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潘耀明、深圳刘学强是四十几年前的老朋友了。1891年《深圳特区报》试刊时，刘学强是第一任副刊编辑，潘耀明是第一批香港作者。1980年代他们常常一起开会喝酒，见证了那个时代深圳星光熠熠的文艺天空。再后来，各忙各事，见面少了。今晚忽然重聚，二人郑重其事地行了个“拥抱礼”。 听他们聊天过瘾。他们聊王蒙，聊张洁，聊那时候常来常往深圳的北方作家们，我听着都是掌故，真希望他们都能早早将亲历亲闻亲见的名家风采写成文字以广流传。 潘先生说他很忙。眼下他已辞去“明月”主编之职，全力创建香港文学馆。他应金庸亲自延聘，亲写聘书，在“明报系”服务超过三十年，与金庸可谓至交。今年是金庸诞辰100周年，他和香港文学馆也主办了纪念活动。五六年前潘先生来深圳，我们曾请他在尚书吧主讲过一次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价值。不久前他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谈的还是这一话题。 他说，海外很多华人第三代，已经不懂华文或华语了。有的甚至不想学，对中文有点隔阂乃至排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外文看到金庸作品后，想要看原著，因而对中文产生了兴趣。金庸武侠小说的情节、文字很吸引人。金庸武侠小说作为学习华语和中文的桥梁，在华文普及推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潘先生曾在三联书店主管版权部，有次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顺道去慕尼黑，发现那里竟有金庸学习小组，还编有简朴会刊。“任何一个华人作家甚至外国作家的作品，都没有金庸作品传播得那么深入与广泛。”潘耀明说，“我十多年前参加金庸研讨会，有一个初步的统计说金庸的读者有两亿。1995年，我陪金庸去日本访问，当时有出版社把所有的金庸作品全部翻译成日文，非常畅销。” 今晚潘先生则谈到另一件事：金庸卖掉《明报》以后，曾请潘耀明协助策划一本《历史与文化》杂志，以便连载金庸准备创作的历史小说。潘先生为此曾到韩国去考察，亲耳听韩国一个教授说，韩国大学生六成以上看过金庸武侠小说。期间因金庸生病，创办杂志的事遂半途而废。 我搜集过一些金庸与深圳交往的文献，想探究一下金庸及其作品对一个城市文化的影响。潘先生对这一话题深思熟虑。他曾经谈到，“香港故事”过去讲的多是香港美食、香港购物与香港游乐场等等，其实金庸就是最具香港特色的符号。“我曾经呼吁过，香港可以做一个金庸主题公园。”潘耀明说，“当年金庸还跟我讲，有一个企业家本来有兴趣，后来不了了之。还有黄霑、倪匡，这些都是香港本土制造。要讲好香港故事，香港地道本土的文化、本土的文学很重要。” 前些天和金庸公子查传倜聊天时，他曾经说到一个创意：组一个车队，以金庸武侠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为线索，一路寻访过去，拍成视频，传播效果一定好。我当即表示，“此事太好玩儿了，可以绘制出一幅金庸武侠地图”。而据潘耀明先生讲，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研究生曾写过《金庸地图》：金庸小说涉及中国大江南北众多地域，有实指，有虚构，呈现出的是中华美丽山河与多彩风光。 今晚潘耀明还谈到前不久他去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协“万水千山总是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这时他的身份已是香港文学馆馆长。这次他来深圳，主人一般做东请客，要和老友新朋见面聊天。我读了有关报道才知道，原来他一度想把家搬到深圳的。学强聊天时也戏称，“现在许多香港朋友比我们更熟悉深圳。” “我想在深圳买一个比较宽敞一点的房子可以放书。”潘耀明曾多次表示。但是因为历经千辛万苦，香港文学馆终于从纸上落到地面，百事待兴之际，他也就顾不上在深圳安家这事了。 他说香港太需要文学馆了。北京很早就有现代文学馆，上海、广州、澳门、台北都有，但香港今年之前也没有。 可惜，深圳迄今也没有。 他曾经和媒体谈到过文学馆要做口述实录的事，这又让我想起2023年11月我和上海作家陈保平、陈丹燕在深圳讨论他们那本新书的事。【参见胡洪侠｜你的口述，谁来记录？】原来潘耀明在香港也一直在谋划作家的口述实录： “当年，中国作家协会曾想委托我访问香港几个老一辈作家，做口述历史。比如说，刘以鬯、金庸。这些老一辈作家的很多手稿、声音都没有留存下来，是很遗憾的事情。口述历史，过去我一直在呼吁，包括在倪匡还未去世之前，他们都是香港文学的活字典。我当年在纽约大学进修时，发现连唐人街都有口述历史，华人的口述历史。香港一直不重视这方面的收藏、保留、保存，现在要找这些大家的手稿很难。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很有限，自己也没有保留，可能家属也没有保留，这些都丧失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香港文学馆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有一个文学馆，就可以收集他们的手稿、书籍，甚至可以做口述历史。”（据中新社专访） 金庸、刘以鬯未能留下影像版、文字版的口述实录，确实非常遗憾。但不是所有人、尤其是有话事权的人都这么想，这就使得这类事只有文化人想想而已。不过，有人想想也好。比如我有时也想想：深圳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建一个文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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