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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生活六：城市间车速慢如乌龟，城内却频频超速事故多发 在民国时期，虽然国产汽车的数次努力全部失败，用车养车的成本也很高，但是那时候有钱的达官贵人很多，在权贵们的攀比之下，中国的汽车数量还是有了很快的发展。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出现了，当时的道路和附属设施建设都跟不上，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导致了一方面道路狭窄行驶缓慢、行车难停车难。另一方面却事故频发，而驾车者却经常肇事逃逸。 一、民国时期的公路非常狭窄 当时民国时候的最大问题，就是路况太差。除了几个大城市的市区有点柏油马路之外，出了城就是砂土路，而且路面非常狭窄。当时民国的公路标准，其实是分了几个阶段的：
1.北洋政府时期 北洋政府内务部在1919年的11月，颁布了《修治道路条例》和《修治道路系列实施细则》，其中规定道路路基宽国道为5丈(约17米)，省道为3丈(约10米)，县道为2.4丈(约8米)。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修成的所谓公路一般只有6～9米之间。 2.南京政府的公路标准 民国16年(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在民国18年(1929年)10月22日，铁道部颁发了《国道工程标准及规则》：路堤宽12米、路基宽9米。路面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所用材料分别为碎石、砾石、河泥和泥土。虽然仍然停留在碎石土路级别，但是总算是有了个施工标准。 3.七省公路会议 后来在1932年11月，又于汉口召开了“七省公路会议”，拟定了各省联络公路的工程标准，并经全国经济委员会审改后于民国23年(1934年)7月20日公布，名为“全国经委会公路工程准则”。这次的工程技术标准更加完整，规定路基宽度干线为12米或9米，支线9米或7.5米；规定路面分土路、砂砾路、泥结碎石路、弹石路、砖块路、柏油水泥路六级；规定桥梁载重分12吨与7.5吨两种。 从1919年到1934年，民国各届政府整整用了15年的时间，才在纸面上完善了公路的建设标准。当然了，民国的一大特色就是纸面的东西都是唬人的，而实际建成的就是另一码事了。 二、民国公路和桥梁存在的问题 而当年的道路情况，其实是非常糟糕的。这里面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道路太窄
当年公路面临的问题，首先就是太窄了。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派人调查全国公路，据1937年2月内部印发的《苏皖豫鲁四省公路桥梁检查报告》第一册记载： 当时最好的公路才十米宽，设计了四个车道，中间两个车道用于行车，两侧的车道让行人、马车和牛车通行。可是这所谓车道也没个护栏标线，这行人还好说，那牲口可不懂事，一不小心就会跑到中间的机动车道上来，开车时需要特别小心。以富裕的江苏省为例，只有少数公路如沪太路公路可达10米，而启东县的惠安镇至惠隆镇之间的所谓公路只有5米。这样宽度的路面，对于汽车只是单行线而已。 2.缺乏铺装路面 当年这些公路不仅是窄，还大多是没有铺装路面，只是土路就通车了的。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为例，当时全省有路面公路里程，仅占公路总里程的25.73％。而就是这四分之一的铺装路面，材料一般也是煤屑和碎石。1936年全面抗战迫在眉睫，国府为了军事目的开始“临阵抱佛脚”式大修公路。但是由于经费短缺加上回扣繁多，导致弹石路、砖块路、柏油水泥路压根不见踪影，实际修的大多是煤渣路。这种路对汽车的橡胶轮胎伤害极大，而当年中国压根没有橡胶产能，一条轮胎就得50大洋。
而哪怕是这种煤渣路也是稀少。当时的大部分县市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公路的，主要交通线其实还是满清留下的所谓“官道“，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这种土路晴天的时候是尘土漫天，一到下雨更是泥泞不堪，底盘很高的美式吉普车都能陷进去。 而缺乏铺装路面的问题，当时在冀中平原最为突出。那时候因为路面上只有泥土，下雨以后修路的人图省事，就会把路中间的湿泥铲到两边，久而久之两边的土就比中间的高，人走在路上就像走在沟里一样，形成了独特的交通方式——道沟。 后来八路军的冀中军区，就把这种独特的道沟进行了改造，宽度恰好可以容纳农民的大车，而让日军的汽车过不来。道路两边还留了崖径，下雨时人可以在路两边行走。
而当遭遇到敌人的时候，道沟又是现成的战壕。冀中军区的抗日军民正是利用这种道沟，和日伪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殊死搏斗。 3.桥梁承重太低 而当年道路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桥梁太少、而且承重太低。比如当时江苏省自己规定的桥梁宽度为两种：临时式木桥载重7.5吨，宽4.5米；永久式桥载重10吨，宽6米。这样的桥梁标准，导致稍重的车辆压根无法通过。
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府得到了苏联援助的83辆T26轻型坦克。这款坦克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设计最成功的轻型坦克”，其46倍45毫米坦克炮和两挺机枪的强大火力，对日军坦克占有极大的优势，本来能在战场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呢，这种坦克的车身重量高达10.5吨，这也就意味着它无法通过中国的绝大多数桥梁——要知道这还只是轻型坦克。那些列强的中型甚至重型坦克，更不要提了。 而当时中国采购的昂贵的32倍150重型榴弹炮，也因为炮车太重，多数桥梁无法通过，导致机动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发生过因为主要桥梁被工兵误布地雷，导致重炮车无法通过也无法绕行，只能被迫放弃的情况。这也是为啥日军在中国战场作战时，最常使用是仅有3.45吨的94式“豆战车”的最大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年中国恶劣的交通条件和复杂的地形，是我国军民抗日的最大帮手。 三、民国时代城市间车速普遍很慢。 在民国时代，其实当时的汽车技术水平发展已经比较高了，能够达到的速度很快。
1908年福特T型车问世，当时这种廉价车型的最高时速是40公里。 可是无论是速度多快的名车，那在中国的恶劣交通条件下，那也是跑不起来的。 在1933年，郁达夫去浙江旅游时从朋友那儿借了一辆汽车，从杭州开到富阳，全部行程42公里，路上花了两个小时，平均时速是21公里。然后他又从桐庐开到杭州，行程90公里，下午3:30出发，晚上7:00抵达，路上花了三个半小时，平均时速26公里。这还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路况。 而在内陆这公路就没法看了。1943年的时候，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经常乘坐自己的福特牌小轿车往，返于安仁古镇和成都市区之间。这条路单程只有60公里，他却要开上整整5个小时，平均时速仅有12公里。（参见《李劼人选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所以在当年，如果要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哪怕是有汽车，那也是很慢的。而且路上尘土飞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是一定的。 四、富豪们肆无忌惮地超速 不过呢，这种情况仅限于缺乏铺装局面的城市之间。在少数有铺装公路，特别是在大城市的柏油大马路上，达官贵人的汽车那可是开得风驰电掣、毫无顾忌的。
茅盾先生所著《子夜》的第一章里，资本家吴荪甫派人去接自己的老爷子来上海：“汽车越走越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过了外白渡桥转弯向南，那三辆车便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1930式的新纪录。所谓的“1930式”指的是1930年出厂的雪铁龙轿车，每分钟半英里则相当于时速48公里。这个速度在当时，那可是妥妥的飙车了。 要知道当年的大城市都是比较拥堵的，马路上那可是行人、自行车、黄包车到处都是，也没有什么交通规则，每当上下班之际，各种车辆密集，往来车辆频繁。这汽车一旦开得快了，那可是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因此上海法租界曾经明确规定：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0英里，否则罚款。 而当时的杭州则规定：“汽车速度在城市内每小时不得超过15英里。”（张光钊《杭州市指南》，杭州市指南编辑社1934年版）。这时速15英里，也就是每小时只能开到24公里。这些达官贵人们开到48公里，那可是妥妥的超速100%，按照现在的规定，那可是妥妥的驾驶证记满12分，重新考试去吧。 可是那时候是民国啊，那是富豪权贵们的天堂。那时候对于汽车超速，其实是并无什么有效的管理方法，最多也只是罚款。据陈伯熙的《上海轶事大观》记载： 犹太富商哈同在上海开发房地产，他老婆烧包得很，没事儿开车上街，一准超速。巡捕房说：下回再超过限速罚你5两银子！哈同夫人“恒怀钞票数十金疾行于南京路，巡捕干涉，则如所罚之数予之”。 人家这兜里揣着巨款，超速那是毫不在乎，交警开出的罚单人家那是当场给钱，甚至眼都不用眨一下。 五、交通事故频发和普遍肇事逃逸
而这种达官贵人肆无忌惮的超速，加上拥堵的路况，那自然就是事故频发了。据统计仅在1931年，南京市内汽车一共只有1158辆，汽车肇事却有503起，平均每2辆车就发生了1起事故！这些事故先后共撞死8人、伤265人，撞坏房屋5间、人力车及马车31辆，另外还撞毁了交通指挥亭6处！这事故率居然达到了50%，甚至连交警岗亭也不能幸免，估计也刷新了很多人的三观吧？ 而按理说，当时的法律条文是非常有利于车主的。当出了事故之后，哪怕是车主的全责，那也是只用赔钱的。轻伤只用赔5元，撞死人也只需赔偿150元，不过是三条轮胎钱而已。不过这有钱不等于素质高，民国的达官贵人们连这点钱也不想赔，经常肇事逃逸。 由此可见，当年在民国做个普通人有多难啊。那时候哪怕是你无辜走在大街上，也可能给横冲直撞的富豪汽车撞死撞残，而人家不仅没有法律责任，甚至会直接开车跑路，你连赔偿甚至死亡抚恤都拿不到！当时汽车撞人逃逸之普遍，甚至让广州市警察在1930年专门发布了一条公示：
市内常有汽车伤人毙命之事，肇事者经常逃脱，警察徒步追车极其的困难。因此决定，培训警察的骑车驾驶技能，准备配置单车，发给交通警察使用。到了1931年，广州市果然给交警配备了自行车，平均每3人拥有一辆。 而这警察骑着自行车追汽车的场面，估计也是很有意思。民国的光怪陆离之怪现状，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生活史》 《苏皖豫鲁四省公路桥梁检查报告》 《公路路面设计细则》 《上海轶事大观》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论》 《中国近代兵工史》 《阎锡山画传》 《上海工人阶级运动史》 《民国中产阶级账本》 《银元时代生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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