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4月13日 感恩相遇 后稷文苑 农历三月初五 星期六 难忘长医卤面香（上）
长治医学院是我的母校。虽分别近三十年，但每在媒体看到“长治”二字仍倍感亲切，似久别的亲人。可想要接近时，总有几分畏惧和怯懦在心头：像上学迟到的孩子，踯躅门外不敢直面老师严厉的目光；又像一事无成的浪子，只敢躲在他乡的出租屋里轻抚亲人的照片，在暗夜中兀自神游。 天不亮，母亲已冲好一大盆酸汤泡馍，并拿棉方巾为我裹上热乎乎的煮鸡蛋。喝完吃了，父亲母亲又再三叮咛着跟到胡同口，后由大哥骑自行车将我送到二里外的西王路口，静候着河津驶往侯马的客车。
去侯马的客车大多很佯误，一路总走走停停地到处捎客，不足四十公里的路程，常费时两个多小时。长途就好多了，多到大站才停，但若客不过半，也常在中途被司机“转卖”。这还不算，临近沁水时，因路颠车缓，常会上来三几个贼人，明目张胆地翻腾货架上的包裹，让人在晃晃悠悠中睡也睡不安然。 乘火车要安全许多，但要先北上再南下，中途在晋中的修文改签。整个行程需煎熬十九个小时！许是图个便宜吧，火车上常人满为患：过道里挤满人，洗脸池上坐着人，座位下躺着人，甚至连货架和卫生间都被“非法”占据！大家像别满平车的一根根玉米，挨挨挤挤地呼吸着彼此的气息，常睡得前仰后合口也难以摔倒，任由“哐当当——哐当当——”的车轮声一路催眠，直到列车员提着嗓门喊到“长北啦！长北啦！”才觉眼前一亮，如释重负。 朦胧中，我站在长治市延安南路46号的门牌前，似乎要跟谁接头，却半天不见一个人影。姐夫把送我到校门口后便消失了，连同大哥给我做的那个枣红漆的杨木书箱。望着几根粗壮水泥柱支撑的那个熟悉大门，我的眼前忽儿清晰，忽儿模糊。
两扇铁栅门朝西敞开着。左边是保卫处，似有个身着制服的保安正厉声训斥两个打架的同学；右边挂着据说由薄一波同志题写的校名牌匾，端庄大气中洋溢着老一辈革命家对上党老区的一片深情。靠右还有个小院，“晋城血站”“晋城妇幼院”的标牌让人平添几分纳闷，但想到《太行山断裂》，心中也便释然。 蹑足入内，路北是一栋东西向三层教学楼，墙皮的水泥有些龟裂。嗯，妇产系、临床二系和组胚实验室就在上头。我犹豫片刻没敢上去，生怕被二系的景玉柱主任看见后瞪眼盘问，更怕被妇产系那个戴着墨镜、披着风衣、一股男人派头的女辅导员看见后冷言奚落。此时，似有个高大身影从身旁一闪而过，虽只看到一道浓眉和半张严肃的脸，但我看出他就是组胚教研室的主任——魏铜有教授。 一层的“局解”教室，窗台距地面很高，玻璃窗敞开着，没有窗帘遮挡。我不禁踮足观瞧：只见大家一律的白衣白帽，口鼻上捂着厚厚的棉纱口罩，有的在老师指导下，正戴着乳胶手套拿着手术刀小心地切皮、分离；有的拿着图谱对照着标本辨识着一根根的血管和神经；还有几个男生正七手八脚地从福尔马林液池中打捞着人体标本，眼神中有惊恐也有兴奋。我不禁抬手为那些遗体捐献者敬了个礼，又揉揉眼，擦一把被福尔马林熏出的泪水，竟看不清自己在哪里。似乎正与舍友一旁偷笑，说傅成钧教授一辈子也只能是个“副（傅）教授”？ 局解楼对面是一溜儿砖基矮墙，理发店里那对来自长子的精干小夫妻正忙着为同学们理发，言语温和，动作轻柔。往前是个锅炉房，院里堆满碎煤，锅炉顶“噗噗噗”地喷着白气，有人从那里打水出来，正抬头看着门口公告栏内贴着的几张大红纸，指指点点，表情凝重。嗯，那是八班的靳红旺得了“恶性肉芽肿”，他爹被逼得又卖牛又拆房的。后来，在学生会的组织下，全校师生共捐了八千多元才为他解了后顾之忧。记得张建中班长前前后后出力最多，我只是帮着写了倡议书和捐款名单。唉，那毛笔字写得真丑！ 其他基础教研室大都在与局解楼呈“L”型交叉的那栋五层教学楼上。我没上去，但记得五层中间是自费班那个大教室，老乡兰洁、李奎他们就在那里上课，可惜跟我最好的邓建光毕业没几年竟出车祸没了，想起不禁唏嘘。与之相比，我在生理实验室被兔子咬伤左手鲜血直流的事便显得微不足道。尽管那根食指至今还留着两道深深的牙印儿，可我从没埋怨过那只兔子，毕竟它是“正当防卫”。病理实验室在一层，各样的瓶瓶罐罐里尽是些器官标本，赵斌和王崇宇老师那会儿都很年轻，英姿勃发，办公室就在楼道南头。“病生”实验室不知在二层还是三层，我竟想不起都有哪些老师，也忘了都学了些什么，只记得周末跟同学们去那里看过录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