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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200433)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3期 【摘要】15世纪晚期黄河河势加快南趋，因其全流夺淮入海，下游三角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城镇受到洪水威胁，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掩埋了道路。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此一区域湖泊环境的变化。明代中叶以后，苏北硕项湖之水域面积大为扩展，鱼类资源愈益丰富，这吸引了大批徽州人前往该处从事渔业贸易，他们在当地陆续购置田产，直接促成了早期聚落（鱼场口）的发展以及其后新安镇之形成。此后，随着河湖环境的变迁，徽州移民除了从事渔业经营之外，也在当地努力改善自然条件，仿照江南的圩田之制，筑堤从事农业生产。及至清初，随着硕项湖之淤垫成陆，当地粮食作物的种植也发生了变化，最主要的就是番薯之引进。与此同时，硕项湖周遭的城乡景观、民间信仰等也因此呈现出新的面貌。 【关键词】环境变迁 硕项湖 徽州 渔商 新安镇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所沉积形成的冲积平原。在当代，广义的黄河三角洲系指北至天津市、南至废黄河口、西起河南省巩义市以东的黄河冲积泛滥地区，狭义的黄河三角洲则指1855年以后黄河在山东省滨州市以下冲积而成的三角洲。而在1128—1855年间，黄河三角洲就是指现在废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其地理范围包括今响水、滨海、射阳、灌云和灌南五县。此一冲积平原，是由黄河（淮河）、沂沭河、射阳河和海洋合力沉积造成的，其海拔高度约在2~5米。鉴于此处河道水系与区域之外的通贯相连，故在研究中行文偶尔亦会涉及安东（今涟水县）等地。 一、15世纪前后苏北河湖环境的变迁 根据地理学者张忍顺等人此前的研究，今天在平坦的苏北平原上有一条北起阜宁、南至吕四镇全长300公里的范公堤，这是一条重要的地貌界线，标志着全新世内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古海岸线所在。其后因海侵，海水深入苏北平原。而后海水后退，在波浪作用下，泥沙横向运动堆积成岸外沙堤，今里下河洼地（古射阳湖）和运西诸湖皆曾为潟湖的范围。在废黄河北岸平原地带，也有沙堤分布，但不及范公堤整齐，堤西在历史时期曾存在硕项湖、桑墟湖等大湖，亦为潟湖之遗存。其中的硕项湖，先是由浅海演变为潟湖，此后由于海势东迁，数道沙堤阻挡了海水，使之难以入侵硕项湖，再加上不断地接受淮、泗、沂、沭诸水的漫流汇集，硕项湖逐渐由潟湖演变而为淡水湖。在历史时期，硕项湖的面积时有赢缩。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于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黄河河道东决，夺泗入淮，此后河道颇为混乱，经常数道并行。其后，又历经元明时代的多次变化，特别是明弘治年间刘大夏筑太行堤阻断黄河北支以后，黄河全流入淮，滔滔河水挟带而来的大量泥沙，遂使苏北海岸线迅速东移。由于黄河夺淮入海，水患增多，使得黄河下游的一些城镇受到威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安东（今江苏省涟水县）。当时，淮北盐运分司驻于安东，大批徽商主要集中在那里。诚如明人文震孟在《安东县创筑城垣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淮之安东，古涟水军也，邑西南去郡六十余里，……虽僻处一隅，实淮、扬间一要害地也。……淮北盐贾集于安东者，每岁不下二十万。……安东为河、淮入海之路，淮北锁钥，且百万盐筴辐辏于此。 上文中的“二十万”或“百万”，实际上都是形容汇聚淮北的盐商资本。而活跃于安东一带的盐商，有不少就来自徽州。由于明代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频仍，安东等地时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如淮北批验盐引所原在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淮北诸场盐必榷于此，始货之庐、凤、河南”，批验所旧基在淮河南岸，“当河流之冲”，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圮毁，后来虽移至淮河北岸，但洪水的困扰仍未减轻。据乾隆《淮安府志》卷11《公署》记载，安东为“盐鹾孔道，土沃物丰，生齿蕃庶，……近罹河患，丰歉不常”。在这种形势下，盐运分司遂改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淮北巡检也移驻乌沙河。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但因其祖先产业所在，不少盐商仍然占籍安东。 除了安东县城的衰落之外，水量之骤然增大，还引起了河湖环境的变化。当时，在黄、泗、沭诸水的冲积淤塞之下，硕项湖的湖面逐渐扩大，遂成茫茫大泽。据《大明一统志》记载：“硕项湖在安东县西北一百二十里，一名大湖。西连桑墟湖，东南各有小河达于淮。《神异传》：秦时童谣云：城门有血，城当陷没。有一老姆忧惧，每旦往窥。门者知其故，以血涂门。姆见之即走，须臾，大水至，城果陷。姆走至伊莱山，得免。今山有神母庙。高齐时湖尝涸，西南隅城址犹存，绕城古井数十处，乃知城没非虚。”根据文中所引《神异传》的记载，秦朝时此处有城，后为大水所淹。并说北朝高齐时湖水曾经干涸，湖底现出旧城遗址及绕城古井等。虽然《神异传》之来源和记载颇为可疑，但关于这一点，明人方承训亦提及类似的传说：“湖荡沿传古治栖，膏腴沧海每兴悲，楼台隐隐朝涵影，箫管阴阴夕觉吹。烟境还初精已见，鱼波欲涸兆先知，不然蜃气嘘成彩，误认尘寰露物奇。”根据当地的调查，今灌南县新安镇西郊的原硕湖乡渔场村一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曾发掘出大批的古城墙砖、陶瓷碎片及窖藏铜钱等，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硕项湖扩大、古城湮没的事实。 如所周知，硕项湖亦名大湖、硕濩（灌）湖或石濩湖。此外，它也被称为“涟湖”。关于这一点，万历时人方承训有一篇《游涟湖记》，其中提及：“涟湖跨州邑三方，环围百余里。”这是说涟湖面积辽阔，地跨明代的安东、沭阳和海州三州县。另外，方承训在《涟湖歌送宗弟之安东》诗中写道：“涟湖湖水跨三丘，安东沭阳逮海州。”“三丘”以及方承训在《泛涟湖赋》中所述的“三郡”，皆指安东、沭阳和海州。对此，与之差相同时的万历《淮安府志》卷3也记载：“硕项湖：袤四十里，广八十里，海州、沭阳、安东各得三分之一。”对照此一方志及其他相关记载，《复初集》中一再提及的“涟湖”，显然就是指硕项湖。 万历八年（1580年），方承训跟随宗弟方应前往硕项湖从事渔业经营。当时，正是硕项湖面极为浩淼的时代。嘉靖中叶以后，由于黄河单股汇淮入海，苏北硕项湖之水域面积大为扩展。与此同时，当地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黄水四溢，河流冲垮了原先的交通要道。对此，方承训有一首《涟城至鱼昌口，古河道蓄浚，舟行易易。迩被河冲，沙淤三十余里，抵金城，舟不可涉，艰步趋舟，可泛所》诗，其中提及： 沧海桑田递变迁，涟湖舟道草芊芊，邑东假步趋扁叶，城北联抗接远天。 垂钓资生罢已剧，荷担附棹寝甘眠，湖中云水堪娱目，兢市奔朝愧彼贤。 方承训及其诸多族人曾在苏北鱼昌口及新安镇一带活动，他本人对于硕项湖的周遭环境，有着相当细致和生动的观察。在诗中，他感慨苏北沧海桑田的剧烈变迁。关于这一点，他还撰有另一首诗，题作：“湖口至涟城，河道仅百里，迩邑三十里，黄河沮洳，货载病陆艰移。或出淮子港胶浅，十日可至涟城。或循海入河，天风不顺，二旬犹有至不至，且臭厥载。而有司坐议通河，犹豫靡决，民商交病矣，故述。”其诗曰：“涟台川道自联河，河水淹淤舟苦轲，淮港可夷湍涉浅，沧溟冒险巨涛多，鱼盐倚载商供利，风浪催舻上不疴，纠令鸠工疏故道，帆墙鳞次日城过。”此处的“涟城”、“涟台”，都是指黄河（亦即其时的淮河）北岸之安东县。上述诗歌的意思是说，从硕项湖口的鱼昌口前往安东县（两淮盐运淮安分司原先就驻扎于安东），本来河道通畅，航行便利，后来却因河流被冲，泥沙淤积三十余里，由黄河泛滥形成的泥沼，使得陆路运输相当艰难。有人经由淮河支流通行，但需要十天才可到达安东县。有人则从海道入河，但若遭遇天气不顺，十几天还不能到达，而且常常发生倾覆的事件。当时官府虽想疏通河道，却一直犹豫不决，所以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百姓、商贾的生活。 其时，滚滚而来的河水冲毁了沿途的一切，使得地表景观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例如，方承训有《涟湖涯皆无木，以故不见禽鸟飞鸣》一诗，诗中描述：“舍倚山城树色苍，春风翎羽恣飞扬，谩惊淮阔墟无木，且怪天空鸟独藏。禽语不闻幽失趣，燕巢仅见杳无梁，惟夸湖巨鱼频跃，乐水忘机好泛觞。”在他眼中，涟湖周边看不见树木，亦不见禽鸟飞鸣，只有湖中的大鱼频繁地跃起。关于这一点，方承训另有一首《湖滨孤柳》诗，亦有如下的状摹：“江南无地不花丛，淮北冲沙树尽空，四季松筠别地翠，三春桃李旧时红。幸存孤柳知生意，喜见疏枝舞惠风，此日湖平堪植木，速封勤溉俟天工。”此处提及“淮北冲沙树尽空”，也就是指河水泛滥引发的环境变迁。由于湖面的扩大，加上陆上缺少树木等，水与沙石等下垫面之差异较大——在白天，水与沙石之比热悬殊，故水温远低于沙石的温度，气流由高气压区吹向低气压区。而到晚上，情况则相反。这些都说明，黄河夺淮入海对苏北环境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不少地方桑田一变而为泽国，湖区面积更是大为扩大。对此，方承训就有《涟城河水冲淹，小民获渔利，而巨室土田乃淤尽，则甚病矣，感作》诗，其中描述：“大河归海涟增愁，庐舍田场尽泛舟。巨室赋租鱼鳖窟，细民罾网食衣谋。秋风吹水波千顷，春涨盈湖泪几派。两利俱存祈阜足，湖深土见复何忧。”诗歌描绘了因黄河夺淮入海，涟城一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庐舍田地被淹没，当地的经济结构也因此而改变，田连阡陌之大户人家田地被冲没，而下层民众则开始依靠渔业得以谋生。关于这一点，方承训在《湖兴五首》之五中指出：“涟城鱼窟属天功，浪暖波平水族雄。”诗中的“涟城鱼窟”，显然是指涟湖（亦即硕项湖）鱼类之繁滋，而“天功”则是指硕项湖自然天成，完全是大自然（黄河）的鬼斧神工所致。上揭的诗歌，反映了15世纪以来苏北环境变迁对于民众生业的影响。 二、硕项湖与东、西鱼场口 关于苏北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的关系，以往也有学者涉及，例如两淮盐业、农垦之变迁，历来是相关研究关注的热点。此外，涉及海涂开发史的论文也谈及渔业开发，但主要是有关海上渔业的发展。而有关硕项湖之渔业，则一向较少涉及。另外，自明代以来，夸奢斗富的淮扬盐商素为世人所熟知，相形之下，学界对于活跃于苏北的大批徽州渔商则所知甚少。若透过对《复初集》所见诗文之重新细致研读，结合《新安镇志》等重要史料，则可以较为深入地探讨徽州渔商与明清时代村落、市镇发展的历程。 16世纪以后出现的新安镇，亦即现在的江苏灌南县城所在。这一带的发展，与当时整个苏北河湖环境之变迁密切相关。根据隆庆《海州志》记载，当地风俗“土虽广远而瘠薄，海产鱼盐，民多逐末，故田野不辟，米粟不丰，小民不出境事商贾，不习工艺，虽本土贸易之事，亦皆外来人为之，故民多贫”。文中提及的“外来人”，应当有不少都是徽州商人。而据稍后的《复初集》记载，硕项湖附近“贾皆歙民，民皆携母钱，饶者千金，上饶者五千金，次饶者五十金或二十金，下者亦持中人一家之产，又其下则五六金、四三金，亦能捷往来，奔趋糊口，鱼之利民也如此。凡湖皆产鱼，惟涟为巨，故鱼惟涟为多；凡湖属淮地者，皆容贾资，惟涟贾居最”。关于这一点，《复初集》卷33《方长公传》记载，在涟湖（硕项湖）上活动的歙县渔商相当多，其资金规模不一，资金少的人，如果经营得当，也能迅速致富。歙县新城人方应为渔商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都在硕项湖从事渔业贸易，他自己也长年在硕项湖一带活动。由于某年硕项湖鱼大丰收，盐少鱼多，鲜鱼之价格低靡。与此同时，当年的江鱼产量较少，丰收的湖鱼恰好弥补了江鱼减少留出的市场份额，以至于湖鱼贸易颇为有利可图。 在苏北，盐业与渔业之发展可谓相辅相成。当时，海州鱼场口一带之所以形成渔业中心，与苏北的盐场有着密切的关系。鱼场口之东，就有莞渎盐场。根据清代的记载，夏秋渔汛季节，采捕渔船需要淮盐作为腌切，要向附近的盐场采买。大约盐一桶，腌鱼八百斤。对此，乾隆末年的漕运总督管榦珍，有一首《网鱼船》这样写道：“海鱼嘘浪河鱼肥，盐河鱼多身细微，网船拾鱼饱其腹，一家坐卧村之矶……”文中提到的“河鱼”，应包括硕项湖在内的苏北各湖泊所产之鱼类。 关于徽州渔商与鱼场口的关系，最为重要的资料是《复初集》和《新安镇志》。鱼场口也叫鱼昌，所谓鱼昌，“谓鱼产而昌炽也”。歙人方承训曾活跃于此，他有《鱼昌口夜户不闭》、《湖兴五首》等诗和《游涟湖记》等文。其中，《游涟湖记》对于徽商麇聚之鱼昌口有着生动的描述。万历八年（1580年），应宗弟方应之邀，方承训前往硕项湖。他于当年的正月沿新安江东下，并在二月抵达涟城（安东），步行至金城，然后登舟前往硕项湖。文中提及： ……（新安）镇辖海州，而徽贾丛居贾鱼，以故称新安镇。镇实当湖口，违五里则湖矣。湖口夷坦，歙贾烟爨稠密，名曰东鱼昌。曰鱼昌者，谓鱼产而昌炽也。贾皆有囗（？），饶者构瓦舍，次构草舍，草舍居什七，舍盈五六百间，囗囗（？？）市，市不鬻鱼鲜，何以故？庄贾日以舟泛湖，就渔翁市鱼鲜，皆尽取也。……西鱼昌义所同也，贾舍支［只？］东鱼昌什七，中三十里湖汇为高家沟，沟贾支［只？］鱼昌十六，瓦、草舍亦称之。凡倚湖浒贾鱼绩者，若昌口、家沟者百数，殆不若三方成一都会也。 此处提及，新安镇离硕项湖口五里，而湖口亦即东鱼昌，当地有不少歙县渔商。东鱼昌有渔商的瓦舍、草舍计五六百间。若以每间瓦舍或草舍住1~2人计算，聚集在那儿的歙县渔商也有千人上下。此外，文中还提到西鱼昌和高家沟，说西鱼昌的贾舍只有东鱼昌的十分之七，而高家沟的则只有东鱼昌的十分之六，故而两处的渔商至少也有千人以上。由此看来，当时东、西鱼昌和高家沟聚集了不少徽歙渔商，人数可能多达两千人左右，所以方承训才有“歙贾鱼昌树市丛”的说法。这些人是所谓的庄贾，他们从在湖中打鱼的渔翁手中购买鲜鱼，然后再贩卖到各地。 三、新安镇的出现 根据徽人方承训在《复初集》中的生动描述，明代中叶以后，徽歙渔商虽然在当地建有一些聚落民居，但以草舍居多。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徽商便开始设法在邻近地方建立较为长久的聚集地。经过考察，徽人选定海州府南界一带、硕项湖东关河畔，此处西南距离硕项湖东岸鱼场口仅五里，而东距莞渎盐场也不过十数里，这就是后来的新安镇。对此，《新安镇志》卷首有“新安镇源流”，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述。文中提及，明太祖朱元璋因担心聚族而居的大姓造反，所以派兵加以赶散，史称“洪军赶散”（亦称“洪蝇赶散”）。朐南（今江苏灌南县一带的旧称）原是芦苇荒所，及至嘉靖年间，来自苏州阊门的周姓，常州无锡的惠姓，以及其他的刘、管、殷、金等姓来到此处，形成此一区域最早的土著居民。朐南一带本为荒凉之地，主要出产鱼虾，其中有鱼场口（今硕湖乡鱼场村），为从事鱼盐经营的徽商聚集之地。当时，有一位歙县庠生程鹏，通过称土的方式，发现鱼场一带的土较轻，而后来建镇的地方土较重。于是，就向惠、周、刘等当地土著商议，以重资购买土地，登记在徽商名下。从此，在附近从事鱼盐之业的徽商就迁居该地暂居。程鹏为嘉靖至天启时人，根据记载，程鹏的曾祖父程以远生有六子，其中长子、三子和五子同时迁至硕项湖周遭。程鹏就是程以远长子程德才之孙，其人生有二子，后裔就在硕项湖东关河畔一带繁衍。由于此处是土著居民与客商鱼虾米酒交易的场所，故而经双方协商后决定设立“脱采集”，形成每月一次的固定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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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晚明新安镇及周遭形势图 根据乾隆《新安镇志》的记载，自从脱采集建立以后，“其客民归之者暂［渐？］繁”。及至隆庆六年（1572年），徽州人再次购买“里人之地，立街立市”，取名为“新安镇”。之所以如此取名，是因为徽州旧名新安，“以镇名新安者，是不忘本也”。对此，歙人方承训也指出：“镇辖海州，而徽贾丛居贾鱼，以故称新安镇。”而在隆庆《海州志》卷1“集镇”条下，列有当时海州的四十多个镇，其中就有新安镇,“去张家店三十里，与安东界”。根据其后的张氏论曰：“海州地广，而盗贼多窃伏草野，故民聚数十家而为镇，其散在各村以便田事者不过四五家，皆与镇为声援。”从徽歙渔商在鱼场口的规模来看，新安镇在海州诸集镇中，应属较为繁盛的市镇，故后代有“新安乃朐南之巨镇”的说法。此后，新安镇之规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万历二十四年，镇势成立，里人不悦，欲易名'朐南镇’，讼之于州，州牧周公璲亲视之，见其规模壮丽，状若长蛇之势，以成功不毁，劝里人罢讼，里人不许，商民程鹏率众御之。”据说，程鹏在建镇时，就将镇势设计为“振翅一凤”，五牌为凤头，四牌和七牌为凤身，六牌为凤翅，而一、二、三、八牌则为凤尾。及至隆庆六年（1572年），新安镇已颇有气势，这引起了当地土著的不满，他们想将之改名为“朐南镇”，并向海州官府告状。但知州看到新安镇之气势已成，只能劝诫土著罢讼。不过，当地土著仍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希望阻止这些外来者的喧宾夺主。对此，新安镇上的徽歙商民，则在程鹏的率领下，坚决抵御住土著的攻击。这场纠纷一直延续了四十年，一直到明末的崇祯九年（1636年），才最终由知州陈维恭定案，正式命名为“新安镇”。此后，新安镇“始分五庄八牌，各办各差”。 及至17世纪，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科举人、涟水王启运，在其咏《硕项清波》诗中写道：“西枕桑墟东接河，烟波深处起渔歌。芦花梦熟霜前雁，荇带青翻雨后鹅。罾落湖滩收白小，稻肥秋井阁蒲螺。口钱塞赋千家急，民业如今仰钓蓑。”桑墟湖位于海州城西南九十里，上接沭河，下游入海。现存的一些地图，皆将桑墟湖画在硕项湖之西，两湖相通。而从诗中的“民业如今仰钓蓑”一句可知，在当时，渔业成了新安镇一带的主业。对此，《续纂淮关统志》记载：“硕项湖，……昔通商贾，连高家沟、新安镇，民得专其渔利。”该志原为明代马麟所纂，清朝杜琳初修，李如枚重修，元成续纂，目前所见者为清乾隆年间所刻，嘉庆、光绪年间递修本。文中的“昔”，具体所指不明，但极有可能是指晚明抑或清初。综合各类史料可见，不论如何，以渔为业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乾隆《新安镇志》的印证，该书记录了“新安八景”，即“硕项鱼灯”、“千佛雷烽”、“武障雪浪”、“三元耀日”、“莞葛船鸦”、“新沟菜蝶”、“惠涧水荇”和“莽留桃柳”。其中关于“硕项鱼灯”一景这样写道：“古来硕项是名湖，内隐渔樵活画图。无故扁舟浮碧浪，夜灯万点醉相呼。”寥寥二十八字，状摹了硕项湖中捕鱼时的热闹情境。在传统时代，凡是村落、市镇都时常见有“八景”，虽然随处皆是并不稀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八景”之类意象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镇发展的规模和程度。 四、新安镇的发展、繁荣 新安镇自形成以后，历经多年发展，逐渐成为苏北重要的商业和交通要地。嘉庆《海州直隶州》记载：“板浦场自西北卞家浦，会于板浦关，南由新安镇，经安东关，至永丰坝渡黄，达于淮所。”这段史料指出，从盐场重镇板浦前往淮北批验盐引所，新安镇为运盐大路沿途必经之地。正是因为它的重要地位，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惠泽巡检司由张家店移驻新安镇。在此前后，海州知州卫哲治还捐资在新安镇三牌巷创办卫公书院。 从《新安镇志》的“土产”记录可见，当地的鱼类资源相当丰富：“镇之诸水皆产，独硕项者佳，他处骨硬，硕项者骨脆，脑多油而香，商者投得定罗收卖腌成。大为鲤鱼，次为中里鲤珠之类，往苏州、江西等处货买［卖］；小者开皮，往杭货买［卖］；小者晒干，往淮、扬货卖。武障河去者谓之海鱼，亦可腌，此为镇之大产。而技艺必用打罗、掌缸、剁鱼诸行人等，是为鱼盐之利。”除了鱼类之外，硕项湖也产蟹、鳖等。《复初集》卷14有《淮海中三月产节蟹，味与江湖季秋蟹同佳，而中膏丰隆，形差殊焉，色彩刺锋亦略异。第时暖气蒸，不可淹醉》诗。关于这一点，《新安镇志》也指出：“渔人选团脐者，圆蓝于水内，每日喂食二次，养足膘，往苏、杭货卖，共汇成篓者，亦往南方货卖。”这说明除了野生者外，当地已有一些人工养殖。另外还有鳖，“涟湖渔人获鳖，烹之，折甲碎调，腹中有人形，面目毛发，类北夷之玄色，佥谓鳖宝者是也”。对此，明人方承训撰有《鳖宝赋》。此外，硕项湖还产湖虾。“硕项出者谓之湖虾，做成米，红而瘦小。武障河出者谓之海虾，大而肥，做成米，谓之巷米，焯晒为虾米亦可。”关于硕项湖的水产，方承训在《涟湖歌送宗弟之安东》诗中写道：涟湖（硕项湖）之内，“百里空阔汇不流，鲲鳙鲤鲫谁水俦。清风落日帆丛游，月明渔舟湮与谋。三月桃花鳞万里，九月菊蕋蟹盈楼。取鱼击櫂歌春幽，罿虾泛杯醉素秋。之子乐水不驱驺，野老耽山窥虎彪”。从明代文献记载来看，硕项湖鱼类资源运销江南各地的状况由来已久。歙人方承训在《涟湖十二韵》中，就状摹了淮鱼运销各地的状况，其中提及的“厌饫滋吴、汴”，显然是形容硕项湖鱼类的行销范围之广。 由于鱼类资源丰富，硕项湖周边吸引了相当多的人前来此处谋生、定居。除了前述的东、西鱼昌和高家沟之外，16世纪后期形成的新安镇，更是徽人聚居的重要场所。据《新安镇志·街市》记载，“新安初立之际，原系商民每购里人之地，逐段入册而成镇焉。于是街为商民之居址，庄为农人之田里，而各经营之市，亦随各地而贸易也”。到了清代前期，新安一镇包括大街两条以及五牌小街、新沟庄街、七牌小街、涌武庄街和莽留庄街。与此同时亦出现了一些集市，如惠家庄市，“在西河两岸，惟酒、米、吃食等铺”。大王庙市，“在大王庙两岸，亦惟吃食等铺”。此外，还有位于新沟和莽留的“牛市”、“粮食市”，西河的“船市”，三牌的“猪市”，以及新沟、惠家、涌武、莞葛和莽留的“柴市”。当时，街分8牌，环列5庄，东西、南北广袤各19里，东北至西南24里，西北至东南19里。据统计，乾隆中叶，各牌街市共有2705户，计15619人，鱼盐之业相当繁荣。其中，七牌一条街成为经营各类水产的鱼市，由此成为本镇的鱼市口，最为热闹繁华。也正因为如此，其他的百货商业也就不断辐辏于此。鱼市两边各行各业的商店鳞次栉比，这些商户北延至三、四、八牌，南达五、六牌，争强斗胜，形成全镇最为繁华的商业水运中心。此类的商况市景，在1736年和1926年的新安镇图上仍有反映，从中可以想见清代该镇的大致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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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26年的新安镇图 除了方志的概述性记录之外，当时过往的一些文人墨客，也曾留下过一些记录。例如，康熙年间扬州盐商程庭有《新安镇》诗：“纤月未分明，寒潮暗里生，岸低喧吠蛤，戍野乱催更，园柿堪蒸酿，河豚惯斫羹，转因名触处，撩动故乡情。”程庭出自歙县岑山渡，“新安”一名，触发了其人的故园情思。清代前期，两淮候补盐知事吴清藻也有《新安镇寄西谷弟》诗： 淮北新安镇，本以徽人名，国初至今久，俱为海州名。烟爨有千户，文武官二人，文职巡检尊，堂堂理民情。武职把总威，赫赫盗贼惊，维望官长好，各自安营生。村塾读书者，识字不知文，间有知文者，所冀在一巾。农夫都种麦，四月早秋成，渔人捕鱼鲜，食惯不嫌腥。山远少树木，樵采尽芦茎，无桑又无棉，女织芦席勤。卖盐不输课，官以匪类称，余物各有铺，里许市喧声。畦蔬不时荐，村酿薄而清，鸡豕亦易求，但少解炮烹。居人不言苦，我却无乐寻，思笋不得食，安望竹供吟。罕闻有林园，何处看花行，交谈心与口，对酌影共形。惜此老来日，犹作鸟离群，愿即归与弟，终老不离身。 “西谷”为国子监祭酒吴锡祺的第七子吴清鹏，其人系嘉庆丁丑（1817年）科一甲三名进士，由翰林御史历官至顺天府府丞。而吴清藻则为吴锡祺之四子，他们是浙江钱塘人，但祖籍来自徽州。从吴清藻的“候补盐知事”的头衔来看，其人应是在新安镇附近从事盐业经营的商人。该诗标题注曰：“镇名新安者，以多徽人所居也。”诗歌对于新安一镇的人情风俗有着生动、细致的描述。它指出，新安镇之名，源自徽州人的聚居，镇上有文武官员驻扎，治安较好，民众安居乐业，以渔盐之业为主，农民种有麦子，但无桑棉之利。此外，《四兄以客淮北新安镇数诗寄示不能全和，赋二律答之》一诗也指出：“武障河邻僻，新安镇处偏，居民杂沙户，终岁走盐船，作客独无伴，为诗多有篇，淮扬相隔近，数数好邮传。”该诗作于丙午（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是吴清藻与扬州一带家人之间的赋诗唱和，其中也提到途经新安镇的盐船。 由于新安镇的发展，清代雍正年间，淮关督理甚至想在新安镇设立一部关。对此《新安镇志》“杂志”中有详细的记录：“雍正元年，督理淮关庆松，命钞户王芳至新安镇六牌立一部关，各货投钞报税。王芳率内使拜霭［谒］镇绅士洪、汪、王等家，皆对彼言：地荒僻，不可以立关。内使恨之，王芳立午扬旗，祭天神，乐民囗囗，王芳大言：立此旗杆，新安添多秀气。吏更汹汹。得事者乘其立足未定，打入关房。王芳与内使逃走，至汪家少歇，又遇淮贩，毒打一场。王芳等窜去，哭诉庆公，称新安镇绅士洪、汪等率兵打关，庆移交州牧焦公，要此一干人等。值焦公在大伊税漕，连夜至镇会绅士，示知此事。吏计无所出，乃议出小民二人，名许秀、罗山，每赠银百两，二人毅然承任打关之罪，镇民随焦公赴淮。幸知府祖公廉清正，知受兔［冤］，假严刑究问，以复庆公。不依，必欲置之法，祖公无奈，只得褫革洪、王二人功名，赴苏司审。镇民为之沿路说冤，屈声载道，司关闻去，为之停审，率延七载。庆公自缢于红玄铺，其事遂寝。洪等释放回家，关亦不主［立］矣。”可见，由于新安镇绅士的抵制，部关未能设立。不过，部关虽然并未设成，但由此可以反映出这一带市镇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 明清时代，在新安镇及其周边，有相当多的移民。除了《复初集》中较为集中的记录之外，这在徽州的族谱（如《歙北皇呈徐氏族谱》、《汪氏族谱》和《岑山渡程氏支谱》等）中，都有不少相关的史料。而在新安镇当地，也保留了一些外来移民的谱牒资料。譬如，程氏宗谱上载有乾隆元年（1736年）的新安镇图，此图将各寺庙、宗祠的位置以及建筑外貌等，都画得相当清楚。从中可见，镇上有“程氏宗祠”、“汪氏楼”等。程氏宗祠位于新安镇头牌的祇陀林西侧，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后因故至道光四年（1824年）方才最后建成。根据族谱记载，程鹏的曾祖父“以远公”生有六个儿子：长子德才，三子德宝，五子德清，也就是程鹏的祖父辈。这三大家是同时迁来海州南新安镇的，“大兴公”是“德才公”之长子，生有七子，程鹏排行第一。 另据1926年所绘的新安镇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程宗祠”、“凌宗祠”、“汪宗祠”、“汪庄”和“汪节孝坊”等。其中，在汪节孝坊边上还注明“茔田十亩”。汪氏宗祠亦称汪王庙，位于七牌石头路北陈家西衙门东侧，始建于清康熙初年，是汪氏迁海州新安镇第三世祖“开明公”割私宅和汪氏家族出资共同兴建的。据今人回忆，宗祠有正殿三间，正殿东为“开明公”祖屋三间，前有过道三间，分东、西两院，院东另有一院为花园，形成一个整体建筑群体。据载，汪华之嫡系三十三世孙一正、一本两人，于明嘉靖年间从安徽歙县大里村迁来硕项湖边渔场口镇经商，后会同程鹏等人创建悦来集、新安镇，遂定居于此，子孙世为新安镇人。此外，还有凌氏宗祠、鲍氏宗祠等，从姓氏上看，应当也与徽州歙县有关。 在《新安镇志》中，记录了多位徽人事迹。例如，歙县人郑锐（字颖生）寓居新安镇头牌，“淡薄明志，不事生理，善画梅”。据说，“淮安程商得一幅，夏月悬之，夜半醒，见满屋皆明，清手扑鼻，四体皆凉，细视之，则先生之梅稍［梢］月也，良以为鼠所惊，则寂然矣，而香气仍冉冉不散，其征著异如此云”。此一描述显然类似于神话，目的是凸显郑锐画作之栩栩如生。另一位善人叫孙志鉴（字公明），来自徽州休宁，居住在新安镇二牌。乾隆七年（1742年）大荒，“田牧卫公，普劝赈粥以活流民，善人愿贡己财，设场赈之，凡有病者，另送一场医之，寒则施绵衣，所浩［活］多矣”，有鉴于此，知州送其“乐善不倦”之额加以旌表。还有一位国学生叫程良能，也来自徽州休宁，“善围棋，名闻江左，常游于仕宫［宦］之门焉”。此外，《新安镇志》还记录了一位“节妇”的事迹：“三牌故民汪士毅之发妻李氏，年二十余岁守节，上事孀姑，下扶二子，冰霜苦节，历数十年，年登花甲而率［卒］，州牧徐公请旨，建坊于其门以旌之。”据当地人回忆，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新安镇三牌有砖石结构的牌楼式牌坊“汪李氏牌坊”，就是为了纪念汪士毅之发妻李氏。另一位也居住在新安镇三牌的郑氏之女，“幼许汪氏，汪生出外贸易不归，矢志不他适，依母弟针指度日，年七十余终焉。州牧李公题疏，旌表其墓，额曰：贞女郑氏之墓也”。上述贞女的故事，亦见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记载： 生员郑敏功女，海州新安镇人，母程娠女时，梦神女遗以白璧。及女生，庄静绝俗，许字某，服贾远出，岁久无消息，父母劝之他适，坚以死誓，苦守终身。或云许配汪宜琇而殇，年十四，绝食投缳，其母救之而甦，用孝事嫠母，抚弟妹，守志七十余年，州牧申请旌之。 结合光绪《安东县志》、民国《重修沐阳县志》等的相关记载，此为康熙年间之事迹。传文中的汪宜琇，应当就是上文提及的“汪氏”或“汪生”。与徽州本土类似，贞女、烈女的事迹也为侨寓徽商大力表彰。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也记录了一位徽州烈女的故事：“汪天泉女，海州新安镇人，天泉故徽人，先世来朐，遂家焉。女幼失父，事母尽孝。及笄，许字里人方嘉谷，亲迎有期，而嘉谷死讣至，女若弗闻也者，夜取奁具悉焚之。母觉，询其故，曰：儿固字方矣，虽未结褵，夫也。夫死，而嫠安用是为？且以往吊请，弗许，遂绝食僵卧，母持瓯粥相对泣，女不得已，为一举匕箸。夜半启户出，自沉于水……”上述事迹，发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十月，当时汪氏女不过二十一岁。此一小传，与同时代的诸多徽州节妇烈女之事迹大同小异，体现了类似的民情风俗与思想追求。 由于移民众多，徽州人也努力在侨寓地参加科举考试。据《新安镇志》“籍贯”条记载：“镇民自有明崇祯年间，已四十余年，于例相符，方欲具禀入籍，值流冠［寇］猖獗，其议遂寝。迨至国朝康熙三年，州牧夏一凤具详商民入海州籍。越二载，商民汪、毕、程三人囗过学。三十七年，汪万入泮。里人攻冒籍，屡讼不休。学院准囗籍冒攻等因，囗以商籍复除。直至三十八年，广东布政司使姚公奏请，凡纳粮土著者三十年，理宜入籍考试，等因，奉上。昊（？）下商名，名具三代结状入籍，而镇之商往州呈请入籍者计六十一纸，州牧为之关于原籍查恐两处批考也，关回。州岁贡生张文禔又攻之，自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学院刘公呵之，令具结评，商民入籍考遂定。”与徽人移居全国各地相似，“冒籍”、“商籍”的相关问题，曾严重困扰着移民外出的徽州人。依据此处的记载，这种情况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以后才有所改观。不过，根据张泰交《批新安镇童生随海州应试详》记载： 定例：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同袍保结不扶，并无违碍者，方许赴试，煌煌功令，海内咸遵，岂海州一隅地独居化外耶？阅详案牍累累，皆大公无私，岂历任之院司道府俱属偏向耶？是非曲直，固判如黑白矣。细查前院量拨府学之批，酌乎人情，权也。合一考取之批，准乎定例，法也。哭庙之举，故为乎来哉！小而不惩，无以诫大，执迷不悟，健讼至今，有自来矣。如详，仍循旧例，一体随海应试，止于卷面第一圆圈内，填“新安童”三字，阅文果佳，量行拨入府学，否则全弃不录。如有假冒等弊，依律治罪。至廪保，仍令该州廪生照例具结识认，敢有抑勒，即行指名详报，定以违例革究，该教官亦干咎未便，此缴。 张泰交为山西阳城人，进士出身，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出任学政，故上述的《批新安镇童生随海州应试详》应作于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1700—1703年）之间。详文提及，凡是祖、父辈入籍某地二十年以上，并在该地置有坟墓、田宅的，经人保结，可以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张泰交还指出，当时有很多案卷，都是有关海州土著与外来徽人之纠纷。对此，张泰交显然是支持新安镇童生随海州应试。不过，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18记载：“国初，新安镇客民与土著争籍，攻讦无已。康熙五十三年有《禁革徽豪夺籍冒考碑》，近奉功令，非无籍可归、寄籍田墓庐舍合例者，不得与也。”文中提及的那块碑上的“徽豪”，显然是指挟带巨资在当地活动的徽州商民。由此可见，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有关“冒籍”、“冒考”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安镇一带的民众。 由于徽州移民众多，相较于苏北的其他地方，新安镇的风俗也显得较为奢靡。关于这些方面，《新安镇志·乡俗》中就记载了当地的一些赛会。如“花蓝［篮］龙舟”条载，“镇民酷嘉［喜］顽［玩］蓝［篮］，每牌各思异样，出类拔萃，以炫矜夸。送蓝［篮］观玩，不要银钱，主家以花炮迎接至门首，送烟助兴。至于龙舟，则受缘烛，镇民玩龙舟，动十余只，其龙虽纸细（？）所扎，不亚淮之龙也”。此条记录是说，新安镇的龙舟纸扎，其精细程度并不亚于夸奢斗富的淮安盐商所为。又如，当地的“祈求雨泽”活动，“他处祈雨，多挂纸吊，镇则用彩旗，招［抬］神像，大锣大鼓，各牌管各牌，南北四方游行，亦或亭阁古玩，你我相赛，以炫富贵”。这些描述，如果我们对照徽州歙县等地的相关史料，颇可看出其原乡对侨寓地之深刻影响。直到现在，“新安灯会”又称“新安元宵灯会”，已流传了400多年，迄今仍然得以传承，并于2010年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人群的聚居和市镇之繁荣，早在明代，就有一些徽州僧人前往新安镇。方承训在《赠仇道人》诗中指出：“缔社连云净讲坛，淮方徽镇集黄冠，经年草服回春暖，竟日蒲团不露食。蝉蜕自忘成玉相，鹤龄惟事养金丹，旋生羽翰飞仙杳，幸驻缑山散紫丸。”此处的仇道人，从其姓氏来看，应当出自歙县虬村一带。“淮方徽镇”，显然就是指位于淮北盐场附近的新安镇。而“淮方徽镇集黄冠”一句，明显是说当时有不少方外僧道集中于此。从明代开始，新安镇就兴建了不少庙宇。对此，《新安镇志·宫室》记载：“镇势之雄巍，虽人力所修，实神功所赐也。惟镇街昔有九庙十三庵，创建之始，历历可考，宫、寺之盛，可勷著风。”新安蕞尔小镇上竟有九庙十三庵，这在苏北，自然显得颇为鹤立鸡群。 表1盛清时代新安镇上的寺庙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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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及的宫观寺庙共有26处，除了两处已废圮，计有24处。其中的一些，还被列入“新安八景”之一，如“三元耀日”：“福地何须远处寻，三元宫是古蓬瀛，琉璃碧瓦照人目，灿烂金光耀日明。”在新安镇，三元宫有北三元宫和南三元宫，北三元宫据说建于明万历年间，人称为红庙，规模宏伟，富丽堂皇，有香火膳田数千亩。南三元宫则建于天启年间，每逢十一月十一日为会期，“奉献香火者络绎不绝”。碧霞宫建于崇祯年间，宫内除供奉碧霞元君外，另有关帝殿和观音殿等。这些寺庙，每处大多有香火田，有的多达数顷至数十顷，有的还建有戏楼。而上述的这些寺庙，大多与徽州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徽商与僧道过从甚密。例如，七牌汪姓商人在莞渎贩卖场盐，他与真人法宫友善，后来法宫前来新安镇，汪商热情款待。因下榻的地方夜里蚊虫肆虐，法宫遂出驱虫符，命童子绕着屋子行走。结果，屋外蚊声成雷，房内则寂然无蚊。后来那幢房屋倒塌了，但其原地一直到乾隆年间还仍然没有蚊子。该则故事虽然颇具灵异色彩，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徽州盐商与道教信仰的关系。此外，《新安镇志·释道（附鬼神）》载：“镇之灵签有求必应者，无如彤华宫周宣灵王签最验。”可见，彤华宫所奉祀者为周宣灵王。揆诸史实，周宣灵王之信仰虽然起源于浙江，但在苏北，周宣灵王则主要是从徽州传入，该神明带有极强的徽州地方神色彩。由此亦可看出，彤华宫与徽州的关系颇为密切。另外，祇陀林之“送瘟船会”，以及南大王庙的“船上赛愿”，显然亦可与徽州本土类似的迎神赛会比照而观。明崇祯年间在新安镇二牌所建的八佛庵，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增建有戏楼，及至清末，围绕着此一寺庙，流传着“亚圣射中红纱裙，余音袅袅八佛庵”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安镇上戏剧演出之频繁。另外，前述彤华宫阁上还有康熙状元汪应铨所题匾额及联，后者曰：“分黄山秀气，振东海文风。”体现了徽州移民对新安镇的深刻影响，以及侨寓商人与土著关系之逐渐融洽。 五、河湖环境变迁与新安镇之衰落 根据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记载，硕项湖东西宽约40里，南北长约80里，原先是个幅员辽阔的湖面。此后，因黄河不断决口，屡泛成灾，经过长年泥沙的沉积，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前后，硕项湖被淤塞缩小，逐渐成陆。对此，清人丁显在《淮北水利说》一文中指出：“延至康熙十七、八年，黄河屡决，骆马湖淤垫，而蒙、沂之水遂泛滥四出，硕项湖淤垫成田，增粮一千顷，而海、赣、沭、安渐为泽国。”据当地史志记载，今灌南县新安镇盐河西部、六塘乡、李集乡、孟兴庄镇和汤沟镇等皆属湖区成陆。此后，硕项湖区的面积大为缩小，成为紧缩在南北六塘河中间方圆三四十里的静水湖面，特别是在冬春时节，水面更是大为缩小。与前述的《淮北水利说》相似，民国《重修沭阳县志》亦曾追溯：“硕项湖，一名大湖，又名石濩湖，广一万五千余顷，康熙中兴屯案内，叠升粮一千余顷。自筑屯堤，日渐耕作，嗣又屡受黄淤，竟成沃壤。”这里所谓的“屯堤”，也就是指南北六塘河之堤堰。 在硕项湖日渐淤垫的过程中，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在《分添县治疏（题为江南徐、泰、海、山四州县地广民刁，安、沭、清、桃等县河淤土广，谨陈分并添设县治事宜，以全国赋以便民生事）》中提及：“……再查海、沭等州县接壤之间，有硕项湖最大，久已淤成良田，请即以此立治，而名为硕项县。至此新设硕项一县，田地有主，而欺隐者免其原罪，即准升科。或有新淤以及版荒尚未有主者，广招四远穷民，随力开垦，许其五年之后，方始升科。如是各为分添设施，城池、仓库、官役、俸工不无有费，然亦为数无多，将见无穷隐地，不丈自清，可使千万贫民凿井耕田、含哺鼓腹于尧天舜日之中，实于民生国计大有禆益也！”由上述可见，硕项湖一带淤成良田由来已久，靳辅提议在此设置硕项县。另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15记载：“康熙四十七年勘报，硕项湖淹没不常，田地一千二顷五十六亩五分。自乾隆十八年以后升科，及原额升科洼田改则，实共田地二千三百八十五顷二亩四分二厘。”根据此一记载，从康熙四十七年到乾隆十八年（1708—1753年），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田地之升科就多达一倍以上。而关于乾隆时代硕项湖之变迁，《新安镇志》也记载： 硕项湖，在镇西惠家庄、莞葛二庄地界，西通安、沭，其中多出鱼、蟹、茭、荇等物，镇民赖之贸易焉，而渔船辐辏，晚来灯光万点，醉饮高歌，亦大奇观也！真可谓渔舟唱晚，响穷莞葛之滨；雁阵惊寒，淆（？）惠庄之蒲。今则夏秋水，而春冬涸，可种麦、秫也。 此处提及，在硕项湖中，枯水季节竟可以种植麦、秫等农作物，由此可见湖区环境的变化。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乾隆初年之《两淮盐场及四省行盐图》中，虽然也注出“硕项湖”，但并没有湖泊的注记符号。后来，沭阳人魏增寿在《僮阳杂咏》中感叹：“苍茫硕项竟田畴，几度沧桑几度秋。” 另外，稍早于《新安镇志》作者的邵远平，在其所撰的《新安说》一文中也指出：“淮郡海、安、沭三州县界有湖，曰硕项，广袤各四十里，周一百三十里，素饶鱼盐利，兼之蒲藕菱芡之属，岁出无算，贾人争于此谋货殖焉。其东曰新安镇，所居多徽人，列隧列肆，或聚族而处，土著不及十之三，此新安之名所自昉也。湖固多鱼，徽人各立网户，大钩巨缁，百计探取之，大而鲂鲤，细而鲲鲕，或诱以芳饵，或投之密罟，无得脱者。比出岸，悉刳腹而实之以盐，捆积成山，腥血遍野，竞相居奇。俟远近商舶至，展转贩鬻，自谓可以胜计然、过阳翟，其获利也殊大，而其戕杀生命，顾亦不小。幸是湖为众水所聚，水即至不为灾，故徽俗以新安为乐土，称巨镇，坐享渔人之利而不之觉。”邵远平曾在南河担任河政衙门幕僚，他的《新安说》一文指出，毗邻硕项湖的新安镇上，十分之七的人都来自徽州，多以鱼盐为业。作者在追忆了全盛时期的状况之后，将话锋一转写道：“年来水决沙淤，湖半为陆，采菱芡者失其利，其潴畜处，水亦深丈许，然弥望清流见底，岁不产鱼，而人又失其利，间有田土足恃者，顾其地最洼，数被淹，致妨耕作，而人益失其利，不特无利已也。上自宿、桃暨中河水奔赴毕集，势盛不能容，不得不散漫而旁溢，向之丛杂者，近且易为萧条寂寞之乡，昔蒙利而今滋害，岂当数百年竭泽之后，天地之生机自此绝乎？抑灾祲荐至，乘除之理如是其不爽乎？夫天下大矣，世之操奇羸、权子母者，其术亦至不一矣，而欲以戕杀物命致殷阜而长子孙，固理之未必然者也。今之过新安者，宜作过秦观焉可。”作者对于新安镇之盛衰递嬗颇多感慨，其中有着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不过，倘若撇开这一点则亦可见，清代前期河湖环境之变迁，渔业的衰落，使得新安镇日趋式微，其聚落景观也有了极大的改变。诚如《新安镇有叹》一诗所描绘的那样： 飞檐万瓦暗长衢，客姓当时此结庐，二百年来生长地，三千里外懋迁居。 故家豆剖瓜分后，旧业花凋叶落余，不是入门亲见得，何缘兴废动踌蹰。 此外，因场河改由镇外，对于新安镇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盐河自开挖以来，先后疏浚治理过多次。及至清代，从板浦场而来的盐河原来穿过新安镇。及至乾隆二十二年（1756年），盐河改道，改道之后的盐河绕镇西向北，以致“廛市渐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漕运总督杨锡绂作有《新安镇舟夜》诗：“新安六塘尾，武障承其流。中横河一线，盐运此通舟。陆行倦鞍马，一苇聊泳游。是时阳月杪，气候类深秋。霜薄冰未合，月隐星尚稠。双桨摇深夜，历历经荒邱。忽闻声嘹呖，飞飞海西头。嗟尔泽中困，无乃稻粱谋。此邦岁苦涝，十室九敝凋。所恃圣主仁，频年遍赈赒。安得化灾沴，栗颖尽西畴。计惟河防使，未雨先绸缪。六塘南北治，海沭病其瘳。”诗中提及六塘河（北盐河）、武障河，而“中横河一线，盐运此通舟”一句，显然是指中河。另外，诗中的“此邦岁苦涝，十室九敝凋”，则反映了因硕项湖之淤垫以及由此带来的民生之竭蹶困窘。对此，《新安镇志》“水患”记载：“乾隆七年大荒，黄水大兴，十九年黄水大溢，三十六年黄水漫田，三十八年中河淤塞不通，无水患矣。”由此可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之前，新安镇水灾频仍，此后则因中河淤塞水患突然消失。 而在另一方面，清代前期因海势逐渐东迁，淮北莞渎一场，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被水冲没，丁灶逃亡，久无产盐，额征折价，无所附隶。乾隆元年（1736年），割板浦之中正四疃设立中正场，兼管莞渎折价。在此背景下，以渔业为生的新安镇及其周遭也受到了重大影响。灌云人李湘臣《咏淮北盐池》曰：“鹾纲淮北滞年年，檄算悬知陋计然。烟火万家屯穴灶，沧波千顷变腴田。”此外，唐仲冕在《奉檄重至海州并赠师禹门刺史（亮采）十二首》中也写道：“海垫河淤几岁年，渐消潟卤作爰田。……淮浦咸池变绿畴，农甿亭户价争售。”上述两诗，都反映了随着盐业的衰落，农耕在黄河下游三角洲一带的重要性有所上升。乾隆前期，工部尚书裘曰修指出：“夫石濩湖三万四千五百余顷，固甚广也，自为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两畔间有民舍。夫禹导河必弃地，奈何于湖底为田与舍也？”文中的“石濩湖”亦即硕项湖。由此可见，当时的硕项湖中，已有相当多的农田和房舍。关于这一点，在稍后的不少记载中都有所反映。例如，嘉道时人陈文述在《上李书年观察论黄河不宜改道书》中指出：“今河水所经，必由海州所属之硕项湖。硕项湖非湖也，夏秋之交，山左蒙、沂之水经此入海，汇成巨浸，汪洋百余里，若湖者然，故曰湖也。冬春水涸，居民于中种麦，麦后水至，不及种秋粮，亦谓之一熟地。”陈文述为举人出身，系阮元的幕僚，曾任江都等地县令。根据他的观察，硕项湖成了季节性的湖泊，冬春水涸时节，居民于湖地栽种小麦。当时，新安镇一带“问俗兼渔佃，谋生厪寡鳏”。 在此过程中，一些人提出应适应河湖环境变迁的形势。胡蛟龄在《海州请筑圩岸疏》中就提议，应当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洫”，他还指出：“闻徽州人寄居海州者，每置买田亩，周围筑堤，一如圩田之制，岁获有收，成效已著。”此一史料极有价值，这说明徽州人外出，除了居廛列肆计觅缁铢外，还有不少人从事农业经营，他们将江南的一些农耕方式也带往了江北的侨寓地。 正是因为盛清以后农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海州当地的八蜡庙也受到了人们重新的关注。关于这一点，漕运总督杨锡绂所撰《海州李牧新葺蜡庙成为纪以诗》曰： 圣世重农功，讲求先禾稼。螣蟊实害苗，秉畀法无赦。东海古名区，疆域齐鲁跨。鱼盐俗所饶，土沃宜。有庙祀伊耆，岁享通八蜡。凋敝自何年，坛壝任圯卸。李侯莅兹邦，擘画穷宵夜。稔知昏垫由，疏凿事宣泄。沟洫及圩岸，一一修余暇。念兹一亩宫，实惟田祖迓。辟地崇檐楹，开廊抗庭榭。屹立对锦屏，城郭增声价。从兹岁有秋，比屋连桑柘。民气所会和，弦歌隆雅化。岂惟荐苾芬，报赛于焉藉。 蜡庙即八蜡庙，是祭祀蝗虫及相关神明的寺庙。该诗紧接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杨锡绂所作的《新安镇舟夜》诗后，显然反映出环境变迁后当地民间信仰的变化。 六、余论 “无徽不成镇”一谚之正式见诸文字虽然较为晚近，但它所阐述的基本事实却显然由来已久——近数百年来，徽州移民对于东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明清时代，不仅在一些繁华都市中形成了徽人聚居的社区（如扬州、淮安和汉口等地），而且在一些中小市镇，徽商也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这方面，皖北的北炉桥镇与苏北的新安镇，都是颇为典型的例子。本文以《复初集》、《新安镇志》等相关资料，探讨了明代中叶以来河湖环境变迁背景下徽州移民与苏北新安镇之兴衰递嬗。 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环境有着重要的变化，这极大地影响着当地市镇的盛衰递嬗。其中，河湖水系的变迁尤其值得关注。 清代山阳人丁显在《淮北水利说》中指出：清代以前没有六塘河的说法，沂、泗入淮之故道，也不同于清代。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县，经曲阜、滋阳、济宁，又南流历邹、滕、峄县、鱼台，会独山、南阳等湖之水，又南历邳州、宿迁，才会骆马湖，沂水自北，沂、泗合流，经行之地，即由十字河入废黄河旧身。会淮之处，在旧泗州东（泗州之名因此）。当时，淮渎深广，足容沂、泗，以故徐、海之间不虞水患。乃至黄河夺泗，而泗无所归，沂亦不能入泗，势不能不逼而东行。不过，当时骆马湖周围有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丈尚未淤垫，蒙、沂之泉流，微山、昭阳之泛涨，还足以瀦蓄。而海州的硕项湖，也能翕受异涨。当此之时，海、沭诸州县的水患还不是很大。在明代，因黄河改道，苏北硕项湖之水域面积大为扩大，鱼类资源极为丰富，这吸引了大批徽州人前往该处从事渔业贸易，直接促成了鱼场口之发展以及新安镇的形成。此后，由于治河方略的变化，大量泥沙随着束水攻沙之实施而源源不断地进入湖区。与此同时，湖区的屯垦以及围滩造田，湖区水系的多次开挖疏浚、修建堤堰，加强了排泄湖水的能力，使得湖区水面越来越小。到了康熙十七、十八年（1678—1679年），黄河多次决堤，骆马湖淤垫，而蒙、沂之水遂泛滥四出，硕项湖淤垫成田，增粮一千余顷，而海、赣、沭、安渐为泽国。根据杨霄、韩昭庆的研究，雍正年间“六塘河水系的开凿，使沂水与沭水下游交织在一起，地表径流受南、北六塘圩堤约束而不再注入硕项湖”。随着来水的迅速减少，以及泥沙之大量淤积，硕项湖从季节性湖泊走向最终衰亡。 在当地，除了从事鱼业经营之外，徽州人还大批购置田亩，在长期的经营中努力改善自然条件，他们仿照江南的圩田之制，筑堤从事农业生产。及至清初，随着硕项湖之淤垫成陆，黄河三角洲的城乡景观也因此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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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海州民灶荡三界图，见嘉庆《海州直隶州志》 新安镇之衰落，是整个苏北环境与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晚清时期，苏北是江南各地最大的流民输出地。盐城人陈玉树在《丁酉春与上海申报馆书》中指出： 吾邑汉淮浦县也，古多畎浍，其谷宜稻。前明中叶以降，淮渎朝宗之道夺于黄河，河屡溃决，沟洫悉淤。国朝顺、康间，硕项湖亦淤为隰原，垦莱成赋，菽、麦、黍、秫而外，民多种番薯为粮，故不畏旱干，而畏水溢。……十数年来，上流淤浅，下游梗塞，萑苇密蒙，茭蒲弥望，海州人利而薮之。淮扬谢观察垂愍疴娄，屡议抒浚，朐民抗租，大吏以库藏涸竭，亦未之诺也。潦无所宣，乃为大戾，淫霖数日，隰畛俱湮，仍饥荐馑，三载于兹，流徙而南。 “丁酉”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此处提及，从汉代以来，硕项湖周遭的粮食种植发生过不少变化。在汉代，此处适宜种稻。明代中叶以后，原先的河湖水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海州诸水，亦有发源深远，可筑坝瀦水以成稻田，而土人不能相而为之也。东海诸浦，外通海潮，内受山涧之流，咸淡交蒸，流于荡委。土力深厚，旧皆沃壤也。今则海水淹没，无复堤岸，而民之失业久矣”。在这种背景下，“海州水田少而旱地多，故民间以麦为重，谷次之，黍、豆又次之”。及至清朝前期，硕项湖一带的环境再次有了新的变化。顺治、康熙年间，因硕项湖淤垫，当地人除了种菽、麦、黍、秫而外，还引入番薯种植。“到了晚清时期，因各处水系河道淤浅严重，积水难以排泄，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导致饥荒频繁发生。于此，大批人便弃家外逃，流亡于江南各地，这些人与苏北的其他流民一起，形成了上海等地随处可见的“江北人”现象。 Environmental Changes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and the Vicissitude of Xin'an Town in Northern Jiangs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Zhenzhong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5th century, the Yellow River accelerated its southward trend, and its diversion over the Huaihe River triggered a significant shift in the delta ecosystem of its lower reaches. Many towns along the river were under threat of flooding. The sand that the flood had transported buried the roads there, bringing changes to the nearby lake environment. After the mid-Ming Dynasty, the water area of Shuoxiang Lake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markedly expanded. Fish resources in that area became increasingly abundant, drawing many Huizhou mercha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shery trade and land business, which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early settlement of Yuchangkou and the later emergence of Xin’an Town. Since then, Huizhou immigrants have not only participated in the fishery trade but have also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to improve the local environment as rivers and lakes have changed over time. They constructed dikes in order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mitating the low-lying paddy fields system found in the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s the silts of Shuoxiang Lake deposited and later created lands, the local food crops cultivated here also experienced many shif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weet potatoes being the most critical. The landscapes i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as well as the folk beliefs surrounding Shuoxiang Lake, altered accordingly, presenting new social picture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changes; Shuoxiang Lake; Huizhou; fishery merchant; Xian’an Town 【责任编辑 陈文彬】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复旦大学 主编：汪涌豪 编辑出版：《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邮编：200433 电话：021-65642669 传真：021-65642669 电子邮箱：fdwkxb@fudan.edu.cn 印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年5月25日 发行范围：公开 国内总发行：上海市邮局报刊发行处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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