坚持，反复询问行不行？级别这么高的领导天天打电话给你，你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还不如拼了老命把它做出来拉倒。所以，这事就正儿八经真做出来了。”华为的一位高管这样评论他。 他甚至违抗任正非关于“只做电商不做线下”的命令，在线下铺开华为手机门店。
在余承东的“硬逼”之下，2013年上市的华为P6凭借400万的全球销量将华为手机的名号打了出去，同年，华为智能手机年销量超过了5000万台，仅次于三星和苹果，位列全球第三。 “这一仗打赢了，那我们就迅速总结经验，收拾战场，马上就准备投入新的战斗了”，余承东总喜欢用“打仗”来比喻商场上的角逐。 在经历5年的打磨后，余承东在2018年又放狂言：“华为在今年年末到明年，市场份额可以做到全球第二，未来成为全球第一，我认为这也是市场的必然。”面对余承东的猖狂，任正非在媒体采访时也无奈笑谈：“以后再说第一，就开除余承东。” 不只是任正非，华为的公关也经常对此无奈，无论场合大小，他们都需要提起一百个心来应对余承东随时可能爆出的“狂言狂语”。 因为他的讲话从来都不用稿子，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如果我在现场讲不出来，就讲不出来，我讲的东西一定是发自我内心的。”余承东如此解释。 一方面是“三年赶超苹果，五年干掉三星”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言论；一方面是真诚向友商学习——余承东打造荣耀品牌，向小米学习互联网电商营销；学习小米的“米粉”运营经验，打造华为自己的“花粉”；学习苹果三星构筑渠道零售架构和提升品牌力。 第二年，华为手机以全球出货量2.4亿台的成绩超过了苹果，成为仅次于三星的全球第二。余承东带领的消费者业务销售收入首次超过了运营商业务，在余承东的带领下，华为C端业务逐渐站稳了脚跟。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2018年，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非法逮捕，华为便陆续开始长期遭受美国制裁，一度进入至暗时期。 余承东负责的消费者业务濒临崩盘，2021年年收入下滑将近一半，从全球第二手机厂商跌至第九。 “如果没有美国制裁手机行业，2019年华为就会取代三星成为全球市场份额第一，苹果第二，三星第三。”余承东曾在公开场合如此表达。 这并非余承东“大嘴”，当年华为手机业务势头强悍，一度打得小米节节后退。 2019年3月，余承东带着赵明约同雷军、卢伟冰在深圳木棉花酒店吃早餐，雷军对余承东说：“兄弟，你进攻太猛了，我们每年、每个季度、每个月都在下跌，而且狂跌不止……这样下去，我2020年4月份基本就要关门了。” 余承东后续对此戏称：“美国一制裁，救了兄弟（雷军）一把”。 2022年9月，华为发布了全新的Mate 50系列旗舰手机，这款手机便就是在华为这一至暗时期研发生产的。 当时，华为遭受禁售令的限制，麒麟芯片无法正常生产，由于技术、研发、供应等的限制，华为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才能造出一台手机。 很多高管对余承东说：“老余，你在赌博，Mate 50是不可能成功的，你放弃吧，这根本没有成功的概率。” 面对艰险的局面以及华为内部的质疑，余承东顶着巨大的压力。，“那不做，我靠什么来承担呢？我以前做过手机之外的其他产品，但它的价值和规模都没有手机价值含量这么高，要做就做这种价值含量最高的、对销量、收入、和利润贡献最大的。” 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外面走了一夜，想了一夜，回到家里，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简单地收拾了下，就前往公司上班去了。 余承东曾在个人微博用一段极其压抑的文字描述了这一时期的至暗时刻：“在我接手手机业务不久的那个夜晚，我近乎以悲壮和绝望的心情呐喊；没有人看得起我们，要持续迎接各种批评与挑战；内心有着近乎绝望的痛苦、压力与坚持……”
他的意志力一直都很强，只要是他认定的，再难都会继续下去。 中学时期，余承东需要在乡间小道上徒步四个多小时往返学校，农忙时甚至还要学校田里两头跑，“包括高考的时候，别人学习、复习，我干农民去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余承东仍以全县工科第一的成绩考入了西北工业大学。 “任何事情，做不好或者做不到第一，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你带领的是团队，你一个地方经营不好，影响的是整个团队，你员工的收入，个人奖金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不能等死，我要去找出路。” 在余承东身上，除开他自身对“第一”的执着，对华为这个公司，他似乎有着一种任重道远的使命感，对团队员工，他像个一家之长。 余承东用“家人”来比喻自己的员工：“日子都揭不开锅了，就这么一块地，其他地产的粮食，根本就养活不了，家人都得饿死。”消费者业务处于亏损的时候，余承东甚至向公司借钱给团队员工发年终奖。 Mate 50系列产品一经开售，线上线下均被抢购一空，华为官方虽然没有透露实际销量，但据可靠消息，华为Mate 50系列首批备货量约400万部。 余承东再一次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那些打不死我们的，只会让我们更强大！”他曾如此说道。 “TMD，必须做，不做就永远超不过爱立信”，当初做无线通信时，余承东更是年轻气盛，出口猖狂。 “我们要把GSM、UMT、SLT等诸多技术集成在一起，做分布式基站”，在主动请缨进军无线通讯业务并打通市场，参与3G国际标准制定之后，余承东给团队带来了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当时爱立信没能啃下“硬骨头”，余承东决定去做，外界对此议论颇多，华为内部许多员工也认为这项完全不同于以往产品架构的东西太难了，余承东是在“痴人说梦”。 将GSM、UMT、SLT等诸多技术融合在一起，需要华为承担巨大的技术风险和成本，一旦大规模投入带不来如期的市场反馈，华为可能因此而好几年都翻不了身。 余承东倍感压力，便约上三两同事去爬山缓解压力。 “要不要做分布式基站？”余承东反反复复问这个问题，在这个人这里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他就换一个人问，爬山的5个小时里，他不停地打电话，竟问了十几个人同样的问题。 但得到的答复都表示反对：“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很多技术风险无法克服。” 实际上，他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答案，下山后，他下定决心——“必须做”。 分布式基站颠覆了传统基站的建设模式，余承东将设备按功能划分为基带单元和射频单元两个模块，这就让基站能像空调一样，放置在室内的基带单元体积小而便捷，集结大部分功能的射频单元则安装在天线端，不再被机房的环境所限制，能安装在电线杆或者挂在墙壁上。 传统室外型基站重量达到500公斤，体积很大，需要用卡车运输，起重机安装，安装工程难度很大。余承东做出的分体式基站体积则只有传统基站的十分之一，重量更是减小到十五分之一。 分布式基站大获市场的转折发生在2006年，当时，世界第一大运营商沃达丰在西班牙的主网和当地龙头Telefonica竞争时处于弱势，华为和沃达丰合作，获得沃达丰西班牙子网30%的份额，在华为分布式基站的助力下，沃达丰最终超过了Telefonica。 此后，华为在以爱立信、诺基亚为霸的欧洲市场上知名度不断攀升，开始有了一席之地。2008年，华为分布式基站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件被认为是“痴人说梦”的事被余承东干成了。 从最初的无线通信到手机，再到如今的汽车，余承东能一次又一次在巨大的压力下逆转局面，这都离不开他的不服气、不妥协、争第一，甚至是偏执的性格，而这一性格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天降大任 余承东出生在贫困县霍邱县一个落后的小山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子弟。“性子烈，爱打架”是邻里对他年幼时一致的记忆。 余承东幼年时，家里很穷，他靠吃面糊长大，以至于长期营养不良，身材瘦小，有一次甚至“快死掉了”，“小时候棉裤露个洞，哇的冷，手脚年年都冻烂，上中学，我还饿晕过，那么几分钱的一份菜舍不得吃，我爱看书，我买书去了。”
（图源：央视财经《遇见大咖》余承东专访） 但打起架来，余承东丝毫不逊色，就算打得满脸是血，衣服被撕烂了，也拧扭着对方不放。碰到实力悬殊的对手，就毫不犹豫操起砖头将对方砸得头破血流。 “我个子不高，但是玩命的那种，打得满脸是血也要继续打”，从打架的经历中，余承东总结出一个经验——拼搏精神很重要。 余承东的父亲经常给他讲英雄人物的故事，从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余承东对自己的人生也开始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架：“男人来到世界上就是要顶天立地，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 90年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是响遍大江南北的口号，彼时，刚考上清华研究生的余承东不仅要支撑自己的日常支出，还要供弟弟上学，手头经常很紧张，他也前往南方跑项目，机缘巧合之下熟知了华为。 当时，华为公司人数还不足200人，作为清华研究生的余承东完全有更多更好的选择，选择华为和他高目标、严标准的“野心”似乎有那么点儿不搭。 “余承东，你不适合到企业工作”，要去华为工作，余承东的导师第一个就不看好，“你的性格更适合在大学里专心搞研究”。 “我要到华为去试一试”，而且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退路：“在华为实在待不下去了，我就去美国留学”。显然，选择华为是余承东慎重的决定。 抛开华为所从事业务未来的发展前景不说，更重要的是，华为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让余承东大展拳脚。 余承东初到华为那天，走进办公室，他有些诧异。 华为这个企业和他导师口中的企业完全不一样：一男同事脚翘在桌上写代码，一女同事靠在墙边徒手做倒立，而且他们都和自己年纪相当。 办公室也出奇的简陋，办公桌没有明显规律地摆放着。 当时，华为正在筹划开发程控交换机，自动工程控制专业出身的清华研究生余承东来得正是时候，余承东加入不久，华为程控交换机进展就有了很大的提速。 1993年10月，华为造出了第一台程控交换机，售价200万，东西造出来了，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如何将东西卖出去。余承东带领团队，开始天南地北地“攻城略地”。 当时，主要的城市市场已经被阿尔卡特、上海贝尔、西门子等公司瓜分得所剩无几，余承东则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客户重点放在了偏远的县城和农村，这些地方有时需要倒好几班车，换好几种交通工具才能到达。 农村的环境和城市的环境根本比不了，阿尔卡特、上海贝尔、西门子等交换机所处的环境是有空调，装了地板的高档机房，而华为的交换机只能在简陋狭窄的屋子里靠着电风扇来散热。 有一次，一位机房维修人员打电话询问余承东交换机的操作流程，余承东在对方不认识英文字母的前提下远程教学了如何操作交换机。 “I就是像1一样的字母……”余承东耐心解释，为了更准确无误，他按照键盘上的按键一一和对方确认。 “任意键是哪个键？”对方问。 “任意键，就是随便哪个键。”余承东答。 这一场景看似是余承东在工作中没必要谈起的细节，但实际上，余承东对此倍感自豪。 因为当时绝大部分国外交换机，在操作上对于非专业人才来说非常复杂，常常需要专业人士前往操作，而余承东做出来的交换机仅凭一通电话就能让没有任何基础的普通人操作起来。 “做产品就要傻瓜到这种程度，按任意键继续，所有的好产品一定要方便用户使用。”他如此总结。 余承东的营销天赋也是在这一时期的“攻城略地”中开始崭露头角的，如果说前期的余承东还是个搞无线通信的技术宅，那接手消费者业务后的余承东就成了妥妥的“营销大佬”——这也是他留给大众的普遍印象。 自进入华为起，余承东一直都是任正非的爱将，相对应的，任正非也是余承东“伟大的老板”。 “就让余疯子去闯，我们多点灰度，正好和他对冲一下。”对于余承东，任正非的态度一向如此。 在华为内部，余承东因为狂野、横冲直撞的性格很不受人待见，是“一个人缘不好的人”，他曾不止一次表达对任正非的感恩：“任总给我挡过很多箭，否则我没有今天……我加入华为坚守奋斗这几十年，是因为华为有一个伟大的老板。” 任正非对待余承东也是爱之深责之切，一面是严词批评；另一面则是明目张胆地袒护和偏爱，他直言：“老说我打击余承东，其实我打击他是爱护他。” 写在最后 余承东似乎总是很忙，很拼，很狂，总是争第一，总是气场锋利，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细腻、沉稳和务实，这些都是他能成功的关键。 “我余承东是个不服输的人，但绝不是一个张扬，喜欢显摆自己的人，我内心一直都在教育自己的平常心”。 余承东在内部会议上嘴边经常挂着这些话： “我们是长跑型选手，要不断努力，我们虽然很笨，很傻，但是我们很努力，很执着，很聚焦”，“我们团队一定要追求，要引领……我们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不搞虚的、不搞花里胡哨的事情。” 1969年出生的余承东，今年55岁了，在华为他已经待了31年了，他的下属越来越年轻，他离退休还有5年，他还在带着团队努力干，5年时间的长跑够他实现下一个目标：把华为汽车业务干到第一吗？ 我们谁都不知道，但余承东一定会给出他的答案。 参考资料 [1] 余承东不低头，中国企业家杂志 [2]手机行业的偏执狂，华为打造苹果、三星敬畏的力量，环球企业家 [2]“双面大佬”余承东：语出惊人？背水一战！环球老虎财经APP [3]华为猛将余承东：一路沙城，来到造车前线，节点Auto [4]又是余承东！笔记侠 [5]任正非等待下一个余承东，市值榜 [6]余承东向前，华为手机退后，数字光年 [7]"大嘴"余承东传，博望财经 [8]余承东，一声惊雷，市界 [9]《华为没有秘密》，吴春波 [10]央视财经《遇见大咖》余承东专访 [11]B站up主“吴佩频道”余承东专访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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