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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路遥把当工人的名额让给了初恋林红。一年后，林红看不上路遥农民的身份，抛弃了他。林红的好友出现在路遥身边，成为了他的妻子。然而，在路遥得肝癌去世前三个月，妻子坚决和他离婚了。 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林红作为一名知青，她不仅长相出众，还拥有广泛的见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路遥被林红所拥有的一切深深吸引，并且将自己的笔名以林红的名字命名。为了能让林红对自己刮目相看，路遥甚至做出了重大牺牲——将自己宝贵的进城工作机会让给了林红。 林红随后前往一个城市工作，离开了陕北这片贫瘠的土地。她初到城市的第一个月工资，全数寄给了路遥，并在信中提醒他用这笔钱买香烟享受。之后的第二个月，她又寄来了一条宝城牌纸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通信频率逐渐减少，从最初的每月一封，到三个月一封，最终演变为一年无信。 在路遥的生活中，因为他与林红的联系日渐稀少而感到苦恼时，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一天，他病倒在床时，县革委会的军代表前来告知，由于某些原因，决定停止他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并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而就在这一系列不幸的同一天，一封来自内蒙古的信件给路遥的心带来了致命的一击。信中的内容是林红决定与他断绝关系。原来，在成为城市工人后，林红对路遥农民的身份感到不满，她曾向在内蒙古插队的一位女友咨询此事。出乎意料的是，那位女友在未获林红同意的情况下，就代她写了封断交信寄给了路遥。随后，林红将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全数退还，坚决地与他分手。 这段情感的失败和随后的生活挫折，如同双重打击，促使路遥回到家乡。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路遥遇见了林达。林达的美貌、风度以及特有的气质让路遥再次看到了林红的影子，促使两人迅速产生了共鸣。 1978年，他与林达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林达不仅是路遥情感上的依靠，更在物质上无条件地支持他，甚至为了路遥能够安心在延安大学完成学业而几乎不为自己留下任何物质享受。 毕业后的路遥加入了《陕西文艺》杂志社，担任编辑一职。林达，同样怀揣着对文化事业的执着，走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大门，也成为了一名编辑。 路遥的生活几乎完全沉浸在文学创作中。而林达，一直以来都是路遥坚强的后盾，她不仅在生活中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庭责任，甚至在经济上也对路遥的文学创作给予支持。 1982年《人生》的出版，不仅为路遥带来了声名鹊起的荣誉，也让他们短暂地品味到了成功的喜悦。然而，这股喜悦并未持续太久。贫困的家人们带着希望和需求不断地来到他们的门前，而路遥，仿佛成了一匹拉着沉重车轮的马，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家庭责任。 在这样的生活压力下，路遥和林达的婚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路遥为了创作投入的精力，让他忽略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的生活习惯，如深夜才休息、狂热的写作状态，更是让林达感到孤单和疲惫。 他们之间的冲突逐渐加剧，直到林达面临着是否随知青回北京的抉择。路遥的态度，让这段关系达到了冰点。他的坚持，让林达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助和痛苦。 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岁月中，路遥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尽管身体状况堪忧，他却坚持不懈地继续着他的文学创作。在这段时间，他的弟弟王天乐提出了一个意外的建议：劝他结束当前的婚姻，转而寻找一个能专心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陕北女子，最好是个朴实无华、不识字的人。这个建议引起了路遥深深的思考。 这段思考不仅反映在路遥的私生活决策中，也悄然影响了他的创作。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不识字的贺秀莲的婚姻，似乎是路遥对这一建议的文学化反映。尽管如此，路遥深知，即使他真的找到了一个如“巧珍”般的伴侣，现实生活的重压也不会因此消散，幸福并非易事。 路遥的生活充满了挑战：一个早逝的初恋，一个问题重重的婚姻，让他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感受到了深深的孤独与悲凉。为了寻找慰藉，他甚至开始了一段婚外情。根据弟弟王天乐的回忆，1986年秋冬，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期间，曾短暂沉浸在这段关系中，但这段情感最终未能持续。 在专注于创作的同时，路遥的婚姻亦步入了终结的边缘。尽管林达多次提出离婚，但考虑到女儿和写作事业，路遥选择了拖延，不愿意结束这段关系。然而，在路遥生命的最后阶段，林达仅仅只是短暂地出现，即使准备了离婚协议书，面对路遥的憔悴，她最终未能提出。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荣获茅盾文学奖，而他则在1992年因肝硬化住院治疗，期间他依旧坚持创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路遥将离婚的事务委托给了王天乐处理。尽管如此，林达选择了一种无需任何财物的离婚方式，决定独自前往北京。 当路遥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林达最终出现在他的病床前，带来了离婚协议。尽管路遥试图挽留，但最终无济于事，只能无奈签字。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路遥频繁回忆起过去的艰苦岁月，朋友的探访也无法抚平他心中的伤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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